“伤痕文学”涉及的内容很多，但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形式，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从而宣泄十年来积郁心头的大痛大恨，这恰恰契合了文学最原始的功能：'宣泄'。
本文讲诉了一位天才少年（惊人的记忆和准确的音耳，潜藏着一种还没有充分而明确地表现出来的才能），得到被迫隐居的武林前辈的指导（教授惨痛地想到那位最知己的朋友，同时代人里最有才华的一个），受到一些微不足道的挫折（报名的时间早已过了，现在连复试都要结束了），由于受到诸多好心人的帮助（他们一齐为他力争），最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前途一片光明。让人对于文革充满了希望和感激之情。
所谓的伤痕文学无所顾忌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疤，我们来看看本文揭示了什么。他揭示了伐木工是友爱的，不仅和梁老师成为“朋友”，还多让梁老师“休息”，带来“珍贵的药材”给梁老师治病的；他揭示了父亲是开明的，不仅接受了一位“黑线人物”，还让自己儿子每天跟着臭老九学习一些“文艺黑线专政”的东西；他揭示了孩子是聪慧的，天生的就是一个音乐奇才，有着“惊人的记忆和准确的音耳”；他揭示了工作人员是热情的，“有着明媚的微笑”；他揭示了复试的考生是善良，“他们一齐为他力争”；他揭示了教授是和蔼的，会“不由得同意了这个顽强的孩子”；党中央更是伟大到不行，不仅雷厉风行的解决了四人帮，更是最后发出“争取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声音，将让考生感到“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美丽而晴朗的早晨——一个让他们一生也不会忘记的早晨！”。本文作者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大胆披露出真实的文革现象和状况，让我们明白文革发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四人帮的胡闹，而文革中除了几个如梁老师般的倒霉蛋，大部分人民生活的很幸福，相互之间关系很和蔼，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如果看了这篇文章还有人说什么文革到处批斗，人和人之间关系冷漠，各地乱成一团，那么一定是对于文革最为可耻的污蔑，是不尊重客观的表现。那么伟大的一篇作文，定位成伤痕文学实在是太过屈才，应该为他正名，这是一篇典型的政治文学。难怪乎会获奖了，果真是有政府支持的吧？
这样看来好像梁老师的“劳动改造”就是唯一一处败笔，这不是说文革是不好的吗？梁老师“非得认罪，投降，出卖，陷害别人”才能得到治疗，所以他宁可不治疗，也不愿意回去，体现了一种抗争的不屈的内心。
如果是一名资产阶级阶级的音乐家，说出“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音乐，是从劳动中产生的，应该让它回到劳动人民那里去。你已经学得不错了，可是离一个真正能表达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并且为他们所喜爱的艺术家，还相差很远！”是很奇怪的，因为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农民没事会掏钱去听贝多芬，舒伯特的交响曲，听他们音乐的大多都是不从事劳动的富人。所以他们都是伪音乐，不是真正的音乐，梁老师其实是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者，所以才能讲出那么有无产阶级特色的音乐理论来。从中我们可以知道，梁老师是因为四人帮偏离了他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选择抗争，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忠诚于党的好同志。作者是想借此表明所有被压迫的知识分子其实都是为了反抗四人帮，骨子里却还是党的好儿子。所以他们被贬就更能体现出文革时期中人民忠于革命忠于党的思想倾向，自然是不能删除的。
有人评价这是试图显示一条面对政治蒙昧的诗意启蒙之路。这简直是对这篇文章的污蔑，他否认了梁老师本身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事实，孙长宁脱离政治蒙昧，难道是看着森林幻想出来的吗？只能是梁老师的教导。虽然文章并没有明示，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出，孙长宁日后定然首先是一名优秀党员，其次才是音乐家。是党让他走出了文革，是党给了他二次生命，如何能不叫人感激？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竟然成为了一名伟大的音乐家，这是在别的国家难以想象的，难道不是文革伟大的产物吗？而在文革时期森林里的孩子尚且能成功，那么那些生活在田里，或者是城里的孩子的失败还能有什么借口责怪文革，这都是个人原因和品质的差距吧？作者成功的以一个个案的成功，成功的掩盖了由于文革造成的无数人的失败，这是怎么样的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呀？他让人看到了文革的美丽，失败的人总是在找失败的借口，文革难道就没有人成功？为什么不想想他们成功的原因，而去怪这个社会？虽然我们知道孙长宁的成功，背后意味无数的失败的，不能上大学的人。但是，人总是要相信社会的，最后不管怎样，都是个人的因素造成失败，而未来却总是充满希望。
作者真正的给文革过来者抚平了伤痛，以主人公的成功叫大家相信希望，尤其是最后的两段，更是给人以希望。我们什么努力也不用做，只要坚定的相信党，希望总是会来的。
如此彻底的暴露出文革的现象和实质根源，分析的如此理智和客观，作者当属中国第一人，还真是没有辜负政府给他颁发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如果说这篇文章除了混淆视听之外还有什么深层次的东西，也许也只有这句话了：“电波传送了党中央的声音：‘中央鉴于报考音乐学院的考生中有大量突出的优秀人才，支持该院增加招生名额，争取早出人才，多出人才！’”或许某些伟大的评论家会这样告诉我们，这里不是单纯的歌功颂德，而是作者高瞻远瞩的讽刺了大学扩招可能带来的问题。
作者的反思是深刻的，他不想其他人那样绝对的，片面的否认文革，而是客观的，辩证的看来文革，是以一名高尚的政治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待文革，而不是像低俗的作家一样只是知道揭露，而没有建设。这样的作者，喔，不对，怎么能贬低为是作者呢？这样的政治工作者应该要更多，中国需要他们，党和人民需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