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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江村变迁

更新时间:2012-05-23 18:15:39
作者: 郭建光  

  

  无论怎么看,江苏省吴江市的开弦弓村,都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村庄。

  这里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没有独特的人文建筑。即使从经济上看,它在吴江的地位也不突出,无法与“热门”的华西村、南街村等相比。

  但半个多世纪以来,众多中外学者频频造访此地,来的官员、学生更是不计其数。甚至在人民公社的前夜,还有一名澳大利亚学者,通过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安排,进入这个村庄调查。

  围绕开弦弓村的作品也多得“统计不过来”。

  “大家都是冲着费孝通来的。”很多开弦弓村人都会这么说。

  1936年,26岁的费孝通在此考察近两个月。后来他写下以《开弦弓,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为题的博士论文,并于1939年在英国出版,书名为《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中国这个普通的村庄,随之进入全球学者的视野。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豪兴,1982年便追随费孝通而来,对开弦弓村展开了持续30年的细致入微的观察。

  “这里可算是中国第一个探索现代化的村庄,是一个理想的观察中国农村社会的窗口。”刘豪兴说。他今年72岁,个头不高,满头银发,走起路来像一阵风。

  

  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

  

  开弦弓村极为平常的一天:

  早晨6点,村口的集贸市场就热闹起来,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小吃店、小商店陆续开门,开始一天的营生;接着,带小孩的老人出现在大街上;再接着,一些人钻进茶馆、棋牌室……

  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刘豪兴带着一拨大学生出现在集贸市场。

  不时有村民和刘豪兴打招呼,他面带微笑回应着。他也时而和卖东西的人攀谈一阵,并随时掏出本子进行记录。

  30年来,与人交谈,成为刘豪兴在开弦弓村的日常功课之一。其余的功课则是查阅资料和观察。

  在这30年中,这位社会学教授掌握了开弦弓村大量的资料。无论提起哪一段历史,他都能说上一通,连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费孝通先生说过,社会学工作者的工作,就是记录、发现和寻找。具体到开弦弓村,就是记录农民生活、发现农民创造、寻找农民出路。”刘豪兴说。

  刘豪兴本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师。1978年,该系负责人要他整理“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资料,他却被社会学所吸引,一下子“入迷”了。后来,他写了《外国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一文,到系里交差。

  正是这篇文章,使他与社会学、与开弦弓村有了不解之缘。

  1979年3月的一次会议上,胡乔木正式为社会学“平反”。此后,中央委托费孝通开展恢复社会学的筹备工作。这一学科,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因其带有“资产阶级性质”而被砍掉。

  次年,首期“社会学讲习班”在北京召开,费孝通主持。复旦大学推荐刘豪兴参加学习。在这次讲习班的学习中,刘豪兴对社会学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也和费孝通结下了师生之谊。

  费孝通讲第一堂课,课上谈及自己转学社会学的经历。他本学医,是东吴大学医学预科班学生,后来因参加学生运动,转学北京,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学医只能为一个个人治病,学社会学,可以为这个社会把脉诊断、开药方。”刘豪兴清楚地记得,当时费孝通和大家这么说。

  “我一下子有了责任感。”刘豪兴笑道,“对我来说,经历过动荡的年代后,选择社会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文革”前一年,他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文革”开始后,这名年轻教师目睹了整个社会的紊乱。

  从北京讲习班归来,刘豪兴积极投入社会学系的研究与教学,并参加编写《社会学概论》一书。在此期间,他经常与费孝通保持联系,深为这位前辈学者的魅力所吸引。

  1981年,“江村社会调查基地”成立。刘豪兴在费孝通的邀请下,于1982年元旦次日,从上海赶到开弦弓村。从此,他就扎根开弦弓村,并将这个村子作为自己的“第三故乡”。

  从集贸市场出来后,刘豪兴又张罗大学生到附近的工厂参观。一上午下来,他带大学生参观了5个地方。他要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村庄的气息”。

  好客者有时把他让进屋,给他沏上一杯当地的甜茶。他喝着甜茶,主人又上了一杯薰豆茶。

  “这里的人太好客了。我都不敢进去喝茶。”说完,他将茶杯中的所有东西吃掉。这是当地的风俗,不把薰豆茶吃掉,意味着轻视主人。

  

  农村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

  

  76年前,也是极为平常的一天,26岁的费孝通走进开弦弓村。

  后来留学英国时,他根据对这里的社会调查,包括交谈、观察和查阅资料,写出了著名的《江村经济》。他的导师、著名人类学家布·马林诺夫斯基称此书“将成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某些段落确实可以被看做是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宪章”。

  凭借此书,费孝通于1981年获得赫胥黎奖章。这是人类学学科最高的荣誉。

  刘豪兴熟读这本书。在费孝通邀请他到开弦弓村之前,他很好奇,这个中国最早进行现代化探索的村庄,到底发展得如何。

  结果,他“大失所望”。

  那时的村子远没现在热闹。村民还叫做社员,集贸市场还不被允许。男子大都穿着深蓝色的土布衣服,总喜欢戴一顶瓜皮帽,围一条作裙。妇女穿得稍鲜艳一些,但“也不靓丽”。

  村民的肚子饥饱已不是问题,但物质的匮乏显而易见。1982年的开弦弓村,只有一辆自行车,还是公社兽医的“公车”;村民大都住在低矮的房子内,“即便大白天也看不清楚”,个别人家还住在草棚里。

  “我就像一下子进入原始社会。”刘豪兴回忆说。

  在开弦弓村调查结束后,费孝通在吴江做了一次讲座。在这次讲座中,费孝通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先使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农民富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刘豪兴自己就出生在广东信宜的一个山村,从小砍柴放牛,直到9岁才背起书包,走进教室。

  小的时候,他吃过山芋叶子,也吃过南瓜秧。肚子虽不至于太饿,但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去复旦大学上学后,他的生活才有所改善。

  “我是农民出身,很同情农民的生活。那个时候,我就想为这里的人做点什么。”刘豪兴说。

  多年来,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意识里。他解决过村民鸡毛蒜皮的小事,也通过自己的关系为这个村庄修了一条路。

  但这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希望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为村民寻找致富的途径,就像费孝通一直做的那样。

  在费孝通的一生中,曾26次访问开弦弓村。几乎每次,他都会为开弦弓村带来有实际意义的指导。

  在《江村经济》中,费孝通着重考察了“土地的利用和农户家庭中再生产的过程”,并考察了现代化企业对这个村庄的影响。他最后得出结论:“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

  1982年,刘豪兴第一次踏足开弦弓村时,这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遍地开花。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也已露出可喜之势。

  “我能不能沿着费老的路子走,考察农工副之间的关系呢?”他想。

  这个想法得到费孝通的支持。在“江村调查50年”之际,刘豪兴写了一篇《农工之间》的文章。后来,费孝通还专门交给他一个“农工之间”的课题。

  随着社会调查的推进,刘豪兴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入。

  “现在,农村问题仍然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问题。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事情才好办。”坐在开弦弓村的一个办公室里,刘豪兴严肃地说。

  

  那个厂要还是我们的,华西村根本什么都不是

  

  开弦弓村坐落在太湖南岸,距上海仅100公里,距苏州50公里。村中有两条河,如箭在弦,故名开弦弓。

  这一带历史上就是有名的蚕丝业基地,家庭手工业发达,有“日产万匹”之说。

  到了20世纪初,这个村庄处在现代化冲击的风口浪尖上。世界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当地的手工蚕丝业迅速衰落。

  为顺应时代发展,1920年代,费孝通的姐姐费达生开始在此地推广蚕种改良及科学养蚕技术。1929年,费达生组织蚕农入股,争取银行贷款,创办了开弦弓村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工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

  有记载显示,1935年,这个工厂的产品被国民政府出口局列为最佳产品。

  费孝通的调查就是在姐姐安排下完成的。

  直到现在,村里一些老人仍习惯地称费达生为“费先生”,而费孝通则被称为“小先生”。

  合作社当时共有429名社员,基本上包括本村所有住户及邻村50多户。在刘豪兴看来,这个工厂“已经具有现代企业管理形态”。

  遗憾的是,1938年日军扫荡太湖时,将工厂的机械毁坏。后来村民干脆将厂房拆掉,以免日军驻扎。如今,这个昔日辉煌的工厂只留下一个废弃的水池。

  时局变迁,但开弦弓村一直保有一种创办企业的冲动。

  “农民的想法很直接,什么来钱就做什么。开弦弓村从企业中得到过好处,生活过不下去的时候,自然想到办企业。”刘豪兴说。这个结论,是他听很多老人说的。

  进入“合作化”时代后,村里的家庭手工业、副业被统统砍掉。村子变成单一的农业村。

  1957年,费孝通二访开弦弓村时就提出疑问:“为什么农业增产了60%,还是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呢?”根据调查,他向中央提出“发展小工业、恢复副业”的建议。

  不久,费孝通被打成“右派”。

  时至今日,开弦弓村不少老人提起此事,都感觉“不理解”。

  “费老说得没错呀!要是中央那个时候听费老的,村里也不会饿死人。”村里一位87岁的老人说。

  根据刘豪兴整理的资料,从1959年到1961年,村里减少人口71人,净减7.51%。

  “文革”开始后,村民收入依然不高。经过10多年集体劳动后,“磨洋工”的现象愈发严重。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大队干部开始鼓励社员生产土丝。1968年,在费达生的帮助下,开弦弓村与别的村联合,办起机械缫丝厂。

  有老人回忆,生意很快就红火起来,村里进厂的工人最高时达到100多人。

  1972年,企业被公社接管,开弦弓村又成为单一的农业村。

  “文革”后期,同处江苏的华西村农民增收很快,在当地名声大噪。开弦弓村的大队干部被组织到这个“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村“取经”。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华西村致富的“秘密”:办工业。

  回来后,大队干部一商量,开始筹办建厂。1978年年初,开弦弓村办起了工厂。这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召开。1980年,工厂进行扩建,一直到1997年,因欠债960万元倒闭。

  “我们在60年代就办厂,那个厂要还是我们的,华西村根本什么都不是。要说办村办企业,我们才是第一个。”一提起这段历史,一名老村干部就忿忿不平。

  在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中,刘豪兴看到了农村发展的源动力——那就是农民要过上好日子的冲动。办企业就是他们的致富门路。

  可是,当时的农民想不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10多年间,开弦弓村的发展仍被一根“无形的线”牵绊着。

  

  这种管理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区别

  

  到开弦弓村次数多了,刘豪兴和村民逐渐熟悉。也是极为平常的一天,他听到了村民对村集体企业的抱怨声。大家为企业不分红的事而耿耿于怀。

  这种抱怨,一直延续到村集体企业的破产。

  当时,经过扩建后的开弦弓丝织厂发展迅猛。到1990年代初,全村工业固定资产达到750万元,利润最高的一年超过105万元。

  企业实行“一户一工”政策,即一个家庭出一个工人。但是,企业的利润不分红。一部分利润用于村里的公共开支,一部分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

  村民经常问他:“刘教授,集体企业赚了钱算谁的?” “集体。”

  “集体创业的钱哪里来?”

  “村民。”

  “村民的钱,为什么不分红?”

  碰到这样的追问,他就回答不了了。

  他也把村民的抱怨说给老师费孝通。费孝通感慨道:“这就是小国企呀。”

  当时国企的通病,刘豪兴非常清楚。他开始担忧起这个村子的发展。

  1990年代中期,开弦弓村的集体企业开始走下坡路。到1997年,终因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一段时间内,开弦弓村甚至成为吴江的扶贫村。

  企业破产后,不少人总结破产原因。村民姚富坤认为,市场优势的丧失、管理混乱、盲目投资等原因,都是次要的。

  “企业破产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姚富坤分析道。他原是村里的农业技术员,被称为“农民教授”。

  他观察到,当时的村集体企业,名义上是开弦弓村的,但是经营的好坏,却关系到村镇以及上级干部的“政绩”。上级每年都要给企业下任务,且一年比一年多。

  “这就像是一根无形的线,阻碍企业的市场化经营。这种管理体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没有区别。”姚富坤说。

  村办集体企业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私营企业却在“偷偷”发展。1995年年底,村里从事羊毛衫编织的农户已经有30多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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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第8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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