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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归去来兮?:匿影缠绕中的现代政治哲学

——对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文本诠评

更新时间:2012-05-04 17:44:15
作者: 李涛 (进入专栏)  

  

  哲学实际上并不占有真理而是寻求真理。哲学家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他知道自己全然无知”,还在于他看到我们在有关最重大的事情上的愚昧无知,从而使他竭尽全力去攫取知识。

  ——(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全面复兴使我们不得不提到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这位始终被西方学术界所边缘化的人物,其所创立的政治哲学学派却如此深远地影响了美国政坛。这位饱经时代沧桑的犹太人终其一生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可能出路究竟在何方?不同于自由主义者或者当代左翼学者对现代性所展开的研究进路,施特劳斯选择了回归古典,特别是回归到“柏拉图-法拉比-迈蒙尼德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阈之中。他似乎是孤独的,始终与主流的现代性批判保持距离,而选择那些历史的故纸堆作所谓的“俗白”和“隐讳”式解读;他同时似乎还是隐仕,几乎从来没有公开讲过现实的美国政治,更没有亲身卷入过美国政府治理。事实上,直到1973年去世,施特劳斯的学术影响也微不足道,更不要说能够左右美国政局。可是施特劳斯的真正迷人之处,就在于他本身已经超越了自由主义与左翼学术对现代性的批判,因为两者对现代性的夹击无论如何激进和猛烈,其思想本质都依然承袭着现代性及其发展方向,所谓“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批主流反现代性哲人(从卢梭到尼采、海德格尔以及当前的各种后现代思潮)在批判现代性的过程中客观上推进了现代性,使之进一步病入膏肓。而施特劳斯则根本上反现代性优于古典性,他认为人类只有丢弃现代性而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才能够真实的得以拯救;哲学必须从它的癫狂性中走回来,通过政治从而成就哲学。无疑,斯特劳斯是将现代性危机认同为了哲学危机,正如C•考夫曼所言:“这一观点包含一个隐蔽的推论:克服危机只有通过完整地恢复和再造那种原本与政治学同一的政治哲学才是可能的。这一结论本身就是对其必要性的合理论证,斯特劳斯的病理学已经包含了治疗的初衷”1。我们不难发现,这明显是对始于马基雅维利的所谓人的主体性解放之现代性理论的直接反叛,在这个反叛中,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的神圣精神世界才能够得以复活。施特劳斯其实并不孤独,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因古典政治哲学之花的绽放而分外充实,这不是纯文学家或历史学家因持有丰富的想象和历史发现而充实,而是因坚信找到了人类现代性的救济良方而充实。施特劳斯也并不隐仕,不同于海德格尔“诸神共舞”而必须回到前苏格拉底,回归诗意哲学的理论进路,而是以其积极的入仕情怀,要将现代性引向苏格拉底时代,引到正义、勇敢与智慧的古典政治哲学时代。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自然具有与霍布斯、洛克、卢梭、康德、黑格尔、罗尔斯、诺齐克、阿伦特以及霍耐特、弗雷泽等政治哲学不同的理论境界,《什么是政治哲学》2这一名篇向我们充分展示了旨趣,其核心要旨就在于让现代性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之中。

  《什么是政治哲学》是施特劳斯在圣城耶路撒冷所作的一个讲演。在这座让世人敬仰的信仰之城、正义之城,施特劳斯古典主义的政治哲学论述无疑犹如含羞草。正如他所言:“我实在太明白我是绝对不可能向你们传达,在最好的可能情况下,在任何人的情况下,什么将只是对我们的先知们的看法(vision)的一种虚弱再现或一种软弱模仿”。显然,施特劳斯在此首先向读者展示了一种有别于政治科学的政治哲学之灵性,在纷繁复杂的政治实践中,作为形上之思的政治哲学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对它的态度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施特劳斯绝不是假意恭维作为“质性所指”层面上的一座实体性城市,也不是简单表述对先哲的礼敬,而是在所指所深度镶嵌的符号编码互动体系中寓意性地表达对古典的虔诚,对正义之人神共性的自然浪漫向往,这决然不同于居伊·德波和让·鲍德里亚笔下作为景观3和消费4而存在的现代客体世界,不是后现代或者信息社会对古典的一种生产式样的强制符码“拟真”消费,现代性病了,它的逻辑表症就是在对待寓意实体符号的深度理解上发生了根本性裂断,施特劳斯是在人/神意义上理解作为政治哲学寓意化身的圣城,因此他是怀着真切的古典浪漫主义心态去扭转现代性的危机,而与此相反,各种后现代性者则是在符号、拟像、虚幻、媒介、编码、序列等新的社会塑模思维中陷入对现代性的深度虚无主义解构之中。

  朴素理性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在理性、正义、节制、宁静与美德面前,政治哲学无疑是多余的,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问题”部分开篇即讲到“今天政治哲学的含义及其富有意义的特征是很明显的,这一点自从它首次出现在雅典的那个时代以来一直是如此”。为什么是雅典时期出现政治哲学?而不是人类诞生之始?显然施特劳斯告诉了我们两种可能性,一是自雅典始作为传统有序理想政治生活的被践踏与堕落;二是雅典人开始敢于接受理性启蒙者的指引,而渴望远离洞穴的狭隘和阴湿。正是在此两种可能性的前提下,政治哲学有两种不同的情愫,这两种情愫从古至今一直没有改变过,特征竟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千年人类文明史中的政治哲学影像都被框架化了:“或激进变革,或趋利保存”。很明显,施特劳斯是深谙人类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内在谱系的,在飘摇孤寂而又热闹非凡的人类历史长廊中,我们的政治思想从来都不缺乏诸神共舞,我们的政治实践中更是充满了对标榜的所谓各式异端的合法审判,但政治经验和事实血一般地告诉我们,无论是善与正义、还是暴与邪恶都永远只是历史躯体上的彩绘而已,它们都是在政治哲学意义上的善好诱惑和启蒙神话下的合法性冲动。因此施特劳斯不无嘲讽性地表达出“关于更好或更坏的想法都总是暗含有关于善好想法”的思想,无疑敏锐的思考者在此处不难读到施特劳斯的真正潜台词,他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们:可怜的人们啊,特别是那些可怜的哲学家们,你们的政治哲学动机和目标都是良善的,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政治实践结果却又总是悲剧呢?这里必然要将问题引入到对知识分子作用的理论深层中来展开镜像反思。齐格蒙·鲍曼说,知识分子是从现代性的立法者走向后现代的阐述者5,那么为什么知识分子可以成为立法者和阐述者呢?施特劳斯显然并不想在这个意义上去追问作为哲学家的知识分子之作用,因为,不管是立法还是阐述,知识分子的深层政治悖论仍然没有被揭露出来,即这些作为哲学家的知识分子其启蒙作用何以合法?为什么他们有资格引领洞穴中的人民?当他们与政治一旦相遇,他们又如何实现哲学?哲学家对待政治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的?如何让政治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启蒙冲动达成合理的协调而不至于形成事实上的政治冲突?显然海因里希·迈尔很聪明,他不无直接地道出了施特劳斯想说的话:“政治哲学就总是一种“政治的”哲学,即哲人的一种政治行为,一种迫于(外在政治)情势的旨在为哲学本身提供援助的(哲人)政治行为:保卫和辩护哲学的生活,一种庇护包括未来哲人在内的(哲学的)友爱政治6”。政治就是哲学生存的一种方式,而哲学本身绝对不是文化国度中的“行省”,哲学也不再是政治的婢女,而要改变哲学千年来的悲惨命运,只有从整体上用政治哲学改变哲学的本质,因此哲学本质上就应该是政治哲学的。

  政治哲学又究竟是什么呢?正如一切对政治哲学本体研究进路一样,施特劳斯也是从哲学入手,渐次追问什么是政治哲学的。他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哲学则是追求普遍性、追求整体性以及有关事物本质的知识;哲学寻求真理但并不占有真理,而哲学家的与众不同则在于他们知道自己的无知。可见,施特劳斯所坚持的哲学观实际上与欧洲LOGOS中心主义思想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对于真正的哲学家的认知态度也是纯苏格拉底式的。因为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本身是哲学的一个分支,那么政治哲学也必然应该坚持哲学所具有的共同属性。施特劳斯在此受到了柏拉图关于知识的分类影响(意见与知识不是一回事7),严格地将意见与知识相互区别,认为哲学是追求知识,而政治哲学则是用关于政治事务性质的知识取代关于政治事务性质的见解的一种尝试,显然因为前者(知识)更靠近存在(Being),而后者(意见[idea])具有多变性,距离存在更远,所以必须要废弃之。政治哲学既然需要知识取代意见,那么就需要知识的确定标准,从而与意见相互隔离,因此施特劳斯自然需要一套关于善恶的真理标准,这个真理标准本质上也会是一套知识,政治哲学就是要在这套真理标准知识的内在评判尺度内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务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实际上对意见和知识的有效区分正是避免政治哲学在启蒙者良善动机下合法性残暴与邪恶过程和结局的有效步骤,也是将政治哲学明确确立起来的根本!

  可是政治哲学在历史上的发展命途一向并不乐观,如同哲学一般,哲学从包罗万象的一切之学问到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哲学的终结”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罗蒂要取消哲学的独特地位,德里达甚至说,哲学死亡的问题应该是那些称为哲学家的人的共同体的惟一问题8。哲学的终结也是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思想的核心环节之一。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9中就第一次提出了“消灭哲学”的命题,而恩格斯更是直接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写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10。哲学不断地被分化而将自己的地盘让位给诸多具体学科,如科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以至于在当代哲学研究中,哲学不得不面临自身是否还值得存在的尴尬性合法追问。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一度转向,哲学不断的放弃自身作为一切学科之理论桂冠并提供一切具体学科思想指导的雄心与企图,而安静地在自身学科内部自我割化,哲学逐步整体堕落成为了毫无生机的经院思辩,以至于科学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都嘲笑哲学存在的合理性。事实上,哲学是否可能存在在马克思那里获得到了完美诠释,马克思所宣告的哲学的终结不过是作为黑格尔式绝对精神王国的终结、不过是费尔巴哈式爱的人间宗教的终结,马克思所开创的新哲学进一步宣告了哲学研究的勃勃生机,而当代西方哲学种种流派的各式转型,如生存论、人本主义等等,深究其本质,也无非是证明了由马克思所开创的实践哲学深层理论转型的高明性。政治哲学又何尝不是与哲学一样呢?其诸多阵地已经被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所占据,而一度与政治学所同在的政治哲学又被作为规范和实证意义上的政治科学所排斥,仅存留的一点残余部分,又被历史哲学和所谓的信仰所占据,政治哲学的命运之多舛,在经验事实中我们也可以得到充分证明,在美国30-60年代,整体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是行为主义政治学11,而政治哲学几乎已经灭亡。为什么政治哲学会死亡呢?施特劳斯将原因归结为科学与历史这两大当代世界的动力合谋谋杀了政治哲学,政治哲学即非科学、又非历史,所以在当代社会之中,它自然不存有存在的合理价值,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追问,为什么施特劳斯的思维前见中要将当代世界发展的逻辑前提归位于科学和历史呢?其实正是施特劳斯思维中的这个分化,才有意识地将政治科学的非哲学性和非科学的政治哲学作了根本性的区分,可是我们又不得去追问是什么让科学成为了评价事实价值优劣的合法尺度呢?科学从哲学中的分化实际上是将哲学中的自然观和宇宙观独立出来,而最早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哲学无非正是在这种自然和宇宙的持续追问中才不断得以客观化确证而有效论证了自身的合法性,从而使人们的肉身和思想统统膜拜于哲学的巨大安全感之中,如果哲学不能提供这样的安全感,人们就只能生活于文学神话或宗教神学中从而获得灵魂慰藉,可一旦科学的强大证明力得以客观确证以后,人们的灵魂就又自动地从哲学或者宗教中转移出来进而神奇虔诚于对科学拜物教的能指寓意膜拜之中,此时历史也无非是希望在经验事实材料中进一步确证科学自身的诠释力而成为一种依附性的证明材料,因此严格地讲,笔者认为是因为哲学自身的无能而残杀了作为哲学之一部分甚至全部的政治哲学。

  当政治哲学已经被哲学本身深度谋杀了以后,施特劳斯话锋一转,只能开始论述政治。在他看来,政治必须要设置多种假设,从而使假设与政治实体相互联系形成对政治本体的政治评价,同时因为政治目标(公共利益)较之其他具体事务的目标(如厨师、管家、将军等的目标)更为抽象与综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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