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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大元: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

更新时间:2011-10-09 13:27:37
作者: 韩大元 (进入专栏)  

  

  【摘要】基本权利是现代宪法学的重要部分,直接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的基本关系。不同的宪法文化与体制孕育着不同风格与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中国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体系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与宪法发展的基本特点,日益呈现出开放性与多样性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宪法学;基本权利;宪法文化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与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宪法学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社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经过宪法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中国宪法学研究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有关基本权利理论与体系问题的探讨已成为中国宪法学体系的重要内容与学术特色,正在成为具有学术影响力的知识体系。 

  

  一、中国宪法学的历史传统与基本权利概念的演变 

  

  (一)中国宪法学的历史传统 

  宪法学在中国产生与发展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宪法学的发展记载了中国社会现代化、法制化的历史进程。由于中国社会结构与宪法文化的特殊性,早期的宪法学是在学科体系所需要的客观条件还没有成熟的环境下,为了适应“富国强兵”的现实政治需求而得到发展的,一开始就缺乏宪法学发展所需要的专业精神与动力机制。 

  中国宪法学源流始于西方宪政文化的介绍与传播过程,但在移植过程中受了不同法律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混合的知识体系。其主要特点是:一是在中西宪法文化的冲突与矛盾中移植了西方宪政理论,为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使社会变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宪政价值;二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宪法学尽管面临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宪法学的政治性与学术性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多数学者仍试图保持宪法学的学术品格与理论的本土性;三是通过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初步建立了宪法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如在宪法学基本理论研究、宪法学专题研究、宪法学说史研究、比较宪法学研究、宪法学教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宪法学发展的初创期(1949—1957)、宪法学发展的曲折发展时期(1957—1965)、宪法学发展的停止期(1966一1976)、宪法学的恢复与繁荣时期(1978一至今)等四个阶段,中国宪法学在原有宪法学理论遗产的基础上走向逐步成熟阶段,已发展为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学术影响的知识体系。[2]特别是,1982年宪法颁布后宪法学的社会价值受到了广泛重视,宪法学在学术理念、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随着宪法价值的社会化,宪法学理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学术影响力。 

  (二)基本权利概念的历史演变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曾出现不同意义上的“权利”一词,但它并非指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只是体现了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概念首先源于西方政治实践与文化,它通过历史的移植传至中国,并通过同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逐步得到发展。美国汉学家金勇义先生认为,中国没有西方那种与生俱来的、超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观念,在中国传统中存在相对的、源于具体的社会场合和社会条件的权利。[3]在权利概念的移植过程中,中西方文化之间发生了尖锐的文化冲突,它同时带来了权利概念的多样性。伴随着权利价值的普及,形成了宪法学上的基本权利概念与体系。 

  1.1949年以前中国宪法学与基本权利观念 

  早在1830年传教士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传教士用了一个词组“人人自主之理”来表达rights,但该用法在相当长时间中没有被中国士大夫接受。到了1864年出版的《万国公法》一书中,出现了“权”、“权利”、“人民之权利”、“人之权利”、“私权”、“人民之私权”、“自然之权”等不同的词汇。其中,对“权利”的解释是:“凡一国,自主自立者,皆有权,准外人入籍,并可以土著之权利授之”。[4]对人民之权利的解释是:“各国在己之疆内,按律行事,在疆外各处,其事亦为坚固,唯不得与各国人民之权利,有所妨碍,此各国之友谊也”(卷二,22:B)。一般认为,从此“权利”一词才和西方rights观念明确对应起来。[5]当然,《万国公法》中“权利”一词的意义主要指国家的合法权力和利益,并没有直接地与个人自主性相关联,是从国家的观念与立场上进行思考和判断的。 

  由此可见,权利观念从一开始传入中国时就已经偏离right的主要意义,是用中国传统“权利”观对西方现代观念进行“格义”的结果。[6]据统计,从1900年到1915年,自主性的理念适用范围从国家(群体)拓展到个人,权利的意义比较接近西方文化中的原有含义。[7]于是,到1919年后权利出现“技术化”的趋势。权利内涵的演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宪法学语境下的“基本权利”观念的起源与演变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背景和过程。 

  在中国宪法学历史上,何时出现基本权利一词是需要考证的学术命题。有台湾学者认为,“基本权利历史悠久,但却无法确定基本权利起源何时,也无法确定哪一个基本权利为最先产生的基本权利”。[8]据作者的初步考察,早在清末新政时,端方等人考察西方国家宪政后出版的《欧美政治要义》和《列国政要》(1907年)中对各国宪法中的权利与自由的内容进行了“中国式”的解读。如端方介绍欧美政治中“义务”与“权利”这对概念时,谈到“凡所享人权及公民权不因信仰他教而至被侵夺,其所负公民及国家之义务亦不因信仰他教而得弛负担”。[9]在谈西方的通信自由时,他还提到:“吾国人而欲享宪法之权利乎?”[10]。这时已出现“人权”、“公民权”、“宪法之权利”等词汇,虽存在内涵与价值的不确定性,但词义上具有与“基本权”相接近的某些因素。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派于1912年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次系统地规定了“人民的广泛的权利与自由”(人权保障条款)。此后的《天坛宪法草案》、袁记《中华民国约法》、曹锟的《中华民国宪法》、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宪法》等宪法及其宪法性文件中不同程度地规定了权利与自由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是从理念上体现宪法精神,往往反映了当时现实政治的需求。 

  在二、三十年代学者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考察当时的学者对基本权利的一般解读与理解。当时“中国学者在宪法学领域的研究水准大致取决于其对基本权利理论的认识程度。由于学术环境的相对宽松及欧美日本宪法学思想的熏陶,比较宪法研究盛极一时。[11]王世杰、钱端升在《比较宪法》(1927)中,第二编的标题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及义务”。在书中,认为“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规定个人基本权利义务的条文,大都成一重要部分。“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尚非一般宪法所习用的名词。我们称用“基本”二字,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以为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这是中国宪法学者比较早地对基本权利的内涵所进行的表述,对后来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张知本于1933年出版的《宪法论》中概括了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宪法学基本范畴,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宪法学基本理论和基本制度。该书的基本范畴主要有:宪法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国家机关组织与职权;地方制度等。其中,人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构成本书基本理论框架的基本要素,可称之为核心概念。1935年尹斯如编著的《宪法学大纲》中也是把人民的权利义务作为宪法学上的重要概念来把握的。朱采真的《宪法新论》(1929年)第2编是民权论,详细讨论了宪法上的基本权利问题等。 

  在民国时期2000多篇宪政论文的统计看,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基本权”只出现一次,即朱群宗于1929年4月15日在《社会科学论丛》第1卷发表了“基本权”的法律观,分析基本权的一般理论。[12]1933年吴经熊在“宪法中人民之权利及义务”一文中重点说明了人民作为权利和义务主体在宪法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强调权利作为历史的产物,具有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但没有涉及权利的“基本性质”,也没有具体区分人民和公民之间的异同。[13]这里我们发现一个需要论证的命题,49年以前出版的30多部宪法学著作和2000多篇论文中为什么没有出现“基本权利”一词[14],为什么大多数作者使用“人民权利与义务”的概念,而一般不采用“基本权利”表述。[15] 

  在中国正式出版的宪法文件中比较早地使用“基本权利”一词是1937年出版的《苏联宪法》的中译本,把第9章翻译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及义务”。还有1949年出版的《朝鲜宪法》的中译本中把第二章翻译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这些学术遗产对新中国宪法学基本权利范畴的建立提供了历史的基础。 

  (三)新中国宪法与基本权利体系的发展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国宪法体制上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类型与界限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权利体系。 

  1.《共同纲领》与公民基本权利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中国宪法史上第一部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法性文件。《共同纲领》在第1章总纲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男女平等权等。同时《共同纲领》规定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保护守法的外国侨民。 

  2.1954年宪法与公民基本权刊 

  1954年宪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它以《共同纲领》为基础,是《共同纲领》的继承和发展。宪法第三章专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有关基本权利的条款共15条,主要内容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通讯自由;劳动权;休息权;物质保障权;受教育权;控告权等。在规定基本权利的同时,宪法确定了实现权利的途径和条件,如第87条规定,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第9l条规定,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实现劳动权;第97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3.1975年宪法与公民基本权利 

  1975年宪法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制定的,宪法本身缺乏正当性。宪法虽保留了1954年宪法的一些原则和内容,但在基本权利体系和保障方面缩小了范围,取消了一些基本的、最重要的权利,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的原则,审判公开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等权利。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宪法理念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缺乏整体性,存在着严重的错误。 

  4.1978年宪法与公民基本权利 

  1978年宪法恢复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一些重要的权利与自由,并对权利的实现规定了保障条款。如第47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49条规定,国家规定劳动时间和休假制度,逐步扩充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物质条件,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一权利;第55条规定,公民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申诉等。1978年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比1975年宪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对基本权利关系作了必要的调整。 

  5.1982年宪法与公民基本权利 

  1982年宪法是中国的现行宪法,在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原有的基本权利体系作了较大的调整,建立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其基本特点表现在: 

  (1)为了突出地表示基本权利在宪法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由第三章提前到第二章,位于总纲之后,国家机构之前,合理地处理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结构的这种变化,同时表明了政治秩序中基本权利所具有的价值与普遍的约束力。 

  (2)重新调整基本权利体系,增加基本权利内容。1982年宪法取消了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关于公民有罢工自由的规定,增加了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退休人员生活受保障、残疾公民受物质帮助等权利,规范了基本权利内涵。从基本权利和义务条文看,1954年宪法有19条,1975年宪法有4条,1978年宪法有16条,而1982年宪法有24条。 

  (3)体现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并重原则,强调权利与义务一致性原则。在基本权利与义务价值取向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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