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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最便宜的企业家和最昂贵的企业制度

更新时间:2010-10-19 20:31:32
作者: 周其仁  

  

  公有企业中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在我看来是改制的入手之处。企业不光是物质资本,更重要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的结合。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企业还是原来的企业,但是换了一个企业家,企业的面貌大变。这说明企业家的才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改制中承认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并为之定价,是一个很普通的经验。它有点像农村包产到户,公开报道很少,但底下到处在做。有许多问题对我国今后经济发展会有重要影响,有许多问题值得提出来讨论,给企业家定价就是其中之一。

  

  实践提出的问题

  

  在南方不少地方,如杭州青春宝集团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冯根生是能力很强的企业家,这个企业做得很好,很有贡献。中外双方的董事,共同决定把青春宝的一些股份卖给员工和企业家,包括卖给冯根生本人,董事会允许他买2%的股份,相当于300万元人民币。这件事引起很大讨论,冯根生本人也提出一些问题,如用什么价来买,是原来股票发行时的价,还是现在的价?同时,他没有那么多的钱。我们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人员报酬都不高,一下子掏好几百万元,没有那么多的钱,就是有也不敢拿出来买股票,我们有许多法律管着呢,哪来那么多钱,得说明你的收入来源,否则是一项罪名,此外还需纳很高的税。

  河南有个县,叫巩县,它的问题有点不同。那边有个企业,叫兴旺集团,当年它是厂长(现在的老总)办起来的。开办的时候,同我们看到的很多乡镇企业和公共企业一样,它要戴一个帽子,要利用当地政府去给它提供当时条件下非有不可的合法性,如注册登记,包括银行的借贷,但实际的事都是这个人做起来的,做得很成功,愈做愈大。现在他提出问题说,这个集体企业是假的,实际上是我的,是私人企业。当地政府说,这种说法绝对不接受,这企业不是你的,这里有法律文书、注册登记为证,这是集体企业,是大家的。这个纠纷闹得很大,已见诸报上的公开报道。

  如果下去走一走就可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它的原始物质资本是通过很多办法筹集的。一种叫集资,但这种集资与规范的投资不一样,它集资时,你先拿出,它用一段时间后连本带息还给你,有时光付本。这样,企业的原始资本就查不清楚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滚呀滚大了。更多的企业是借贷,有时是有关部门打个电话,或拿个手写的条子,就到银行去借钱,借来钱就办企业,办亏了就拉倒了,成为今天银行的呆账;办好了,就滚出一个很大的企业来,这种情况城乡到处都有。最近改革中,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四通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联想提出了这类问题。苏南原来号称是集体经济的模式,前年开始,也提出了这类问题。

  

  难题之所在

  

  大量提出这类问题:公有企业的财产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或者,在企业工作的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有没有贡献份额?如果有,那么有多大?改革的实践要求重新界定。这个问题成为当前很大的问题。我接到北京市有关科技部门的委托说,中关村这么多企业要求分清产权,你们能不能设计一个模式,提出一个公式,只要输入有关资料,就会有一个结果。我对他们说,这样的模式恐怕设计不了。

  不过,问题总要解决,很多地方一些很好的企业,就会因为分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僵局,僵在那里就有麻烦。还有些企业老总像鲁冠球、徐文荣等人,比较有控制能力,他们从实际出发,认为公有这个东西不能一下子改。我们同他们讨论:为什么不能改呢?他们回答说,你把企业停下来讨论企业怎么分,那么生产就要垮,所以他们一开始总是说公有制不能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能把人们的精力引到怎么来分已有的财产,因为实际上很难查得清楚。我们也提供不出一个公式。这些现象大家也许多多少少都碰到过。那么,这些现象到底应该怎么来看,怎么来讨论?

  谈谈我的看法吧。中国国有制企业非常特别,它特别在哪里呢?它的企业在构造的时候,没有一个原始性市场合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一组极其复杂的合约。我是相信契约理论的,一开始就讲清楚,你拿多少合同报酬,工人也好,其他要素也好,土地也好,银行贷款也好,你的上游原料也好;还有产品卖出去,都是些合同,它是一组合同,一组合同就构成一个企业。而我们公有制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集体所有的、地方政府的,很大程度要打上引号。国有企业的要害问题就是它一开始就没有合同,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有企业就有了,这跟剥夺剥夺者有关,以后又经过敲锣打鼓改造私营企业,改造完了后,把原来的合同完全都废掉了,没有用新的合同去替代,变成了公有企业,所以我们的国有企业的基本性质不是一组合同,它事前就没有讲好。你去调查一下,我们任何一个乡镇企业,它都没有一个原发性的合同,其中事前说好,将来办好了怎么着,办不好怎么着。那些,等到10年、20年过了以后,你倒过去讨论产权怎么分,我直觉反应,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你所谓的分产权就是分剩余收入,市场给的价格与你原来讲好的合同收入综合之后会有一个差额,这个差额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也可能是“零”,即持平。所以剩余这个东西是与事先的企业连在一起的一个概念,你没有原发性合同就没法定义它的剩余。而公有企业都没有原发性的合同。虽然城乡公有企业都有财产,但没有原发性合同,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根据。这是天大的难题。

  当然实践中并不是没有办法。农村包产到户按人头来分,或按人口、劳力比例来分;苏联的办法是按每个成年公民每人多少来分,一人发一份私有化券,根据一致同意原则,把企业财产分掉。大家都接受,但这是另一套准则,而不是交易准则,这种政治准则不能代替交易准则。从交易准则看,还是没有办法分这个东西,所以这是公有制产权改革中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问题还不在于意识形态不准私有化,就是讲私有化,国家立法通过私有化方案,操作起来也困难。所谓政治运作,操作成本是非常高的。实际上,最后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只好按人口平均分,按成年公民分,每人多少。这种分法实际上已经侵犯了或侵蚀了原来事实上的产权,因为公有制企业在形成时每一个要素对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你按人把它平分掉,你就侵犯了其中一些人的产权,虽然这些产权你讲不清楚,你拿“平均”这种办法去分它,它会在另一个方向造成社会损失。所以我第一个回答,各地分财产,讨论股份,讨论怎么分,有很大的困难。严格讲,你要找到一个从市场交易来看合理的分的根据,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就决定了它没有办法分,找不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

  

  再难也要转向合约基础

  

  没有办法分,但是还是要分。为什么还要分呢?因为等于我们今天在订面向未来的合同,如果我们再不解决分的问题,对明天来说,它还是没有一个合同的基础。所以今天把所有产权清晰化,把产权改革看成是重新创造一个合同,就在原来非合同的经济基础之上开始转移到契约、合同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愈往后拖愈麻烦。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历史已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些经验是什么呢?就是有些新的要素(资源)进来时是可以签约的,特别是公有制企业,它原来的工人是由政府的劳动局分配来的,上面命令你毕业生进哪家厂,就进哪家,它同你劳动力商品买卖没关系,但它可以在中途经过改革,新的资源进来时可以给它订合同。

  如1984年后,中国在国有企业中推行合同工制,下岗工人对企业的压力完全不同。对1984年进来的新的合同工,问题比较好解决。因为进来时就讲清楚了,你到我这里做合同工,这个合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除;解除后,你可以得到什么福利,一年加一个月工资,诸如此类。而老工人问题就很难解决,因为老工人开始时没有合同,他拿很低的工资,他的退休金、福利、保险都在你的企业里头,现在企业要破产,要购并,这个问题非常难解决。新的合同工很好解决,你说不行了,他就另谋高就,因为他进来的时候就讲好了,双方同意。新的要素关系,一部分合同要素进来时,是可以签合约的。

  现在产生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一部分非合同要素关系。我理解,今年以来在底下搞的,要试图扩大合同范围,特别是对存量——原来企业的资源在非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资源——怎么把它合同化。这有点难,因为它不是面对新的东西,不是新人新法,如今后请经理来,就给他订好合同。我们原来的存量相当大,这一块东西如果不改,你那块新的东西也坚持不了。两块东西拼在一起,没有办法形成一个统一的逻辑,形成企业管理制度的约束,对人们的影响仍然很畸形,两种东西,非合同的一组要素关系与合同基础上产生的要素关系混在一起。最近一两年说内部人控制国有资产流失,不公平,我看都与此有关。

  

  存量改革提上日程

  

  在改革原来的存量,改革原来非合同关系的存量时,就把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明明是很难分的,要我说是不可能分清楚的,但也要分,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从我接触到的案例来说,人们正在实践中解决这一很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在上海、山东、山西作了些个案调查,各地在自发地找办法。如上面提到的青春宝集团,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冯根生可以买2%的集团股份,但老总(冯)不买,这是一类;另一类,公开说,这企业是我的,公有是假的,这样的例子各地都有,材料非常丰富。在这多样化的解决过程中,有一个趋势我觉得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大家现在开始不是面对过去,面对存量来解决存量问题,而是面向未来解决存量问题。这句话很抽象,不好理解,我通过例子来加以说明。

  很多地方怎么做呢?就是搞股份制或者是股份合作制,它的基本做法是把过去的国有独资企业,或把原来的公社、乡镇所有企业,经过我们已经生效的公司法,把它改成有限责任公司,规模大一点的叫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一改非常重要的是增加了新的自然人的股本。自然人有三大类:第一类是经理,或经理群、老总、经理人、高级职员,有的搞得很窄,就是一个人,他们把持有的一大部分股本放到新的有限责任公司里边去;第二类是企业内部工人;第三类是募集的社会持股者。

  为什么我们说这是面向未来呢?因为在这种改制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案例,大家都是把重点放在想这个企业将来会怎么样,它通过让你买这个股份来解决产权界定问题,如上海纺织行业几家国有工厂。我非常看重这些例子,认为意义重大。纺织行业现在是最困难的行业,这一点与农村改革经验有类似之处,非常困难,困难得不行了,它就会有办法。意识形态呀,干涉呀,那些尊神就会退避三舍,因为你找不出好办法来解决问题,反正困难(坏)到那样了,由它去吧。结果上海已经产生出一些重要的案例。企业家、经理人员,你先拿出一笔钱来买股,买股是向企业投资,这等于新的合同,这合同是面向未来的,我买股是看将来回报会怎么样,将来有什么收益,将来有什么权益,而不是讨论过去。

  

  面向未来界定存量

  

  在这样做的时候,在面向未来时,也有助于解决过去的问题,这句话怎么理解?你叫他买,少了是不管用的,多了就是青春宝的问题,让他买300万元,他要拿得出300万元来。上海国有企业家拿出10万元钱就显得很紧张了,要家属共同签字,但10万元对300万元来说,还是太少。要把数量扩大,就会碰到一件事情:他买不够必要的份额。这时就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飞跃,你拿不够怎么办哪,憋来憋去就憋出一个办法:公司借钱给你买股,你自己拿10万元,公司借你10万元,有的地方你拿10万元,我无限责任负担,已等于是借线给你。但这个借钱合同很特别,这笔借到的钱不能用作消费,你只能用于买股,你只有收益权,有收益的时候你必须先用来还本付息,借钱时是有利息的,利息等于银行的利息,过若干年后还清了借款,股权就是你的了。

  这个游戏规则在中国产生了。我们在上海、山东、广东都可以看到。我问公司你们现金这么紧张,你拿什么东西借给他?回答说,借给他的是公司的存量。公司名义上划出一块存量,但解决的方式不像苏联按人头分,也不像我国各地,制定出各种各样的指数,定出来不是为了平分,而是让你入股、持股、买股,只是当你买不起时,我借给你,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根本。包产到户与苏联的平分不同,相当大的不同,它不是拿一个简单的方式、简单的标准或简单地一致同意把存量问题解决了。它是签了一个新的合约,所以订这个合约时,当事人都睡不着觉,回家讨论。他要负无限责任,借是要还的,要抵押,要通过法律公证,这时他考虑什么呢?他考虑的不是他到公司多少年了,他过去的劳动贡献多大,所以他应得到多少,而是考虑将来他当厂长、经理、副经理或总会计师时,这个企业有多大的盈利可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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