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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如何构建作为合作组织的企业制度?

——基本目标、治理机制和组织原则

更新时间:2018-09-29 17:54:37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朱富强,河南大学经济学院、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导读:现代社会的生产根本上具有公共性,企业组织本质上也是协作系统。显然,作为协作系统,企业组织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利益相关者社会观以及社会共同治理机制。但是,企业组织在现实中却蜕变为股东获取最大利润的工具,从而导致了股东价值观以及委托-代理治理机制的盛行。在企业组织的三大目标中,体现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道德性都反映了企业作为协作系统的基本要求,而体现个人收益的效率则是现实企业被当作私人牟利工具时的基本诉求。同时,为了降低机会主义倾向和搭便车行为,合作组织应该加强退出和呼吁两类机制的建设,而呼吁机制尤其重要;与呼吁机制相适应的就是社员民主管理原则和社员经济参与原则:每个成员都应该拥有相同的发言权,而物质资本及其所有者的投票权则应该受到限制。

  

   一、引言

  

   流行的企业观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或工具主义特征,它认为,只有赋予股东以剩余索取权,他们才有激励去监督企业的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搭便车和背信行为;这样,企业才会有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从而保障企业组织的运行效率和持续成长。果真如此吗?且不说,追逐短期利益的股东并不真正关心公司的长期发展,而且现代公司中日益分散的股权也已经使得股东逐渐失去了对管理者的控制。事实上,即使在公共资源的使用上,学术界也存在两类截然不同的认知。(1)公地悲剧理论。它认为,许多人同时拥有公共资源并基于个体利益最大化使用它时将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因此,公共资源要摆脱公地悲剧的命运,就必须重新界定产权并实行产权私有化。(2)反公地悲剧理论。它认为,当许多拥有者都有否决权以决定公共资源的用途时就会由于达不成一致同意的结果而使得资源闲置;因此,公共资源要摆脱反公地悲剧的命运,就要重新对过度细化的私有产权进行整合。显然,人类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无法分割的资源,如由多种生产要素组成的企业组织就衍生出了显著的公共性;那么,对公共性资源的使用所导向的究竟是互惠合作还是恶性竞争呢?我们如何对分立的私有产权进行整合以产生更好的使用效率或者创造更大的财富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治理机制。

  

   流行的“公地悲剧”信条认为,公共资源一定会遭到滥用,从而必然是无效的。但是,大量的经验事实却表明,人们在绝大多数场合中能够进行合作,可以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从而可以有效地化解“公地悲剧”这一问题。例如,P.Platteau和E.Seki就研究了日本富士港的渔业合作社:面对捕获量的变化和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渔民选择了合作的策略,他们共享收入,分摊支出,共同修补毁坏的渔网,分享捕鱼的信息、技巧和经验;其中,收支共用保证了各船能够在较危险和资源更多的地方捕捞,技术与信息的共享则提高利润总和并缩小各船之间的产量差距。[①]再如,笔者最近(2012年)刚参观的安徽黄山宏村的水圳使用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宏村的建设者汪氏祖先立下规矩,每天早上8点之前水圳的水为饮用之水,过了8点之后村民才能在这里洗涤。为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指出,只要共同使用资源的人们能够相互交流并建立可以改善共同结果的公认规则与策略,那么,一个合作性的组织就可以在自愿和无须承担责任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组织起来,成功地阻止了资源的滥用和退化,[②]从而实现从“公地悲剧”到“公共福祉”的转化。[③]显然,这些成功经验都为共同使用资源、相互协作的合作经济夯实了基础。

  

   当然,要保障合作组织的运行效率,促进公共资源的使用从“公地悲剧”向“公共福祉”的现实转化,关键在于建立一套相对健全的组织制度和治理机制。因此,本文就企业作为合作组织的本质特性、基本目标以及相应的治理机制和组织原则作一探索。

  

   二、合作组织的本质特性

  

   一般地,当两个以上的个体进行联合生产或消费时就产生了公共性,而公共性要求个体行为之间的协调和合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具有协作性的社会组织,该组织本质上也就是具有合作性的协作系统。关于这一点,巴纳德作了先驱性的探索。他说:组织就是“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个体系。”[④]当然,社会组织的形态是多样的,有的组织有正式框架和治理机制,有的则是非正式的。巴纳德关注的主要是正式组织,他把正式组织定义为有意识地协调两个以上人的活动或力量的一个体系,“人们在正式组织中进行的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有目的的协作。”[⑤]即,企业作为人类互动而自发形成的正式组织,本质上就是一个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有目的协作系统。同样,德鲁克也认为,企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协作系统,企业作为人类互动而自发形成的正式组织是组织人们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一种手段,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把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机构。[⑥]正因为企业组织作为一个独立法人实体,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并为所有成员服务,从而本质上不是一个为特定个人或群体赚钱的工具。相应地,企业组织的所有权不仅为出资者独有,而是属于参与协作的各生产要素之所有权主体共同所有,企业产权呈现出一个所有者体系。

  

   其实,按照现代契约论的观点,企业是由不同个人和群体间的一组复杂的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交汇所构成的法律实体,在这种法律实体中,交汇的契约既有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契约、经营者与雇员之间的契约,还有企业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契约、企业作为供应商(或消费者)与消费者(供应商)之间的契约、企业作为法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等等。正是由于企业作为契约性的存在,相关的管理者、员工、债权人、顾客和供应商等都与企业组织存在明确的契约关系。(1)契约的当事人都是独立的平等的产权主体,都有权利从未来的收益中获取自己的产权收益;同时,在企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共同承担着企业的经营风险。(2)不仅组织本身所包含生产要素本身的产权就是不能完全界定的,而且在企业中由这些生产要素结合而成共同体又衍生出更多的无法界定归属的公共属性。这样,生产要素的自然所有者一方面为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另一方面交互拥有对方物之属性所派生的权利,从而共同构成了企业的所有者结构。为此,康芒斯指出,建立经济组织绝不是主流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单纯是为了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问题,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其他物理的或技术方面的问题;相反,建立经济组织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协调交易双方的矛盾,以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冲突。[⑦]同样,德鲁克则强调,现实社会将企业视为股东个人产权汇总的观点仅仅是法律上的推定,而目前的法律和实践已抛弃了这不成熟的假定。[⑧]

  

   当然,协作系统本身是开放和扩展的,一个协作系统往往是另一个规模更大的系统的从属子系统;相应地,从协作系统的角度看,企业构成要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也是多层次的。一般地,基于不同要素相对于企业利益关系的紧密程度不同,不同构成要素围绕企业组织形成了圈层差序格局:一种由内向外的核心角色的扩展。首先,企业直接是由投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所构成,在现代社会中,缺少资本和劳动力中的任何一项,企业都根本无法运行;组成企业的直接目的也就是协调两者的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创造价值的力量。因此,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所有者自然地成为企业组织的核心所有者。其次,企业的正常运转也必须有原材料的投入、产品的购买以及其他外来资金的支持,否则企业的运行必然会不时中断;事实上,企业运营所需要的资本就可以完全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筹措,以至合宜融资的公司可以没有股东而存在。因此,像银行、供应商以及客户等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从而也是企业广义上的所有者。最后,企业的发展也必须得到所在地的公众、社区、政府乃至其他企业的支持:一方面,公司的成立本身往往就是由地方政府出于公共福祉的考虑所特许的,另一方面,当地社区和公众也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劳动力、原材料、公共设施、社会环境等方面的保障有很大关联。因此,它们也是企业更广含义上的所有者。正因如此,企业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首先是为了增进核心层次的所有者利益,因而直接表现为他们所有;同时,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根本上还必须兼顾到其他各方利益,不能以损害其他层次所有者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核心层次所有者的需求。[⑨]

  

   很大程度上,这种企业观在日本企业中得到相当程度的实践:日本企业组织往往不是为某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服务,利润最大化就不是企业的唯一目标,甚至也不是主要目标。例如,盛田昭夫就说:“在向日本的经营者询问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什么时,恐怕大多数的回答是追求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使雇佣稳定,从业人员的生活得到改善,只有为这个目的才不得不提高企业的利润。但是提高利润并非是第一目的”,利润只是达到“使雇佣稳定,从业人员生活得到改善”的手段。[⑩]而且,即使在西方社会,获取利润最初也只是新教分子通过世俗的成功来证明自己获救的标志,获取利润也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是靠服务于大众或上帝的精神才得以兴起的;不过,由于个人主义观念和商业资本主义将的发展,追逐个体利益逐渐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以致企业的发展目标也被内缩为唯一的利润最大化。结果,在目前盎格鲁-美利坚社会中,雇员已不再被视为企业组织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是企业基于发展需要从外部购买的一种外在的投入要素,对这种要素的处理完全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显然,这种企业观在西方制度和文化的扩张下也逐渐转化成东方诸国的法律基础,绝大多数国家都将企业视为是股东所有。然而,文化心理、社会结构等非正式制度毕竟不像正式制度那样容易在短期内改变,这就产生了东方社会中企业的法律所有权和事实所有权的背离。例如,一个对国际经理的调查就显示了这一点:在问道对“一个公司惟一真正的目标是赚取利润”的观点是否持肯定的看法时,40%的美国经理、33%的英国经理和35%的奥地利经理作了肯定的回答,而只有11%的新加坡经理和8%的日本经理作这样的选择。[11]

  

总之,从作为协作系统的本质来看,企业组织不应该被当作纯粹的工具,而应该成为人们实现其共有目标的共同体。鲍伊指出,“代表这些共同行动和共享的最后目的的机构被叫做社会联合体,正义的社会应该是社会联合体的社会联合”,而企业就“应该被看作一个社会联合体,一个道德共同体,或者一个目的王国”。[12]正因如此,企业组织不仅仅是为股东获取最大利润服务,而是应该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服务。这个利益相关者也就是协作系统的成员,弗里曼把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可能影响公司目标的实现或受这种实现影响的群体或个人。”[13]显然,这种协作系统观的企业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利益相关者社会观的基础,即企业应该属于所有参与者所有,并强调成员之间的互惠合作性。而且,随着社会权力分配的分散化以及人类对企业本质认知的深化,利益相关者企业理论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甚至已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界所达成的一个共识。同时,这些被称作“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和群体不仅会影响企业目标的达成,而且还会受到企业目标达成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类行动的影响。[14]因此,如何有效地识别和应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已经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前沿课题。然而,由于在“科学”思维的主导下,绝大多数人只关心现实中的组织究竟是什么,而不关心它应该是什么。于是,经济学教科书依旧在宣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教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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