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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的消失

——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更新时间:2009-09-06 04:31:28
作者: 赵勇  

  

  摘要: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既是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也是文学公共性消失的过程。1980年代,由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与民间的政治诉求具有一种同步性与同构性,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合二为一,文学批判公众的大量出现等原因,种种文学活动均呈现出明显的人文、社会与政治关怀,文学话题变成了公共舆论,一个介入并干预现实的文学公共领域开始成型。1990年代以来,文学公共领域在遭遇重创之后一蹶不振,作家去除了知识分子的角色扮演而退守自我,私语化的文学开始流行。与此同时,大众文化的兴起与大众媒介的影响又改写了文学活动的方向,致使文学公共性消失而文化消费伪公共领域诞生。在当下中国,文学公共领域的恢复与重建已不太可能,但在文学之外更广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空间中,依然隐含着重建公共性的可能性。

  关键词:文学活动;公共领域;文学公共性;形成;消失

  

  考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学活动,我们大体上可把1980年代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兴盛时代。而进入1990年代之后,一方面文学已失去了80年代那种轰动效应,一方面文学活动也从整体上开始了转型的过程。这种转型已被一些学者做过描述和分析,但有一个问题还几乎未被触及,即文学活动的转型与文学公共性呈现出何种关系?转型之前是否业已形成一个文学公共领域,转型之后是否意味着文学公共领域已走向消亡?借助于西方学者有关“公共领域”的理论来观照这三十年的文学活动,我们究竟能够从中发现怎样的演变轨迹?所有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思考的重心。

  

  何谓公共性

  

  名不正则言不顺,在进入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公共性、文学公共性等概念做出简要的界定。

  关于公共性(publicity ),尽管国内有学者认为它是“对一切不平等的等级关系的否定和对社会多样性的肯定”,“‘公共性’应该成为一种争取平等权利的战斗的呼唤”,但此说一方面与西方学者的定位不大吻合,一方面也与笔者的理解存在着一定距离。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指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由此看来,公共性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 )基本上可看作一个概念,或者是把公共性看作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之后呈现出的一种基本特征。

  那么,何谓公共领域呢?关于这一问题,虽然阿伦特(Hannah Arendt )与桑内特(Richard Sennett )等学者也有过精彩论述,但我在这里主要还是靠在哈贝马斯的阐释上。在哈贝马斯看来,“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在这里,“国家”与“社会”是理解公共领域的重要概念。因为国家代表着权力机关,它所形成的是一个公共权力领域;而社会(市民社会)则是由成熟而自律的私人领域建构而成的。当国家与社会二位一体时(比如中世纪晚期的统治),并不存在公共领域;只有社会与国家的彻底分离,公共领域才会诞生。哈氏指出:“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可以说,理解了这一论断,也就理解了社会与国家之分离对于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性。

  由此看来,我们不妨把公共领域看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中间地带,这一地带由私人领域生发而成,又可通过公共舆论抵达公共权力领域。而在哈贝马斯的分析中,公共领域的存在之所以有价值,就是因为公众在这一领域可以“进行批判”,并最终形成公共舆论。所以,公共领域实际上是一个批判的领域。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又进一步把公共领域区分为文学公共领域与政治公共领域。文学公共领域出现于城市之中,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此领域率先与代表着国家机器的文化形式相对抗。而“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与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在哈贝马斯心目中,文学公共领域应该是十分重要的领域,因为它既是政治公共领域形成的基础,又是联结私人经验与政治公共领域的中介与桥梁。按照我的理解,作为私人经验的政治诉求首先是通过文学形式的固定才进入文学公共领域的,而在此领域中因文学公共话题形成的公众舆论,又可成为进入政治公共领域的前奏。如果说政治公共领域的舆论是刚性的、直来直去的,文学公共领域的舆论则显得柔和与委婉,而经过文学与诉诸人性层面的疏通与铺垫,文学公共领域的舆论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之后很可能会具有一种美学力量,它可以让政治诉求变得更容易被人接受。

  如此对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做出描述,自然已大大简化了他的理路。但简要了解哈贝马斯说过些什么,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当代文学问题的理解。在此基础上,我试图给文学公共性做出如下界定:所谓文学公共性是指文学活动的成果进入到公共领域所形成的公共话题(舆论)。此种话题具有介入性、干预性、批判性和明显的政治诉求,并能引发公众的广泛共鸣和参与意识。虽然我们判定文学的尺度已有许多,但若要考量文学与一个时代是何种关系,文学公共性的多少有无及相关效应可以也应该成为一个重要尺度。

  

  文学公共领域的形成

  

  把文学公共性话题代入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年的思考中,我们只能取其大意而不可机械套用,否则我们将不得不首先面对国家与社会是合二为一还是一分为二等理论难题。这些问题尽管重要,却并非本文谈论的重点。因此,本文将把类似问题暂时悬搁,而直接去面对文学活动与文学公共性的关系问题。

  如果把目光稍稍放远一些,我们便会发现早在1978年之前,一些文学活动已经具有了公共性的雏形。比如,只要读过《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的人都会意识到,即使在“文革”那样一个大公无私,公私不分的年代里,依然有文学活动的私人领域存在。它们以文学群落和地下沙龙的形式出现,秘密讨论、争论、辩论着文学问题和当时人们极为关注的政治问题。用朱学勤对“六八年人”的描述来说,这种边劳动边读书边思考的生活格局,最终形成的是“一个从都市移植到山沟的‘精神飞地’,或可称‘民间思想村落’”。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文学活动在当时却只能处于“地下”状态,而稍有不慎,便会惹来牢狱之灾(1975年,赵一凡、徐晓等因所谓的“第四国际”案而被抓,蹲监狱达两年之久,赵一凡所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也因此受到重创,即为一例)。这就意味着在1978年之前,虽然存在着文学活动的私人领域,且这种私人领域已具备了生成文学公共领域的基质,但其讨论的种种话题却无法有效地进入到公共空间,而只能在小范围内流传。使文学活动进入公共领域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民间刊物《今天》的创办与传播。1978年年底,当赵振开(北岛)、芒克等人把《今天》创刊号张贴于北大、清华校园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门口,并迅速流传而成为一起公共事件时,中国当代的文学公共领域开始出现。而在1978年前后,《班主任》、《伤痕》等文学作品亦见诸报刊,“伤痕文学”也成为拓宽文学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谈到文学公共领域的发生时首推《今天》,不仅是因为它的民刊性质,更在于它是“文革”地下文艺沙龙的直接延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学活动的私人领域向公共领域转换的逻辑链扣。

  以《今天》的创刊为标志,同时也伴随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推波助澜,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人文关怀、社会关怀和政治关怀等特征。徐晓曾经回忆说:“《今天》所追求的是自由的人文精神,……她的作者们自我标榜从事纯文学创作,但这种所谓‘纯文学’也只是相对于意识形态化文学而言。虽然《今天》的发起人在创意时曾经达成保持纯文学立场的共识,但事实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由于振开和芒克的某些做法,被其他成员视为违背了不参政的初衷,导致最初七位编委中有五人退出,仅留下了他们俩。”“这至少说明,在当时的中国,也许不仅仅在中国,纯粹的文学、学术是不存在的。不管《今天》的创办者是如何地试图纯文学,都无可奈何地与初衷相背离,而一旦介入其中,将不可避免地被逐出主流社会,其命运的坎坷也是可想而知的。”徐晓在这里力陈那个年代纯文学之说的虚妄,并隐含着文学介入政治(参政)的信息,实乃道出了1978年之后文学的共同追求。因为无论是民间刊物还是正式刊物,无论作家以什么方式发言,文学以怎样的姿态面世,其中都或多或少隐含着一种社会关怀和政治诉求。在这样一种总体氛围中,文学公共领域开始成型。

  许多事例都可以说明80年代文学公共领域的活跃景观,在这里,我只想以报告文学(也包括纪实文学、报告小说等)这种特殊的文类为例略作分析。作为一种文学与新闻杂交而成的文体,报告文学在80年代空前繁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它具有一种快速、有力、近距离地介入社会、干预现实的特点。而自从《人妖之间》面世之后,一方面迅速形成了一批优秀的报告文学作者队伍,一方面也催生了报告文学的批判理念。因此,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无论是写人说事,大都涂抹着揭露、质疑、商榷、批判的底色。举例言之,1985年5月19日,曾雪麟执教的中国家足球队在小组赛中输给香港队后,引发北京球迷闹事,酿成了著名的“5?19”事件。主流媒体一方面把闹事者称作“害群之马”,一方面声明要对肇事者予以严惩。就在这种严峻的气氛中,作家理由和刘心武依然分别写出并发表了报告文学《倾斜的足球场》和报告小说《五?一九长镜头》,刘心武在其作品的结尾写道:“事到如今,我们无妨反过来想想,倘如5?19那天球赛结束后,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的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显然,这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商榷的声音,而这种声音也在许多人那里激起了强烈共鸣。报告文学及时、有效的介入性与干预性由此可见一斑。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一缘故,这一时期集中研究过报告文学的谢泳才从此种文体中提炼出一个概念——参预意识。他指出:“读《中国的要害》、《北京失去平衡》、《阴阳大裂变》等作品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参预意识’的冲击。”而在我看来,所谓参预意识,其实就是参政、议政的声音在文学公共领域中的一次彩排,它被热议和放大之后有可能进入到政治公共领域之中。

  如果我们承认80年代存在着一个文学公共领域,文学公共性也曾头角峥嵘地处于一种疯长的状态,那么我们接着需要追问的是背后的原因。在我看来,文学公共领域形成的因素大体有三。

  首先是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念与民间的政治诉求存在一种同步性与同构性,即从总体上看,二者都是要清算“文革”罪恶,清除极左思潮加在人们身上的禁锢。在这种状态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意放松了一些管制,这就让文学公共领域有了存活与生长的空间。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这里说的是文艺与政治的常态。当政治也想改变现状时,它就与不安于现状的文艺不谋而合了。80年代某些时段正好呈现出文艺与政治殊途同归的景观。而随着“创作自由”被1984年的作协“四大”规定为一项文艺政策,许多作家更是把它看作为文艺松绑的一个信号,他们的胆识才情因此也有了“自由”释放的空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80年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并非风平浪静,一派祥和,鲁迅所言的那种“冲突”也时有发生,比如,“清除精神污染”(1983年)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便是二者冲突的一个标志。但是今天看来,那种时松时紧的环境对于文学公共领域的生长并非完全是不利因素,因为这样一来,反而让文学公共领域成了一个“斗争”的场所,许多观念、理论似乎首先是在这一场所亮相、交锋之后才获得了某种言说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因此,斗争的结果是擦亮了一些顺乎历史发展潮流的观念,并让它们逐渐变成了常识。与此同时,公共领域也在斗争中扩大了自己的地盘,延展了理性的声音。

  其次,从写作主体的层面看,80年代的作家往往身兼二任:一方面他们是诗人、小说家或报告文学作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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