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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双全:漫谈抗日战争研究中的现实政治因素

更新时间:2009-04-14 13:20:13
作者: 蔡双全  

  

  [摘 要]本文从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有关抗战史的认识与论断、抗日战争的起点、抗战时期人物研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旨在说明:为增强抗战史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和说服力,研究者应当排除现实政治因素的各种干扰,尽量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按照抗战史的实际发展状况及其内在规律去研究,以期把抗战史研究引向深入。

  [关 键 词] 抗日战争研究 现实政治 毛泽东的论述 抗日战争的起点 客观性公正性

  [作者简介]蔡双全(1966--),男,湖北罗田人,历史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抗日战争史研究。

  

  学术与政治,本应属于夜犬晨鸡,各司其职,但由于抗战史研究距离现实政治太近,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者常常有意无意地遭受到现实政治因素的干扰,而不能按照抗战史的实际发展状况及其内在规律去研究,难以得出客观公正的科学结论。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以祈就教于方家。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有着中国共产党参加、组织与领导的全民族对外战争,而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抗战时期同国民党作斗争的在野党,一跃成为当前中国的唯一执政党。这一事实,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抗战史研究的政治特殊性与敏感性。

  鲁迅先生曾对由官方主持修编的中国历史,持一种相当怀疑的态度。他说:“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①]他把在这种史学观支配下所撰修的历史,称为一部专为“帝王将相”所作的“家谱”。如果运用鲁迅先生的历史观,来检视一下抗战史的研究现状,就不难发现:由于抗战史研究的大陆学者,都是属于“本朝人”,他们修编抗战史的宗旨,是为了突出和歌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抗战时期的历史功绩。在这种官方史学观的支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有关抗战史的认识与论断,举凡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地位、抗日战争领导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抗日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等重大问题,对抗战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研究抗战史时,许多学者把《毛泽东选集》中的许多观点与论述奉为圭臬,过分拘泥于他有关抗战的认识与论断,甘于充当毛泽东观点的“复述者和诠释者”,[②]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正确对待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认识与论断,首先应当成为探讨抗战史研究如何深入的题中应有之义。

  固然,毛泽东作为抗战时期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战略家与理论家,他有关抗日战争的许多认识与论断,理应得到抗战史研究者的重视与推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也可视为指导抗战史研究的理论前提。但是,由于毛泽东成天扎“在工作堆里”,[③]他没有时间和机会、也没有必要如高等院校历史系教授那样,从事专门的历史研究,因而他关于抗战史的论述,“既无专著,也缺乏专论”。[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深受抗战时期国内外极为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客观情势的深刻影响,加之身处共产党领袖地位,毛泽东首先是站在一个革命家的立场上,从政治、军事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抗日战争,因而他对于抗战的论述,具有鲜明的“概略性”、“政治性”和“多变性”[⑤]等特点与局限性。

  例如,毛泽东对于国民党与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地位的认识与判断,就是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抗战初期,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毛泽东曾经高度评价过国民党与蒋介石,他肯定了国民党“有它的光荣历史”,“有光明的前途”,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的和基干的地位”。对于蒋介石,毛泽东曾经誉之为国民党历史上继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的领袖”。[⑥]而等到抗战胜利后,他却又说:“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⑦]又如,毛泽东有关官僚资本的一系列论述,主要是从政治上揭露国民政府腐败出发的,实际上是当时国共两党政治斗争尖锐化的一种产物,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而残酷地压迫农民,压迫工人,压迫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⑧]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认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他们当权的二十年中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这个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以及旧式富农结合,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资产阶级”。[⑨]其实,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毛泽东所说的“官僚资本”,是特指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它只是一个通俗名称,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再加上后来一些人又把它的内涵不断扩大,把官僚的私人资本也包括了进去,并在时间跨度上向上追溯,一直追到清政府创办的企业。由于内涵混乱,时限不清,因此它的外延也变得十分模糊。实际上,它的界限已经无法确认了。[⑩]另外,根据学者考证,在所谓“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中,蒋介石只有很少的私人投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私人投资尚无充分材料,而宋子文、孔祥熙“各阶段留在国内资本有多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了多大程度的垄断性的消极作用”,“都应当根据足够的材料作出符合客观真实的分析和论断”。因此,“从政治方面看,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掌握党、政、军、财经大权的四大家族,然而从经济方面看,那一时期却并没有四大垄断资本家族。”[11]再如,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认为国民党集团内部始终存在着“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之争。长期以来,学术界深受这一论述的影响,认为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是“讨伐派”的首领。在一般的舆论特别是经典著作和史著中,大体上认为“讨伐派”即主战派,也就是“亲日派”。例如,在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注释中,认为“讨伐派”是“指西安事变时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亲日派。这些人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借西安事变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以便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并乘机夺取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何应钦“当时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另一首领……他积极筹谋掀起内战……并计划轰炸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蒋介石的地位而代之”。[12]其实,事实恰恰相反。何应钦之所以力主张“讨伐”,主要是为了武力救蒋,而不是“取而代之”。这是因为:第一,主张“讨伐”,是国民政府站在一种正统的立场上,以国民政府集体名义作出的一种决定。据研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当晚,国民党就召开了中央党部临时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劫持最高统帅,目无党纪国法,形同叛逆,不讨伐不足以张法纪。这样,在戴季陶等大多数人的支持下,“讨伐派”在会上明显占了上风。第二,何应钦既不是“亲日派”,也没有取蒋而代之的实力。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通行的蒋介石是“亲英美派”,何应钦不仅是“亲日派”,而且是“亲日派首领”之类的说法有悖事理。就事实而言,何是蒋的心腹干将,一切惟蒋之命是听。他的一切可视为亲日的活动,其主使者是蒋,也深获蒋的嘉许;就事理而言,岂有“亲英美派”制定方针政策,悉数委之“亲日派”去贯彻执行之理?如果把对日妥协退让,全力“剿共”,清除异己和争取备战时机皆当做“亲日”的话,那蒋介石才是最大的“亲日派”。如果一定要承认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内己存在“亲日派”与“亲英美派”不可,那就得承认蒋介石既是“亲日派”也是“亲英美派”。蒋是什么派,何也就是什么派,这才是历史的真实。另外,西安事变后,何应钦既没有取蒋介石而代之的想法,也没有这个实力,因为“论资历、声望、实力,何应钦难与汪精卫、孔祥熙甚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相比。……而由当时在南京的五个常委中的冯玉祥、何应钦、朱培德三人负责,军队则归何应钦调遣。显然,就是蒋介石死了,其权力也必定是分而掌之,决不会全归于何应钦之手。”[13]

  我认为,革命领袖人物与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他们虽然对中国抗战史的认识与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或相吻合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分工、思维方式以及个人气质的不同,更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地位、所承担的使命以及对抗战史考察和认识角度的不同,他们对于抗战史的认识,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是因为,抗战史研究作为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首先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抗战史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艰苦细致的甄别、取舍工作,然后在此基础上,按抗战史历史事实研究,尽最大可能还原抗战史真实。也就是说,学者在研究抗战史时,必须坚持独立性与科学性的原则,其价值依归必然是、也只能是求真求实。而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人物,毛泽东有关抗战的认识与论断,毕竟始终受到其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的影响与支配,它们大都是从抗战时期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而做出的一种政治军事判断,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激烈、残酷而又变幻莫测的民族与阶级斗争实践,具有极强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色彩”。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从历史学科来看,其实“并非史家手笔的史论”,“还有待更为周密和系统的论证。”[14]因此,研究抗战史的学者“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5]既要防止故意歪曲、贬损毛泽东有关抗战认识与论断的倾向,更要避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而应该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具体考虑抗战时期特定的时间、环境里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才是一位严肃、公正、客观的学者在对待毛泽东有关抗战史认识与论断时应该采取的一种正确态度。

  

  二

  

  出于“宣传中国抗战”的政治需要,有学者人为地把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提前到九一八事变。其理由是“如果我们只讲八年抗战,就不能恰当地评价自1931——1937年间中国人民广泛的反日斗争,特别是那么多的武装反日战争,诸如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察哈尔抗日盟军以及惨烈悲壮的长城抗战等。”[16]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会给人一种日本从七七事变才开始侵略中国的印象,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就会给人一种中国是从七七事变才开始抗战的印象,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国并没有抗战,这对于宣传中国的抗战是很不利的。”[17]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这种划分法,既不符合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实际,又不够科学与严谨,是值得商榷的。

  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事实上预示着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救亡理应成为中国朝野上下思考的中心问题。可惜的是,历史事实却业已无情地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中国各派政治势力,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了抗日的口号,但实际上直到七七事变之前,却没有任何一派政治势力真正把精力投入到筹划抗日方面上来。

  当时掌握中央政权的国民政府,虽然自1928年底因张学良东北易帜而在名义上达成了全国的统一,但由于国民党党内派系纷呈,争权夺利,以至于兵连祸结的现象愈演愈烈,国民政府实际上可以控制的地域也仅止于长江流域东南诸省。此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趁着国民党各派势力角逐混战之机,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并业已到了足以对国民政府形成一定程度上威胁的地步。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致力于结束国内分裂与动荡的政治局面。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敌强我弱的军事态势,实无万全无虞之策的国民政府,采取了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1931年9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公开宣称:“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第二日,国民政府在《告国民书》中,公开要求“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18]11月,蒋介石再次强调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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