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3年10月7日以来，再度爆发的巴以冲突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讨论。对于这场冲突的是非曲直，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为了深入探讨巴以冲突背后的政治、经济根源，分析巴以冲突与新自由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全球霸权之间的关联，本刊记者赵丁琪对中东问题专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殷之光进行了专访，并整理殷之光接受访谈的内容。
殷之光，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曾任阿联酋扎耶德大学可持续发展科学与人文学院助理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现代语言系副教授、中国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国别研究、国际政治传播、英帝国史、殖民史、第三世界去殖民运动、泛亚洲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等。出版专著《艺术的政治：创造社与革命中国的理论斗争实践》（Politics of Art: The Creation Socie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oretical Struggle in Revolutionary China)、《新世界：亚非团结的中国实践与渊源》等。各类论文及文章发表于《欧洲国际法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历史》（History）、《第三世界季刊》（Third World Quarterly）以及《开放时代》《读书》《学术月刊》《文化纵横》等期刊。
一、帝国主义霸权与巴以冲突的起源
○(赵丁琪，下同)对于当代巴以冲突的起源，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将巴以冲突追溯到1947年《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也有人追溯到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还有人追溯到2000多年前。而您认为当代巴以冲突问题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是西方帝国主义霸权与欧洲反犹主义的综合结果。为什么您会这么认为？
●(殷之光，下同）今天讨论巴以冲突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贝尔福宣言》，但这是一种非常欧洲中心主义的看法，如若只追溯到这里的话，就不能看到《贝尔福宣言》背后的非法性。但是我也反对将巴以冲突的起源追溯到2000年前，否则这一叙事就会陷入以色列的话语陷阱中，相当于间接承认了犹太人对这块土地的天赋权利。
在我看来，巴以冲突问题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这里牵涉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是地缘政治层面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是欧洲向外扩张的高潮。因为在这个时代，技术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使得帝国主义国家能够有效地在全球土地上移动。它们开始广泛地在非洲扩张，并且对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领地产生兴趣。在非洲的扩张和在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内部原先在1815年之后形成的所谓的维也纳体系（维也纳体系是19世纪初拿破仑帝国崩溃后，以英、俄、奥、普为首的战胜国通过维也纳会议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在维也纳体系中，领土的争夺已经不重要了，只需要在欧洲内部通过几个大国之间的协商就可以获得和平。但后来发现欧洲国家之间的扩张和竞争可以不用在欧洲本土发生，对于领土的争夺实质上是对于欧洲之外的殖民地的争夺。这就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所描述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之下，奥斯曼帝国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逐渐开始松动。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层面的因素。欧洲为什么在19世纪末开始扩张？它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种竞争不仅仅是对于土地资源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对于生产利益的竞争，以赚取更多的海外利润，缓解国内的经济压力。当年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面就已经梳理得很清楚了。在19世纪70年代，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内部面临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缓解这场经济危机的出路，对于那些有海外殖民能力的国家来讲，就是资本输出，向海外殖民。对于那些相对来说竞争实力比较弱的，诸如俄国这样的国家，没有办法通过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来缓解其内部的经济压力，因而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在欧洲的大规模兴起。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的状况下，为了实现团结社会的目的，就需要创造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当时就是犹太人。他们的逻辑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钱？因为钱都被犹太人掠夺走了。所以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俄国就开始出现了近代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犹运动。在这之后，欧洲其他国家包括法国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犹运动，这个反犹运动所产生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团体“比鲁团”(Bilu Group)的形成。比鲁团的基本诉求就是，既然你们俄国人、欧洲人不要犹太人了，犹太人就必须找到一个地方生存。于是他们把眼光放到了巴勒斯坦。
那为什么找到巴勒斯坦？这就跟我们所谈的第一个因素，即地缘政治有关。因为在当时的竞争环境之下，巴勒斯坦地区属于奥斯曼帝国无暇顾及、无暇管理的一个区域。从历史上来看，巴勒斯坦地区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是一种“羁縻关系”。就是奥斯曼帝国尊重巴勒斯坦地区原有的社会习俗和治理结构，后者所要做的仅仅就是承认前者对其的管辖权而已。在19世纪80年代，奥斯曼帝国正在开展自己的现代化改革运动，无暇去顾及这些周边行省。所以，当时离开俄国的犹太人就给土耳其苏丹写了一封信，让奥斯曼帝国赐给他们一块土地，让他们生存下来。
当时奥斯曼帝国苏丹给了犹太人一个口头承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所以他们就在巴勒斯坦落下脚来了。因为这个地方管辖和治理的方式还是依据习惯法，所以巴勒斯坦地区在权力结构上基本上还是阿拉伯人做主。但是随着欧洲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和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的崩溃，奥斯曼帝国对于这个地区的管辖能力越来越弱，又有更多的犹太人通过种种途径来到了这片土地。早期来到这片土地的犹太人的定居方式，主要是通过协商的形式，还是相对比较符合习惯法、符合当地的传统的。但是随着巴勒斯坦当局的管辖能力越来越弱，犹太人占领土地的模式就越来越有“创意”了，通过欺诈甚至是抢夺的形式。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结果，就是当地原有的社会结构被这种连续几十年的大规模的移民进程给破坏了。加之，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管辖权的彻底丧失。在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下，造成了原有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结构被彻底改变，从而形成了大量的巴勒斯坦失地农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发现，其实今天巴勒斯坦地区巴以冲突的基本结构，包括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在当时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巴以问题，核心的问题其实就是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就是谁掌握土地这个最核心的生产资源，以及实际的生产结构的问题。我们会发现，在这种生产模式下大量底层的穷人都是巴勒斯坦人，因为犹太人是掌握土地的，许多巴勒斯坦人是没有土地的。另外所形成的一个后果，就是阿拉伯人聚居区的社会分层更加严重。那些原本拥有土地的阿拉伯地主，可以通过出卖自己土地的形式，将自己的土地转化成为金融财产，从而就跟土地失去了联系。这些人有了钱之后就可以移居到其他的地方。所以很多巴勒斯坦人流散海外，并不仅仅是因为犹太人过来定居的结果，也是该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的一个结果。
在这种分析框架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巴勒斯坦人面临的压力并不是以色列人建国的压力，而是以色列人到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和占领土地之后，所造成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和压迫结构的问题。那么，这就可以把我们对于巴以问题的讨论，彻底推进到19世纪80年代，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所造成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联系起来。本质上来讲，巴勒斯坦就是一个殖民地，或者说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一个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混合结构。对于当时的巴勒斯坦地区的底层阿拉伯人来说，他们面临着三重压迫关系，即奥斯曼帝国这个旧的封建帝国对阿拉伯人的压迫性关系，移民到此地的犹太人对本地阿拉伯人的压迫性关系，已经资本化的阿拉伯地主对底层阿拉伯民众的压迫性关系。
任何殖民者来到一个一穷二白的地方，一开始都会通过合作社的形式来进行生产，犹太人也一样。尽管早期犹太人内部是一个合作社的形式，但其对外完全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模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强调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帝国的延伸部分。犹太人本身是帝国主义全球竞争的受害者，但是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采用的生存形式又使他们自己转化成了帝国主义的加害者。
在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地区定居早期，他们的影响力还相对较小，并没有对当地阿拉伯人形成极强的帝国主义压迫关系，所以双方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和谐共处。这种状态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彻底打破了。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其对于殖民地区的管理就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个地区的独立运动。当年的大英帝国一直想把奥斯曼帝国给拆分掉，它所采用的方式是鼓动海湾地区的酋长开展独立运动。但对于巴勒斯坦地区来说，由于其距离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区域太近，很难进行这种大张旗鼓的渗透工作。英国所采用的方式，就是通过签署《贝尔福宣言》，把别人的土地许诺给犹太人。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定居，从而将这种占领实质化。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原有的帝国主义占领转化为一个合法的存在。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去讨论巴以问题的时候，不能仅仅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这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签订的委任统治协议的确认，是对旧有的帝国主义占领、非法占领的合法化的确认。所以我们对于巴以冲突起源问题的讨论，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际法的框架下，而是要讨论其为什么能够非法获得巴勒斯坦的土地，那这就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了，就是帝国主义的问题了。
○持续70多年的巴以冲突，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平息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美西方国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就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巴以冲突是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延续。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从英国的那一套旧的殖民主义政策，到美国这个新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这一套东西之间，到底有什么接续关系？
从表面来看，英国始终扮演的是“邪恶势力”的角色，比如第二次中东战争的直接起因苏伊士运河事件，就与英法殖民主义密切相连。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面所扮演的角色很多时候被描述为“促谈”的作用，也就是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作用，至少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是这样。在前三次中东战争里面，以色列都是一个被动反应的形式，就是阿拉伯国家先在民族独立的号召之下，想要对以色列发起进攻，而以色列是以自卫的形式来展开战争的。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就很难区分出美国人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负面角色。让我们看清楚美国所扮演的负面角色的是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也就是导致了石油危机的那场战争。
这场战争，从本质上来讲是对巴勒斯坦独立运动以及对阿拉伯国家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浪潮的帝国主义回应。因为帝国主义既然允许以色列人独立，那在理论上就必须允许巴勒斯坦人也获得相同的权利，但是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以色列却并没有允许这一点。当时这场战争就是围绕着这个诉求展开的，巴勒斯坦人也需要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必须从这个压迫性的国家当中解放出来。但是西方国家整体上是站在巴勒斯坦的对立面的，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而这场战争所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更进一步地让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普遍联系。在这场战争之后，中东国家发现自己作为资源生产国，实质上也可以反向去制约那些霸权国家，这就直接导致了1973年的石油危机。阿拉伯国家开始采取联合行动，对以色列以及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采取石油禁运。这直接导致了西方市场上能源价格的飙升。
但石油危机也促使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开始尝试所谓的能源自主和能源安全，这实质上进一步增强了美西方贯彻其全球霸权的意志。他们就想着一定要把中东国家管理起来、控制起来，必须要把能源问题抓在手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就形成了石油美元，美国一定要把美元跟石油捆绑起来，一定要把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稳固住。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就更进一步地成了美国控制中东的桥头堡。
二、新自由主义、右翼政治与巴以冲突的加剧
○在以色列建国之初，犹太人采用了一种合作生产方式。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也蔓延到了以色列。这种变化对以色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巴勒斯坦民众以及巴以冲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刚才我们说到，因为石油危机引发了能源危机，能源危机直接导致了以色列大规模的经济衰退。这场经济衰退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出现端倪了。所以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右翼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慢慢冒头。但是右翼政党利库德集团（利库德集团（希伯来语：，HaLikud，字面意思是“团结”；英文：Likud），又称“全国自由联盟”，是以色列的一个右翼政党），在1973年选举的准备中由赫鲁党和以色列民主党合并组成。真正得以成为以色列的统治集团，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直接结果。这场战争所造成的后果是，以色列原有的经济结构无法再维持下去，出现了通货膨胀率飙升、经济增长率急剧下降的状况，人民的生活成本逐年增高，大量的外汇流失。利库德集团正是在这种状况下形成并迅速成为以色列政治中的核心力量。
面对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的经济困境，利库德集团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就是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方案。这就是1984年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当选以色列总理之后，在1985年推出的改革方案，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第一是要削减国家财政。犹太人主要是通过农业定居点的方式来占有巴勒斯坦土地的，所以农业是他们最核心的产业，以色列国家财政支持的最核心的产业也是农业。当佩雷斯政府将农业补贴大规模削减之后，虽然以色列政府的财政赤字一下子降下来了，但是它的农业就从原先的农业大生产，瞬间被转化成被少数资本控制的行业。在被资本控制之后，以色列的物价就开始连年增高。所以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负担直接转嫁到人民身上。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以色列境内的犹太人也同样受到冲击。第二个改革就是开放外汇，这个也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的做法。第三个改革就是解散工会、冲击工会。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的以色列工会，就像其他那些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一样，变得非常弱小。所以那些自由流动的劳工就替代了原有的工会化的工人，而这些劳工主要就来自巴勒斯坦。
在《奥斯陆协议》签订之后，以色列工人就再也没有跟资本家议价的能力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来自巴勒斯坦地区的非工会化的廉价劳工。而《奥斯陆协议》造成的第二个结果，就是大量海外流亡的巴勒斯坦人开始回到巴勒斯坦。而回到巴勒斯坦之后，他们也需要工作，所以他们就对原先在以色列境内打工的那些巴勒斯坦人形成了新的冲击。这种冲击还造成了一个政治结果，就是原先在巴勒斯坦生活的大量劳工阶层，觉得法塔赫不把巴勒斯坦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是一群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而法塔赫又觉得自己是实质上促进了和平协议的合法政权，是一个拯救了巴勒斯坦的执政党。法塔赫的群众基础，逐渐从原先的巴勒斯坦老百姓变成了从海外流亡回归巴勒斯坦的那群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大量的法塔赫驻外高官，总体来看是一个比较精英的群体。在这种状况下，普通巴勒斯坦老百姓觉得法塔赫非常腐败，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真正的利益，对于法塔赫的反感也开始与日俱增。对于法塔赫的反感、以色列压迫的加重以及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极度不平等，逐渐促成了哈马斯的诞生。哈马斯本质上来讲是一群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感觉没有希望的巴勒斯坦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团体，所以对以色列采取了坚决对抗的姿态。
○以色列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推崇的中东“民主国家”，但您却认为它是一个“利库德集团把持的军国主义政府”。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刚才也提到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对巴勒斯坦人造成了冲击，对以色列人也不例外。伴随着以色列工人阶级的去工会化，以色列社会也逐渐开始出现了极端的两极分化。在这种政治经济分配极端不平等所造成的分裂局面下，想要将这个社会统合起来，就需要依赖于民族主义话语和种族主义话语。所以从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利库德集团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他们也越发依赖其赖以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话语。在这种状况下，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以色列人来说，种族主义话语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情绪。而在这之前的“40后”“50后”“60后”，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和解的愿望的。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批判以色列的以色列左派，大部分都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生人。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利库德集团把持的以色列政府称为军国主义政府。军国主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必然产物，它以对外扩张的形式来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尽管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是必然的，但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扩张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大的市场，而对于一个军国主义政府来讲，它的扩张是要寻找一个外部敌人来建构其内部的政治团结，维持其国内的统治。对于以色列利库德集团来说，哈马斯就是一个完美的敌人。
在此次巴以冲突之前，利库德集团对于巴勒斯坦领土采取的是蚕食形式，一点一点地占据更多的土地。但这一次为什么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采用了这么强悍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我看来，主要是内塔尼亚胡在今年遭遇到了执政生涯当中最大的一次挑战。以色列工人在2023年年初开始大规模的罢工抗议，从一开始的60万扩展到80万人，持续了半年多，是席卷了以色列全境的空前规模的大罢工。这种大规模的抗议罢工也是之前30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这场罢工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利库德集团内部的分裂。2023年3月26日，内塔尼亚胡宣布解除国防部长约亚夫·加兰特（Yoav Gallant）的职务。因为加兰特认为内塔尼亚胡推动的宪法改革引发了罢工等大规模抗议，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影响。作为回应，内塔尼亚胡就把加兰特从内阁中开除了。结果哈马斯一袭击，以色列成立了一个小型战时内阁来指挥与哈马斯的战争，又把他召回来了，似乎两个人之前的芥蒂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敌人”对于现在的以色列右翼政权来讲多么重要。当然，恰恰是这样，也使得我认为以色列现政权的危机很严重。我们假设，当这场战争打完了，加沙地带被夷为平地、哈马斯被彻底清除之后，对于没有敌人的以色列右翼政府来说，还能如何维持自身的统治呢？利库德集团的下台是不是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那么反过来讲，如果说内塔尼亚胡没能成功，哈马斯顽强地长期存在下去，那就相当于把以色列拖进了一个长期的战争状态。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更为有利。他可能不会希望在短时间内迅速地清除哈马斯，但是他需要一场胜利，同时又需要一些借口将这场战争长期化。这种紧急状态持续下去，对于他的右翼政府来讲是最有利的。所以巴以冲突的前景可能并不乐观，这将会是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种情况对于美国及其全球霸权来讲，恰恰是非常不利的。因为这等于是把美国同时拖入了俄乌和巴以两条战线、两场战争泥潭。所以我认为美国人的愿望是希望巴以冲突能够早点解决，但必须是以对它有利的方式。
三、对帝国主义霸权的反抗与未来
○伴随着20世纪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以领土占领为主要特征的殖民主义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殖民主义依然以其他形式存在于当代世界。以色列当局所推行的政策，与19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有什么样的异同？
●我的判断基本上就是很残忍的，以色列这套做法就跟19世纪白人至上的这套殖民主义没什么差别。其实全球媒体，特别是有左翼倾向的一些媒体，毫无疑问地都把以色列称为一个种族隔离政府。以色列左翼也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当然，今天的殖民主义与19世纪、20世纪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这是有延续性的差异。
现在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核心在美国这边，但这种霸权实际上遭遇了多方面的冲击，所以其不稳定性越来越强。比如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微妙的——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的压力之下。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也有可能会出现裂痕。我们可以把乌克兰看作美国的坚定的代理人，但是不能把以色列看作美国的坚定代理人。因为内塔尼亚胡今天对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军事反应，其实很大程度上考虑的是他个人的政治生命，而不是什么国家利益之类。如果美国对于以色列的要求，可能会挑战内塔尼亚胡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话，我相信以色列可能会作出不一样的选择。对于以色列方面来讲，将这场战争长期化可能是更有利的。或者说，对于内塔尼亚胡个人来说，他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希望把以色列拖入长期战争，把美国拖入这场长期战争纠纷。但这实际上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局面。
○西方社会对于巴以冲突的报道，对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描述存在着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偏见？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偏见？
●这个问题要从西方社会内部的政治环境当中去分析。以英国为例，在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下台后，英国工党内部的右翼要清除科尔宾“余孽”，用得最好、最有效的话语策略，就是把科尔宾及其同党骂成是“反犹”分子。在西方内部的舆论环境下，“反犹”是一个巨大的罪名。为什么说科尔宾和他的同党“反犹”呢？是因为他们支持巴勒斯坦。所以在这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下，各种各样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和言论全部都被标上这种所谓的“反犹”的帽子。“反犹”的标签又跟今天的身份政治联系在一起，变成了一种“人人过关”的文化战争。你一旦支持巴勒斯坦，你就是“反犹”分子，就是种族主义者，就是纳粹“余孽”。所以现在在西方的舆论界和学术界，很多人都不敢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在这次关于巴以冲突的报道和讨论中，用的话语策略基本上也还是文化战争的这一套。比如一些人会被质问，你为什么不将哈马斯称为恐怖分子？你为什么不去谴责哈马斯？一旦你不谴责哈马斯，你就会被认为是“反犹”分子，就会遭到学术界和主流社会的排斥。
○当前，巴勒斯坦地区的反抗运动以哈马斯等所谓“恐怖主义”的形式表现出来。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短20世纪’及其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义，可以生成殖民主义，但也可以生成对抗霸权主义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权及其反抗，也许是连接‘短20世纪’与冷战之后政治未来的方向。”如何理解您的这种观点？
●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主席讲的统一战线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把握一个大矛盾，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反抗之间的关系。但是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实际上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我们熟悉的民族主义反抗形式。但民族主义并不一定导向社会解放。民族主义也可以导向纳粹，也可以导向日本那样的军国主义，也可以导向泛伊斯兰主义。比如发端于19世纪末的泛伊斯兰主义，一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用伊斯兰主义来作为动员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在哈桑·班纳（Hasan Bana）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宗教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强了。这场由宗教势力调动起来的世俗化的民族主义运动，它的世俗层面就逐渐淡漠，而宗教层面则被不断地放大，最后的结果就很可能是伊斯兰国（ISIS）之类的运动。
民族主义运动是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的。我们可以以中国的例子作为参考。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就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旧民主主义革命最后转变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主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起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从中得出的普遍性启示就是，一种革命运动如果不以打破旧有的压迫性社会结构作为其最终目的的话，那么它是会走向反面的。因为霸权主义所依赖的就是一个等级制的压迫结构，它可以同任何其他形式的压迫结构结合起来，可以同宗教形式的压迫结构结合起来，也可以同资本主义的压迫结构结合起来。而社会革命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要打破这种压迫结构。一种革命运动最终会走向哪一个层面，主要看政治革命之后，是否伴随有社会革命，以及伴随何种性质的社会革命。如果没有以消灭剥削和压迫为旨归的社会革命的话，那么其所创造的社会结构还将是等级制的。
（采访者：赵丁琪，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