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直是我国推进经济建设的理念共识。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上，还要以高质量发展来应对内外部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首创性地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又从战略高度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从而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并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支撑，它也为指导一个发展中国家从低质量规模制造向高质量发展转型作出重要理论贡献。二是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是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通过非传统的发展方式创造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进而释放出新的生产力质态的前瞻性判断。从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看，传统的发展方式对土地、自然资源的依赖已达到极限，中国需要积极抢占和充分利用变革机遇，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尤其是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经济实现新一轮的快速发展。三是从国际发展环境看，在当前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我国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重要支撑，也为加快我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由大向强转变提供宝贵发展契机。
新质生产力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如果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过程中看，其意义就更为明显。纵观全球数次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德国、美国出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美国出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工业发展需求与科学技术突破互相推动的结果。众多基础科学突破使欧洲和美国率先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走到世界前列，而新的工业生产方式也对科学技术研发提出了更高要求。亚洲国家虽没有在基础科学上形成先发优势，但也通过在技术集群、组织模式、政策制度方面的创新得到迅速发展。例如，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时期的一系列制度创新，率先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通过造船、钢铁等产品出口，将组装生产线、科学管理流程等先进制造技术和理念引入到工厂，实现了经济增长和商业繁荣，并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后发者一跃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亚洲奇迹”。受益于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严谨有序的产业组织协调机制，日本企业擅于在复杂生产系统中推进技术整合，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主导了全球半导体产品的开发和制造。1980年后，日本还在物理、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领域斩获诺贝尔奖，并诞生了多家至今仍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高科技企业，使之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一项技术的发展进化不是孤立发生的，创新通常是一个群体互动过程。当该项技术创新涉及的上下游群体都参与到系统性改进的活动中时，特别是互补品供给者的出现可以加速新技术被市场采用的进程，恰恰是技术系统内部的这种扩散和学习共同塑造了新的竞争优势。麦肯锡将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的颠覆性技术概括为四类。一是连通性、数据和计算能力：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区块链、传感器；二是分析与智能：高级分析、机器学习、人工智能（AI）；三是人机交互：虚拟现实、机器人和自动化、自动驾驶；四是先进工程：增材制造、可再生能源、纳米颗粒等。这些技术的融合应用可以产生定制化的系统性解决方案，而这些技术突破则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来源。
以人工智能为例，它需要同时利用知识、数据、算法和算力，构建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其原始数据包括图像、文本、语音和视频。更难得的是，人类的很多行为仅靠感官难以获取，只有通过与环境的交互即亲身经验才能获得，进而真实反映出人脑作出决定的反馈系统运行机理。此外，人工智能的主要目标是开发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和行动的自主机器，这些机器可以模仿人类的行为，并通过学习和解决问题来执行任务。当前的大多数人工智能系统主要依靠模拟自然智能解决复杂问题。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对于科学研究本身，以及设计和制造过程都在产生着深刻影响。人工智能技术以算法为新工具并大规模使用，可以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高效率配置，可以实现虚拟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有机结合，真正做到生产力的能级提升。因此，作为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的背后是一场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创造力革命。
其他科学研究领域也可以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包括新能源汽车、创新药、商业航天、量子技术、生命科学在内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企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汽车等制造工艺的现代化转型。这一技术基于轻量化和高性能组件、快速原型设计和设计迭代、定制化制造等特性，在降低供应链复杂性、减少特定领域环境影响方面具有难以超越的显著优势，已经初步实现了市场化应用，并推动了相关领域投资的增加。例如，已进入商用的C919就是利用增材制造技术，制作主风挡窗框和中央翼缘条。此外，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正在全面重塑企业生产方式和流程，一些制造业企业通过规模化应用机器人、物联网、5G等技术，实现了流程数字化再造，大幅提升了制造敏捷度和响应能力，缩短了产品上市周期，也提升了定制化水平。
当然，与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步的是人类需求方式的转变，我国未来发展需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文化娱乐业、教育培训业、健康产业以及新的制造业或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创造更多的新就业机会，但也会替代一些既有就业岗位，对社会发展形成一定挑战。其次，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突破口和主攻方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多为技术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这些产业往往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较长的时间周期，以及较快的技术更新和产品迭代速度，要想有所突破，需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坚持因地制宜、久久为功。最后，发展新质生产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大城市、发达地区的要素集聚作用和科技创新能力，使以传统产业发展为主的地区面临更大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管理革命也加速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互联网消除了物理距离对人类活动的限制，传统的科层式组织模式正在被彻底颠覆。而物联网能够实现万物的互联互通，连接力成为组织的核心竞争能力，由此重塑不同类型企业的生产方式与价值创造模式，助力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进一步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集成电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性创新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22AGL0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湖北江城实验室战略（管理）研究院研究员；湖北江城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