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晚清以降的中国边疆研究历经了从传统的华夷观、天下观到近代民族国家边疆观的视野转换。从清末、民国一直到本世纪初，几代中国学者围绕中国边疆史地、边疆治理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和边疆学的建构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中的诸多原因，导致中国边疆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视野转换并不彻底，尚未摆脱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的中心—边缘视角，也就难以与国际学术界形成严肃的对话和交流。过去三十年来国际学术界兴起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该可以成为中国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有益补充，而近年来一批优秀成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边疆研究正在向跨国视野和全球眼光转换。
【关键词】边疆华夷观；天下观；民族国家；跨国史；全球史
中国边疆问题从晚清、民国以来就吸引了一批颇具眼光的中外学者，当下更成为不少知名研究人员思想交锋的重点领域，名篇大作层出不穷。2019年问世的马大正的《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一书，系统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边疆研究的基本脉络，成为中国边疆研究的扛鼎之作。此外，2018年、2019年、2020年三年围绕边疆的定义、特征等问题涌现出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文章，将中国边疆研究引向深入。这组文章包括李大龙的《“中国边疆”的内涵及其特征》，姚大力的《中国边疆的基本特征》，罗中枢的《论边疆的特征》和《边疆的个性与共性及边疆研究的理论创新》，吴楚克、马欣的《解构边疆与重构边疆学》，孙勇、王春焕的《边疆理论研究的共性与个性问题探讨》和《边疆研究及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哲思收敛初探》，吕文利的《何谓“边疆”———论中国“边疆”概念的三重空间》，杨明洪的《论“边界”在“边疆学”构建中的特殊意义》和《试论边疆的“二重属性”》，等等。2021年周平的《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出版，从国家视角和国家立场来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突出边疆的国家属性和政治地理空间属性，集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之大成。而同年出版的杨斌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则打开了中国边疆研究的跨国与全球视野，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边疆，尤其是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渊源和基本特征提供了史料依据和研究路径，但也存在一些未解之谜，如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边疆观对当今中国的意义何在？中国边疆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边疆观有何异同？当今的中国边疆研究应如何把传统与现代、国家视角与区域视角、国内研究与国际研究结合起来以适应全球化、信息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格局？为了理解和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拟就中国边疆研究的视野转化，即从华夷观、天下观到民族国家观、跨国全球观的递进与更新做一梳理，以期能对相关研究有所贡献。
一、华夷观、天下观视野下的中国边疆
尽管当代中国边疆研究多将“边疆”一词的来历追溯到《左传》，但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边疆视野应该产生于秦汉统一全国以后。班固在《汉书》中写道：“昔在皇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这段文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汉代中央集权制度下统治疆域从中心到边缘的层次关系，即以归附先后和交通易难来区分的从诸侯到万国，从九州（或十二州）到五服的空间等级秩序。马大正、刘逖认为，“服事观和华夷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古人对边疆内外关系的认识”；“五服说、九服说所反映的服事观虽然有理想化倾向，但反映了单一的政治统治核心的存在及作用，其政治结构由核心逐步向周边的扩散”。
这种边疆观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并为17世纪入主中原的清王朝所继承。李大龙在研究中注意到，清朝统治者完全采用了历史上汉族王朝的华夷观：“尽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与俄罗斯签订了具有现代主权国家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清朝也由王朝国家转变为近代主权国家，疆域具有了明确的‘边界’，但‘边疆’的内涵似乎依然不是明确的。‘边疆之地，民夷杂处’是乾隆皇帝对‘边疆’给出的特征描述，‘民夷杂处’是界定‘边疆’的重要标准，而‘云贵四川等处，系边疆，殊为紧要’。”
中国历史上这种“天下观”和“华夷观”影响下的边疆概念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认知：其一是地理上的认知，即前文中提到的班固在《汉书》中强调的舟车所及的交通和通信范围，而交通和通信也代表了中央王朝对某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能力。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与陕西毗邻，与山西、河南也相隔不远的四川也会被看作边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其二是种族文化上的认知，也就是乾隆所谓的“民夷杂处”。其实，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别一直是相对而言的，是民族融合、文化交汇过程中一种动态的文化对峙。先秦时代初步形成的华夏族群主要是一种文明形态。对于孔子所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唐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解释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马大正据此总结说：“‘华夏’一词首先主要是因文化的差异而出现的，当时接受西周分封的诸侯国都包括在华夏之内，统称为华夏，以与文化相对落后的夷、蛮、戎、狄相区分。”自夏、商、周三代以降，华夏文明逐步从中原向四周辐射，在与周边被称为“夷狄”各族群的碰撞、交融中逐渐向外扩张，其前沿即被视为边疆。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边疆，经常是指文化上的边疆。对此，中国几代边疆学者已有共识。李大龙在总结民国学者的边疆认知时，认为吴文藻对“边疆”的界定具有一定代表性：“东南诸省，以海为界，本是国界，而不被视为边疆，反之甘青川康，地居腹心，而反被称为边疆。这明明不是指国界上的边疆，而是指文化上的边疆。”这正是中国传统边疆意识的核心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边疆从来就是一个动态、模糊的地带，因为文化影响的程度是难以做精确衡量的。除了像朱元璋那样试图划清汉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界限而强制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汉人离开“化外之地”而大举内迁外，大多数统治者都能像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那样容许边疆地区“民夷杂处”。而这种政策显然有利于处于高端的中华文明在交流交往中不断推进，有利于中国文化边疆的扩张。
或许可以将传统中国的地理边疆与文化边疆比作中华民族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指标。如果说地理边疆的扩张依靠的主要是军事征服，在冷兵器时代并不总是能代表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文明程度，那么文化边疆的扩张则可以通过包括朝贡体系、贸易往来、知识传播、民间交流等多种途径来实现，有时甚至与军事征服逆向而行，高端、成熟的文明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将武力征服者同化，就像人类历史上蛮族入侵罗马、蒙元满清征服中原之后所发生的那样。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疆土的扩张所依靠的主要是文化的自然伸展，鲜有西方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大规模的战争和征服。这也是“民夷杂处”何以会成为中国边疆的主要特征以及边疆研究总是与民族研究紧密相连的原因所在。
这种以文明同化为主要手段的边疆政策在汉朝建立不久就已经显现出突出的优势。根据王子今的研究，“刘邦初定天下，陆贾受命出使南越，……说服赵佗遵从汉王朝的权威”。陆贾“两次出使南越实现‘南边’控制的成功”。而贾谊提出的边疆战略设计，进一步为南边的巩固奠定了基础；其《治安策》“比较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文化态度、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其所强调的“教习”作用，可以成为后来历朝历代推行文化边疆政策的指南。
统而观之，中国早期历史上以“天下观”“华夷观”为主导的文化边疆认知，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基于文明优势而表现出的文化自信。统一的秦汉王朝上承位列轴心文明的先秦时代，其间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和以儒家文明礼仪为核心的汉文化习俗，都为当时的上层精英和一般民众注入了一种天朝上民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或可称之为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使得秦汉以降的中原王朝在边疆问题的处理上具备了一种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二是秦汉统一后逐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控制体系和管理制度。前者体现在基于儒家文化构建的等级秩序，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借此形成自上而下的社会控制；后者则体现在以郡县制为基本框架的管理方式，在世界进入现代化之前的漫长历史中都代表着一种理性、高效的政治制度。三是基于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化经济而对周边地区形成的物质文明优势。秦汉统一之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为长时段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农田的开垦、人口的增长、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商业化城市化程度的加深，都让周边地区对中国经济实力望尘莫及，这种物质文明优势为文化软实力的发挥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晚清以来民族国家观形成中的边疆视野
一般认为，世界历史上的民族国家产生于17世纪，罗马帝国境内的欧洲各地方势力，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于1648年签订了后来被统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PeaceofWestphalia）的一系列条约，这些条约也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sovereignty），是现代国际法的基础。其内容主要包括：每个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和国内事务拥有主权；“不得侵犯主权国家的边界，不得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
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学界一般将单独享有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成的时间确定在18世纪后期。第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民族国家是1789年大革命之后的法国。从路易十四时代开始，历经黎塞留和马扎然两位红衣主教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封建贵族的努力，再加上1789年的大革命与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法国才演变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周平在其对西欧民族国家的研究中注意到，中世纪之后建立起来的王朝国家，“运用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对国内居民进行强有力的政治整合，从而将国内居民塑造成为一个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在当时逐渐传播的民族主义，便用‘民族’概念指称这样的人群共同体，从而将‘民族’凸显了出来”。这也是本尼迪克·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中所要表达的观点。
形成于18世纪而成熟于19世纪的民族国家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帝国，也与中国历史上的天下观大相径庭。驱动罗马军团对外征服的主要是远方的财富和人口，只是在客观上居于高端的罗马文明自然而然地传播到被征服区域。当恺撒平息了高卢人的反抗之后，将高卢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省，高卢人在罗马帝国的庇荫下经历了三百年和平发展，不仅自己接受了罗马文化，学习了拉丁语，还使高卢地区成为罗马文化向北欧传播的通道，这样的结果是征服者恺撒始料未及的。为了有效控制这片新征服区域，恺撒发明了其开创性的治边政策，包括适当评估税收标准，雇佣当地精英担任税收官，以及将罗马公民身份扩大到高卢的领导层。只是到了基督教崛起以后，罗马文明的扩张才有了新的载体。如果说恺撒时代罗马帝国为了抵御蛮族的入侵还设置了莱茵河边界的话，那么基督教时代罗马文明的扩张借助的则主要是宗教传播这样的软实力，其边界也在基督教势力的对外扩张中趋于模糊。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华文明的扩张所依靠的主要是自身的文化优势，所在意的也主要是文化习俗上是否接受同化。明太祖朱元璋的华夷观在历代统治者中是有代表性的。洪武三年（1370），已经平定中原的朱元璋开始把目光投向周边地区。奉命北征的“左副将军李文忠遣人送所获故元诸孙买的里八剌等及其宝册至京师，省臣杨宪等请以买的里八剌献俘于庙”，被朱元璋断然拒绝，“只令服本俗衣以朝，朝毕赐以中国衣冠”。可见朱元璋眼里的华夷之别，主要在于文化，而非种族、国家。他针对这一事件所发的另一番议论更准确地表达了其华夷观：“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尔等无或执迷，以贻后悔。其边塞鞑靼百姓，因之丧乱，征徭繁重，供亿劳苦，朕甚悯焉。诏书到日，悉安所居，无自惊扰，以废耕牧。”无论是恺撒对高卢的统治政策还是朱元璋对蒙元民族的安抚政策都是以军事征服为前提的，但长期稳固的统治还是有赖于文化上的接受与认同。
作为一个具有领土边界的主权政体，民族国家的出现给世界历史带来至少三种决定性的变化：首先，民族国家明确了在“天下”和“帝国”形态下模糊不清、变动不定的边界线和领土范围，即如霍布斯鲍姆所称，“近代国家皆具有明确疆界，与邻国的领土壁垒分明”，进而强化了从统治者到一般平民心目中的领土意识，加剧了国与国之间围绕领土问题的竞争；其次，成熟的民族国家原则上应该由认同这个国家的公民共同体治理，不仅完成了从“臣民”到“公民”的过渡，而且用“同一性管理”取代了“差异性统治”；不仅取消了华夷之别，而且终结了等级制社会秩序；再次，既然民族国家实行的是“同一性管理”，就不存在中心与边缘、中原与边疆的差别，边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已有国内学者注意到民族国家在人类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周光俊曾发文分析了现代民族国家带来的关键性变化：“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传统帝国等国家形态相比较有着确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的根本变化。”如果这一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能够彻底完成，也就不存在中原与边疆的区分了。
19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成为国际行为主体之后，国家之间围绕领土展开的竞争与冲突越来越频繁，原本以天朝自居的清政府不得不面对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对内而言，文化向心力弱化，“天下”体系瓦解，分裂因素增强，而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尚未完全形成。传统文化在外力的冲击下日渐式微，而对边界、领土等民族国家要素的认知尚未健全。对外而言，一方面是在掠夺中崛起的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另一方面是正在形成共识的现代国际关系规则。李大龙注意到，“尽管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与俄罗斯签订了具有近现代主权国家意义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清朝也由王朝国家转变为近现代主权国家，疆域具有了明确的‘边界’，但‘边疆’的内涵似乎依然不是明确的”。当时的清政府岂止边疆的内涵不甚明确，对自身作为民族国家的认知也几乎是空白的。而经历了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和科技革命的欧美各国，正在形成一种全新的世界观，并最终影响到中国的领土与边疆、前途和命运。比列强环伺更为严重的是，支撑华夏中心观的文化向心力在晚清迭起的内忧外患中消磨殆尽，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边疆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清廷君臣既然缺少对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认知，也就不知道如何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他们在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1858）和《北京条约》（1860）的态度中即可见一斑。比清朝早一步进入民族国家行列的沙皇俄国通过这两个条约割走了库页岛和乌苏里江以东大片中国领土。中国人在割地赔款的屈辱中逐步了解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规定的国际关系准则以及在此准则下领土对一个民族国家的价值所在。面对越来越缩小的国土和不断被蚕食的边疆，晚清以来不少有志之士投身到中国边疆研究之中，从封疆大吏到文弱书生纷纷关注边疆问题，力图通过他们的研究促进边疆危机的化解、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统一。马大正总结说：“在19世纪，我国出现了一批杰出的边疆研究专家，编著出一大批边疆研究新著，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边疆研究的高潮，也为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20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也正是在直接继承了这些历史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汪洪亮将近代以来的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化历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20世纪80年代以后。前两次高潮都源于清朝衰亡之后中国面临的强邻环伺、蚕食鲸吞的国际局势，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研究高潮，以笔者拙见，除了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繁荣之外，可能也与国际学术界后现代研究的大趋势有关。
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研究基本实现了由传统视野下的天下观、华夷观向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领土观、边疆观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又是不彻底的。传统中国的边疆观赋予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与生俱来的中国特色，其中包括对国家领土的层差认知，即认为国家领土是由中心到边缘的延伸，传统的文化中心主义不仅没有被构成民族国家主要理念的公民观所冲淡，反而由于对边疆与少数民族连带关系的强调而得以强化。这种趋向一直延续到当今中国国内的边疆研究。杨明洪在概括“边疆的属性”时指出，“人们经常谈论的‘边疆性’，即与国家‘中心性’相对应的概念。不过，有时‘边疆性’又被表述为边疆的‘异质性’。这里所谓的‘异质性’，是指边疆与非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说明当代很多边疆史学者并没有因为中国已经完成了向民族国家的过渡而刻意强调国民成分的同一性，而是以客观的态度正视边疆的“异质性”，当然这也暴露了传统中国的边疆观在当今中国仍有深刻的影响，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向民族国家视野下的边疆观的转变。相比之下，这种“中心—边疆”二元对立的意识在其他现代民族国家并不多见。即使美国历史上的“边疆学派”，所强调的也是19世纪美国扩张中的边疆，这个边疆到19世纪末因为大陆扩张的完成而关闭和消失了。杨明洪在文章中引用特纳的话说，“当代美国是没有边疆的，边疆只存在于美国历史中”。他还进一步举例说：“美国的夏威夷，与美国本土的社会形态相比，是没有太大差异的，生活在这里的美国人不会感到他生活在美国的边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生活在与加拿大接壤的北方诸州和生活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南方诸州的美国人，包括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和得克萨斯、新墨西哥等地大批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移民，都不会认为自己生活在美国的边疆。这样的对比让部分中国学者开始反思边疆的共性和个性问题，试图超越中国传统的边疆史观，借鉴世界各民族国家通行的边疆概念。而当今世界史领域颇受重视的跨国史、全球史研究理论和方法正可以为中国边疆史研究开辟新的视野。
三、跨国史、全球史视野下的边疆史研究
近年来已有国内不少边疆研究学者越来越意识到传统天下观和华夷观以及近代民族国家视角下边疆研究的不足之处。有的学者试图转换视角看边疆，从原来的以华夏为中心转为以“蛮夷”为中心，代表性著作是美国学者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巴氏在该著中将镜头对准了在中国历史上与中央王朝打交道的游牧帝国，从早期的匈奴、鲜卑，到后来的蒙古、满洲，以这些游牧民族为中心探讨了他们眼中的汉人社会和中原王朝。译者袁剑在该书的中文版前言中总结作者的观点说，“仅仅将这些族群看成是野蛮人则大为低估了其社会组织的复杂性”，“这些游牧民族大多深知倚靠强大的中华帝国的必要性，故而往往确立一种‘外部边界战略’，其与汉族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共生而非寄生关系”。如果我们只是从中原视角观察周边游牧民族，就很难具备这样的见识。而前文中提到的杨斌的《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一书，所尝试的则是从边疆看中国，在全球史的视野下书写地方史，为中国边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说。
也有学者担心中国的边疆研究因无法摆脱传统史观的影响而受到制约。吴楚克、马欣在文章中指出，“以历史为基础构筑中国边疆学，无法正确处理‘王朝边疆学’和‘民族国家边疆学’的问题”，认为“‘王朝时代’的结束也终结了历史边疆，共和国开启了新的边疆历史，如果中国边疆学仍然围绕着边疆历史转，就只能挖掘历史上的边疆概念演绎”。问题在于，新的边疆历史也是历史，如果“边疆”一直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其历史就不会终结。将历史与边疆结合起来考察，可以为我们的边疆学提供更大的回旋空间。
与吴楚克等学者的担忧相似，近年来也有不少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已不满足于单从中国传统中解读边疆问题，提出“中国边疆学”和“一般边疆学”的联系与区别。杨明洪针对一些学者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倡议指出：“将‘边疆学’学科框定在中国范围内，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因为科学是不分国界的，……作为一个学科，‘边疆学’应该超越某一个具体的国家，是人类对知识的探求，是对边疆现象做出理论阐述的科学。”孙勇、王春焕和罗中枢也差不多同时发表文章，阐述边疆研究个性与共性之间的关系，并努力从跨国视角和全球范围看待和研究边疆问题。罗中枢还在《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一文中，引用、评判了弗里德里希·拉策尔、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乔治·纳撒尼尔·寇松、欧文·拉铁摩尔等人有关边疆问题的论述，结合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试图以更公允的立场看待边疆问题和边疆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要让中国的边疆研究更具有说服力，要构建中国的边疆学，就需要以更开阔的视野看待和研究边疆问题。
在历史研究领域，跨国史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历史学研究乃至区域国别研究最受关注的学术潮流之一。在这股史学浪潮中，涌现出一批以跨国的视角来理解并书写历史的学者，如美国哈佛大学入江昭（AkiraIriye）、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伊恩·蒂勒尔（IanTyrrell）、美国纽约大学托马斯·本德（ThomasBender）、美国圣约翰大学弗兰克·宁可维奇（FrankNinkovich）等。近年来，一批中国学者也在介绍和践行跨国史研究方法，如香港大学徐国琦、北京大学王立新、首都师范大学刘文明等，都以跨国史视角来探索各自的研究领域，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作为跨国史研究代表人物的入江昭，于1989年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指出，应鼓励历史学者脱离以单一国家视角来审视历史的狭隘视野，找寻具有超越国家疆界意义的主题和概念。他建议“世界不同地区的历史学者要付出努力去共同讨论那些其意义超出了地方边界的问题”。澳大利亚伊恩·蒂勒尔是跨国史研究的主要提倡者和践行者之一，他在1991年出版的《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帝国：国际视野下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1880—1930》中首次提出跨国史的说法；在其2007年出版的《跨国的民族：全球视野下1789年以来的美国历史》一书中，蒂勒尔进一步从全球史和跨国史的研究视角来审视美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环节和阶段，如其第一章题目就是“生于帝国纷争：战争与革命中的美利坚共和国”，主要内容包括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海地革命与奴隶制问题、路易斯安娜购买与地缘政治的革命和大西洋世界；另外，蒂勒尔还用跨国史的方法研究了美国例外论问题，为该项研究带来新的突破。入江昭、蒂勒尔等人的前驱研究为不同领域的历史学者提供了视野、方法上的启示。《美国历史杂志》和《美国历史评论》分别在1999年与2006年开辟专栏，以史学研究的跨国视角和跨国史研究为主题，刊发了多篇文章。跨国史从概念的提出到具体的研究实践，在获得各领域历史学者积极响应的同时，也对不同领域的历史研究形成冲击。
在过去三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跨国史的概念、理论和方法也不断得到更新和完善。维基百科转引了入江昭给跨国史做出的经典定义：“跨国史可以被界定为跨越国界的运动和势力的历史。”王立新进一步阐释说，跨国史研究的是跨越领土疆界的人类经历，包括人员、思想、信息、资本、物质、制度的流动和联系。尽管史学界对跨国史概念、研究对象与范围的界定存在细微差异，但已基本形成这样的共识，即跨国史研究与传统史学研究的重要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材料跨越了领土疆界，不受民族国家视野的限制。
领土疆界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跨越领土疆界实际上从时间范围和空间范围两方面界定了跨国史研究的基本内容。从时间范围上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标志着现代国际体系的开始。基于该和约而形成的概念和内容，尤其是主权国家的概念，逐渐成为国际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则。史学界通常认为，跨国史视角主要应用于对最近200—250年人类历史的研究，也就是民族国家作为重要历史现象出现以后的历史。入江昭和法国学者皮埃尔·雅维斯·索尼尔共同编纂的《帕尔格雷夫跨国史辞典》将跨国史研究时段明确为“19世纪中期以后的历史，当民族被赋予权力，构成了人类政治、文化、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框架”。19世纪中期以降，随着维也纳体系的确定，德意志和意大利以民族国家为目标而完成统一，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张，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成分的世界格局，为跨国史研究创造了基本条件。
从空间范围看，以单个民族国家为研究对象并不足以充分研究其历史，更需要在超民族国家的框架中展开讨论。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跨国史并非要否定民族国家的客观存在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是在保留国家这一核心叙事单位的同时，以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其次，民族国家与跨国个体、国家事务与跨国日程、国家利益与跨国使命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跨国史研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所以，跨国史的研究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跨国史研究的空间范围。
全球史（GlobalHistory）所研究的议题与跨国史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作为近年来一种新兴的史学观念，全球史被认为是史学界对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一种反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开启了走向联合的趋势，从1951年的欧洲煤钢联营，到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再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跨越民族国家边界走向统一的趋势促使一些历史学家摆脱民族国家的思维局限，开始以全球视野回望历史。布罗代尔生前已经感受到这一“合”的趋势及其对历史思维的冲击。他倾向于从文明的视角观察人类的历史，提出“没有法国史，只有欧洲史”；但旋即他又补充说，“没有欧洲史，只有世界史”。在美国东北大学受过系统全球史训练的杨斌教授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全球史并非是因为研究全球或者整个世界而得名。它提倡跨区域边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由此可见，无论是跨国史还是全球史，两者都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限制，探索边界之外的往来与联系。与跨国史相比，全球史在时间上关注的至少是地理大发现以后全部的历史，比跨国史要长得多；在空间上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人类活动，还包括不同区域、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与交流。
与民族国家史研究相比，跨国史和全球史更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联系，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跨政府行为体、跨国公司组织和跨国非公司行为体等。一些具有跨国性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境活动不仅存在于中国内地中心区域，而且也遍布于中国的边疆地区，如形形色色的商人团体、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出于各种目的的科学考察团等。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角对于边疆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认定的以领土和边界为标志的民族国家行为体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准则是17世纪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还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存在；这样的民族国家边界因国际政治的变化和国家实力的消长而一直处于变动之中，这就导致各国边疆地带的不确定性。如果不能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研究边疆问题，就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存在视野上的局限性。
其二，国家间的边界线往往能够见证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当今美墨边境经常出现的非法移民问题，不免给相邻国家的边疆地区造成困扰。而要探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背后的原因、后果和解决之道，只靠一边的单向的信息以及据此做出的研究努力是不够的，这就需要跨国史的眼光和资料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三，有争议的边界往往会导致接壤国彼此之间偏见的加深，而争议双方各说各话无益于解决争端。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野可以让我们关注来自不同国家的多元化的材料和证据，进而得出更具说服力的判断和结论。
其四，跨境民族作为非国家行为体大多存在于边疆地区，其分布特征正好符合跨国研究的范畴。就中国边疆史来说，在逐步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中国边界发生了数次重大改变，再加上动荡的国内国际形势，造就了边界沿线不少跨境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其中也包括生活在境内境外的汉族华人。唯有用跨国史的视角、方法，才能保证跨境民族历史考察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既然跨国史、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对于我们的边疆史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这样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应用于实际研究当中呢？以笔者之见，我们至少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首先，对世界范围内边疆史和边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要有总体的把握。相对于某些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学术界对边疆问题的关注并不算很多，但仍有不少学者从地理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领域关注边疆问题。前文中已经转引了罗中枢对国外边疆史学的介绍，包括拉策尔、特纳、寇松、拉铁摩尔等学者的建树；除此之外，对边疆最早的系统研究还应包括美国地理学家艾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ChurchillSemple）。在她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一书中，“地理边界”（GeographicBoundaries）一章专门讨论了边疆的自然与政治特征；她将边界（boundaries）与边疆（frontiers）等同起来，认为“边界很少能够构建起平衡，而是处于永恒的波动状态”。她进一步发展了德国地理学家拉策尔的观点，认为“边界不是人为的划线，而是物质和文化环境压力下的不断变化的地带（variablezones）”。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位20世纪初期的美国学者的见解，对于杨斌“流动的疆域”的提法或许就不会感到惊诧了。这些地理边疆学观点对我们的边疆研究显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次，要秉持研究无禁区的原则，通过各种途径积极搜集、充分占有遍布世界各国的与中国边疆有关的材料，即使涉及发表受限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只有充分地占有资料，才能掌握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才能真正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再次，要密切关注世界各地有关边疆问题的争端、讨论和化解之道。由于近代民族国家内部结构中一些固有矛盾以及各国之间长期的纷争，与边疆问题相连的民族争端和领土纠纷一直困扰着很多国家，如德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英国的北爱尔兰，美国的得克萨斯，俄乌之间的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巴西的阿克里，等等，都应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最后，对于当今中国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采用跨国和全球视野决不意味着边疆研究要放弃民族国家的立场。当今的世界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世界，仍处于民族国家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研究既不能跨越这个阶段，也不能罔顾事实，置国际法规定的世界体系于不顾，更不能丧失民族立场和国家原则。如何在运用国际学术界主流理论、方法和观点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学术特色，是中国边疆学者需要面对的挑战。
四、结语
作为一个历时数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早期的文明观决定了其边疆观，即所谓的天下观和华夷观，边疆象征着一种从中心辐射的文明边缘。因此，传统的中国边疆更接近于一种文化边疆，边疆的扩展虽然也经常伴随着军事征服和行政控制，但所依靠的主要还是文化制度、生产生活方式驱动的文明演化，是华夏文明从高到低的自然流动。当民族国家在欧美兴起之后，尤其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后，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得以建立；当这样的规则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形式传递到清代中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领土与边疆知识才逐步为晚清政府和中国人民所接受。晚清、民国以来的边疆研究也是中国知识界对边疆危机的一种反应：一方面几千年来支撑一个进取的文明边疆的文化优越感正在消失，另一方面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匹配的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华民族在这种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中面临着被蚕食、被瓦解、被分裂的危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统一，确立了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国家形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繁荣发展重新展示出中华文明的持久魅力，也让中华民族增强了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经济实力和文化向心力的上升又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史、全球史视野的引入必将为我国的边疆史研究和边疆学发展带来新的气象。
原祖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党梓予，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理论与改革》2024年3月第2期。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