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2024年的经济工作，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颇具战略调整意义。有别于此前的“老三稳”表述——“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新三稳”所发生的突出变化，一是稳预期替代稳物价进入“三稳”序列，另一是稳预期先后跨越稳就业、稳增长而居于“三稳”之首。
可以认为，稳预期将成为2024年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
一、当下经济恢复进程的非典型特征
稳预期的极端重要性，显然源于我们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2023年以来，以疫情防控平稳转段为标志，中国经济步入了疫后恢复轨道。一年来的波浪式发展、曲折性前进的经济恢复进程一再表明，当下的经济恢复既显著不同于以往我们经历的周期性波动中的经济恢复，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亚洲金融危机、2008—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显著不同于以往我们经历的疫后或灾后的经济恢复，如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甚至显著不同于其他国家此次疫后的经济恢复，而呈现出一系列非典型特征：
不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相交织，而且周期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相叠加，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互为映射。
二、挑战集中体现于“社会预期偏弱”
在诸多问题和矛盾的交织、叠加以及互为映射之中，一个日渐凸显的现象是，当下经济恢复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越来越集中体现在信心和预期上。
不妨以需求收缩或有效需求不足为例，观察一下我们身边的消费市场。当我们指出当下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之一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时候，所依据的代表性统计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正是基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相对不足，才会做出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判断。然而，倘若进一步注意到如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便可能由此发现隐含其间的一些内在逻辑：
其一，“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系“量”与“价”两个因子的乘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可能来自于消费商品和服务“流量”的减少，也可能来自于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问题是出在“流量”减少上还是出在“价格”下降上？或者，如果两者兼具，又是哪一方的力量更大一些？
其二，北京也好，其他别的什么城市或省份也罢，通过消费市场尤其是旅游市场的实地调研，可以发现，当下很多地方的人流、客流、物流已经大体恢复到甚至超越疫情之前的2019年。就消费商品和服务“流量”而论，并未减少或并未减少那么多，问题显然要从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上去寻找。
其三，一般而言，消费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可能源自市场供求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也可能源自消费商品和服务“档次”的变化。通过消费市场的实地调研也可以发现，前者的影响固然不能完全排除，但显著的变化发生在后者身上——人们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档次”降低了，为此而付出的“价格”下降了。
这提醒我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之所以相对不足，居民消费需求之所以相对不足，其深层原因，在于收入减少背景下的社会预期偏弱——消费者因眼前的收入减少而不能如以往那样花钱，因眼前的收入减少而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转弱，从而不敢如以往那样花钱。
相似的逻辑也适用于投资需求分析以及供给一翼分析。源于实地调研的各方面信息一再表明，从总体上看，社会预期偏弱是民间投资需求相对不足、供给一翼遭受冲击的深层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轮主要导引于预期转弱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其内在逻辑可以作如下概括：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般消费，因预期转弱而不能或不敢如以往那般投资，从而需求趋向于收缩、供给遭遇了冲击。换言之，表面上是需求问题，其背后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表面上是供给问题，其背后又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表面上是消费问题、投资问题，其背后还是预期问题、信心问题。
如果说矛盾终有主要和次要、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那么，正如前述，当下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于“社会预期偏弱”。进一步说，当下我们亟待克服的主要困难和挑战，也在于“社会预期偏弱”。
从已经论及以及尚未论及的种种非典型特征出发，可以将当下的经济恢复称之为“非典型经济恢复”。
三、稳预期、强信心是非牵好不可的“牛鼻子”
清晰认识当下经济恢复进程的非典型特征，其主要目的，当然在于探寻匹配推动当下经济恢复进程的应对之策。
既然是“非典型经济恢复”，那么，应对之策也应具有“非典型”特征——不可简单搬用、移植以往应对周期性波动的老思路、老套路、老做法，而须告别“惯性思维”，结合当下经济恢复的新特点、新要求，在精细化分析基础上，以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实施与当下经济恢复进程相匹配的精准化操作。
既然“社会预期偏弱”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其应对之策绝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坚持“对症下药”——在区分“病灶”和“病根”的基础上，聚焦于预期和信心，围着预期和信心而转，奔着稳预期、强信心而去，把稳预期、强信心作为着力点着重点落实落地落细于经济工作的各领域全过程。
这意味着，应对来自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也好，应对来自周期性矛盾、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矛盾的“三重矛盾”也好，应对来自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等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也罢，固然可以“三箭齐发”或“多措并举”，但不宜平均使力，其间必须有“重头戏”。这个“重头戏”不应是其他别的什么选择，只能是稳预期、强信心。
这也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方面可选择实施的对策、举措，稳预期、强信心实为应对当下困难和挑战、推动经济恢复进程的“牛鼻子”。在“三稳”——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这一关系链中，稳预期是基础和关键，系重中之重。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矛盾和问题才可随之减轻，源自需求和供给两翼的矛盾和问题也可随之化解。也只有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增强了，预期稳定了，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这还意味着，围绕稳预期、强信心而实施的操作，固然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支撑和支持，但根本之道在于深化改革。要坚持桥归桥、路归路，让政策的归政策，改革的归改革。在坚持以政策和改革双引擎推动经济恢复进程的基础上，将重心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经济恢复夯实稳固基础上。通过“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注入强大动力”，实为推动当下经济恢复进程的必由之路。
四、着力做好经济宣传
可以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用“有效需求不足”替代了原有的“国内需求不足”表述，而且在将“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双双列入“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任务清单的同时，也围绕“增强信心和底气” “改善社会预期”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其中，摆在中国经济学界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为此，围绕推动当下经济恢复进程，在潜心做好经济研究工作的同时，中国经济学界也应以更大力度投身于经济宣传工作，将经济宣传作为一门科学，潜心研究经济宣传工作的规律性，走出一条契合当下经济恢复新特点、新要求的经济宣传工作的新路子。
要全面准确宣传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阐释好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部署要求，把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的基本面展示好，把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的基本态势展示好。
要立足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历史、独特文化、独特国情说清楚、讲明白，把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独有特质、独有禀赋和独特价值体系说清楚、讲明白，从中找寻支撑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独特基因，为加快经济恢复进程、推动经济运行持续回升向好注入稳定性和强大信心。
要进一步弘扬中国经济学界的优良传统，从注重经济运行实情出发，立足于一线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把学问做在祖国大地上。在讲清楚当前中国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的基础上，讲清楚当下经济恢复进程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讲清楚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讲清楚中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的光明前景，讲清楚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当前中国经济恢复仍处在关键阶段”。推动经济恢复是一个需要耐心、实打实把一件件事办好的长期过程。对此，我们既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又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看准了就抓紧干，能多干就多干一些，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
（原文载于《经济研究》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