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许多重要场合就文明论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人类文明史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思考上的深邃智慧，集中体现出习近平的文明观。习近平文明观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四大鲜明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规律，特别是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征。
1.以新标准探源中华文明
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同样，也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看待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创性贡献。”[1]
西方考古学界依据对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考古成果得出文明三要素：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华文明只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一标准偏重于文明的技术性要素，只是局限于四大文明中的两大文明，显然不能作为普遍的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运用恩格斯有关“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历史唯物主义论断，提出文明三要素：城市、阶级、国家(生产力获得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出现社会分工，阶层分化，出现阶级；出现王权和国家),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中国社会进入文明的历史，确证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这一标准的提出打破了那种文明的技术性衡量标准，而代之以社会性、国家性的衡量标准。它不再以孤立的技术要素作为历史溯源的根据， 而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对古代文明进行整体性考察，探索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化等问题，使得文明探源更加科学合理，帮助人们获得关于古代文明生成发展过程更加理性的认识。
新的文明三要素的提出，一是以考古纪实和古代典籍丰富了文明起源理论的研究成果，促使文明起源问题研究多元化范式得以形成；二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认识工具，有利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三是确证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正确性、真理性。同时，以新的文明三要素来考察中华文明、世界多元文明和人类文明史，在理论上可以极大地丰富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在实践上可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和演化提供指引。
2.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五个突出特性，这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得出的科学结论。
第一，突出的连续性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得出来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可见，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国家是维持阶级存续和缓解共同体内耗的重要形式。“国家的组织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载体”[3],没有国家，社会就会消亡，文明就会中断。纵观世界历史四大文明发展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式发展到今天的文明，原因主要在于中国没有出现过因外国入侵所导致的国家覆灭，而只是发生过国家内部的王朝政权更迭；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之所以会发生文明连续性的中断，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国家出现过分崩离析，使其文明存续无所凭依。国家形态的连续性使制度得以不断丰富发展，从郡县制到科举制，从六部制到行省制，国家制度持续完善。习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经历5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4]中华文明基于国家的存续而绵延不断，在思想、技术、器物等方面持续繁荣，蕴含着横亘古今、面向未来的历史势能。
第二，突出的创新性是运用辩证法得出来的。辩证法认为发展的实质在于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运用辩证法研究人类历史演进规律，指出所有制的创新推动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在《资本论》中就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的所有制问题，提出要创新所有制形式，“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其中也蕴藏着辩证法的哲学智慧。中国古代的改革和变法恰好实现了对辩证法中创新理论的自发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变革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绵绵不绝：春秋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都是变革的代表，秦王嬴政的郡县制改革深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都是变法的产物，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代的张居正变法都是巨大的社会变革。运用辩证法透视中华文明，可以发现，中国古代重大变法和当代改革实践都蕴含着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和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亦即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之所在。
第三，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是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得出来的。“这种历史思维就是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历史、把握现实的思想方法。”[6]这一历史分析的方法主要是以历史事实为导向，通过研究事物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理清事物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从而揭示事物发展规律、预测事物发展趋势，它极大地超越了唯心主义的分析方法，如康德的目的论的分析方法——康德认为历史是人类为了实现“理性的高度完善”这一目的而展开的，因此他以“不安分的理性”的目标实现为导向来考察人类的文明演进，使其理论陷入虚无。运用历史分析法具体分析中华文明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整个历史过程，则可以真实不虚地发现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一是中华文明自夏商周时期实现首个大一统，到历朝历代不断实现民族大融合，再到清朝时期形成天下一统局面，具有“向内凝聚”的统一性。夏商周时期，由西周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首个大一统开创了封邦建国的礼乐文化；秦汉时期大一统开拓辽阔版图，汉承秦制确立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政治统治，促使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融合统一；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华民族这一广土巨族的统一文化日益深入人心；清朝反对分裂割据、重视边疆事务，实现了多民族中国的空前统一。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生成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羁縻制度、畿服制度、噶厦制度和八旗制度等维护多民族融合和中央权威的制度，确保追求统一成为历史的主流，也为中华文明的持久赓续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是中华文明对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具有极强吸引力，也不拒斥外来优秀文化的融入，具有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包容而开放，对内通过不断促进各民族大融合、大团结逐渐克服了“中原”与“四夷”的分野；对外通过不断吸收域外优秀文化促进中华文明繁荣发展。唐朝时期的胡风易俗、鉴真东渡、玄奘西行都是多元文化交融荟萃的体现，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更是由唐玄宗亲自将印度、波斯的音律与中国本土的清商乐融合创作而成；宋朝鼓励外商来华贸易，先后建立了一系列对外贸易口岸，与其他国家签订了贸易条约，火药、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的发明更是影响深远。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能够超越地域乡土、宗教信仰和血缘世系的界限，融汇各个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世界其他多彩文明优秀成果不断发展，凸显出鲜明的包容特性。
三是中华文明自古就“讲平衡和谐，讲人己关系，提倡天人合一”[7],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老子》中所记载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就凸显了中华文明尚和的文化基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古丝绸之路之所以名垂青史，靠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8]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奉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正如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所说：“中国的力量不至于加害他国，他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来生存的。”[9]中国的和平崛起之路为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跳出“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中国方案，更为人类和平发展持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这些都充分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二、胸怀天下的文明观
中华文明长久以来都因开放包容而闻名于世，并在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不断焕发新的旺盛生命力。自古及今，我们中华民族就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的交流交往，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这种胸怀天下的文明观有怎样的内容呢?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39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
第一，这是一种平等的文明观，强调各种文明不论规模大小、历史长短，不分优劣高低，都一律平等。习近平在2021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致辞中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把人类文明分成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10]460中国由积贫积弱到实现全面小康经历了百余年的艰辛求索，能够充分理解广大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困境和面临的风险，充分尊重不同文明所具有的独特信仰、文化和语言。因此，这一文明观不仅始终倡导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从而促进各国之间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障不同文明之间互为伙伴、彼此尊重、和谐共存，而且反对西方文明以“教师爷”的姿态诋毁、打压、改造其他文明，倡导多元文明之间能够交通成和而非隔绝闭塞、共生并进而非强人从己。
第二，这是一种互鉴的文明观，强调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长处，主张各种文明都可以找到彼此的互补之处。习近平2023年初在给雅典大学维尔维达基斯教授等希腊学者的复信中写道：“2000多年前，中希两大文明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历史充分证明，只要坚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人类文明就能不断发展繁荣。”[11]如今，深受“两希传统”[12]影响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鉴交融，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不断将“第二个结合”引向深入，演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崭新篇章。与此同时，由“一带一路”倡议所牵动的沿线国家多种文明(中华文明、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与多种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之间的深度交融，促使“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新文明观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中国正在织就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引领创造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新辉煌。
第三，这是一种对话的文明观，强调对话不是对抗，沟通不是脱钩，这是基于共同价值的对话。习近平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10]487这一文明观主张不同文明之间用对话促进沟通，并通过教育、媒体等手段推动文明间的交流与理解，增进不同文化和信仰之间人民的互信[13],有力回应了“文明冲突论”主要倡导者亨廷顿所提出的“最重要的力量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14]的误判，亦即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明会对西方文明形成威胁的谬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推动沿线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极大地践行和发展了联合国大会2001年11月通过的《不同文明对话全球议程》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2005年10月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关于保障和促进文明之间对话的理念，不断以交流对话凝聚共识，促进地区争端和区域问题和平解决，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方案。
第四，这是一种包容的文明观，不同文明相互取长补短，而不是强势文明压倒弱势文明。习近平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15]中华文明自古就融通中外、开放包容，积极主动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盛唐的中国，首都长安城不仅外国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而且万国衣冠汇聚于此。2019年6月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国家档案》中讲：唐代长安城里有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天竺人、回鹘人、罗马人，甚至还有非洲人，总数多达五万人，为中华大地带来许多异域文化，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域宗教得以传入中国，使得中华文明呈现出博采众长的盛唐气象。如今，在多元文明并存的国际社会，中国始终“旗帜鲜明反对殖民主义遗毒和各类霸权主义行径”[16],主张尊重和珍惜一切文明成果，既积极借鉴其他文明发展的有益经验，又不断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涵养中华文明，努力推动中华文明实现新飞跃，更好破解“中西古今”之争。中国还着眼全人类，立足全世界，不拘泥于不同国家之间因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本土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博弈和冲突，强调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畅想，试图推动人类文明实现整体跃迁。
习近平总书记在12月3日向首届“良渚论坛”所致的贺信中指出：“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不断丰富发展、历久弥新，不断吸取世界不同文明的精华，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并且强调：“相互尊重、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希望各方充分利用‘良渚论坛’平台，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加强文明交流借鉴，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推动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相互成就，促进各国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亲。”[17]充分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明论题上立足千秋伟业、胸怀四海寰宇的广阔视野，中国正在不断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融入一系列推动世界多元文明共同进步的具体实践中。
三、人民至上的文明观
人民至上的文明观强调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文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来自人民，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保护和实现人民的人权。
1.人民是文明创造的主体
文明创造最主要的力量是人民，不是极少数人或是个别人，蕴含深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华文明是由历代中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斑斓的世界不同文明也是由世界人民创造的。
第一，中华文明是由中国人民缔造的。
人民是实践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也是文明的主要创造者。“现实的个人”的生产活动是一切文明创造的源泉，中国人民世世代代的生产生活实践从根本上确保了中华文明得以革故鼎新、持续繁荣。习近平总书记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认为“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18],并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理，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创造性的人民，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5000多年迄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确保了一切文化创造上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是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文化主体性的创造和巩固有赖于亿万人民的所思所行。习近平2014年5月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19]的确，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文明创造上的首创精神，才能更好激发亿万群众的创造力与活力，创造更加灿烂的中华文明。
第二，人类文明是由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20]人类文明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也是由从事生产实践活动的人创造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整个人类文明都是由人民创造的。2023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晚宴上，在关于中美关系的思考中，60多次提到人民，指出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大门是由人民打开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在人民中间让我觉得踏实，同人民在一起让我有力量”。放眼全球，人类迄今取得的一切文明成就，都是由生活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创造的，不论种族与肤色，人们都为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辛勤劳作。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英雄史观时所提出的“工人创造一切”[21],“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2]287,人民群众在推动历史发展和文明演进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不可能是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22]539,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要依靠全世界无产者的联合来实现共产主义。
2.保护人民的人权是文明创造的最终目的
文明创造归根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的人权得到更好保护。文明进步的尺度就是看人权保护的水平，就是看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讲：“就业、教育、医疗、抚幼、养老、住房、环境，这些老百姓的身边事、贴心事、具体事正不断融入中国国家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变成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在2022年5月会见联合国高级事务专员巴切莱特时也讲：“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国人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主要大国，在全面推动人权事业发展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2009年4月，中国制定第1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强调：“中国政府在治国理政中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2012年6月，中国制定第2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指出：“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积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权事业，人权状况持续改善。”2016年9月，中国制定第3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强调要依法、协调、务实、平等、合力推进人权事业，指出：“依法推进，将人权事业纳入法治轨道；协调推进，使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务实推进，把人权的普遍原则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平等推进，保障每个人都能平等享有各项人权；合力推进，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共同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2021年9月，中国制定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2025年)》,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持续开展保护人民人权的一系列实践，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逐渐形成一种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主要标志的人权化文明，使中国人权事业得到全面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全球人权治理，丰富了人权文明内涵。
四、大历史的文明观
大历史的文明观注重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
1.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23]。文明只有放在长时段中去研究，才能把握一条逐渐呈现的主线[24]。
第一，重视社会阶段划分，从社会形态演进的进程中把握文明，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展中把握社会主义文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划分，指出：“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25]。一方面，开拓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的研究空间；另一方面，奠定了在长时段历史空间中进行社会阶段划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为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类社会文明变迁提供科学的方法论。1877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印证了马克思几十年前就发现的唯物史观，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在《古代社会》中也对社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明确划分。这本著作备受马克思重视，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其关于《古代社会》的笔记——《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专门创作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也以社会阶段划分的方法考察了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既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国家理论和人类文明史理论，也使社会阶段划分的方法更加成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26]他也强调了社会阶段划分的认识方法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第一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以大历史的宏大视域，聚焦长时段历史，回顾了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世界社会主义500余年的奋斗史、中华民族5000余年的文明史，在总结历史发展经验、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化了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回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我们发现这一阶段也可以划分为若干个具有鲜明特征的不同阶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根据世情、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新变化，得出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这一新的发展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部分，要求加快推动现有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转化，以利于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7]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发展必将促进新质生产关系的生成发展，新质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也必将促进新质生产力的不断升级，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将在新的发展阶段持续推动中华文明演进。
第二，重视总结历史经验。这一文明观重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分析历史、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在“窑洞对”中，毛泽东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找到了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人民监督政府。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深刻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经验，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只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不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就出不了大问题，我们就能够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28]自我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不仅是确保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大法宝，而且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二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出历史虚无主义的真实面目。(1)历史虚无主义的目标明确。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思潮，旨在否定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真实历史，囊括众多观点，传统十分深厚，既有十八、十九世纪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有新时期的软性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伴随时代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不断呈现出新样态。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中跳出欧洲文化中心说的窠臼，曾明确指出：拿欧洲人的标准来看，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停滞不前，这是对中华文明本身的虚无。(2)历史虚无主义危害极大。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人通过在苏联境外出版苏联作家德鲁日尼科夫的小说《针尖上的天使》,以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来否定和解构苏联共产党历史，助推苏联国内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最终促成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3)历史虚无主义盛行有其特定原因。近代西方中心主义兴起之后，历史虚无主义作为唯心史观广泛流行，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其错误观点之所以容易被人们接受，原因主要有三点：历史虚无主义容易满足消费心理，其中一些绝对化的颠覆性的结论与快餐文化相似，容易在短时间内就能满足受众的需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形式不断推陈出新，更容易吸引眼球；国外意识形态的渗透为历史虚无主义开辟了传播空间。
2.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创造文明
这一文明观强调在世界历史的生成视野中把握世界发展潮流、解决时代课题、推进文明创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面对启蒙时代之后全世界面临的两大重要课题——如何实现人的自由和消除人的不平等，亦即如何推动国家完成现代性转化的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上下求索，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在破解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面临的诸多悖论中在现代化实现路径上取得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二战后一些国家面临的实现现代化与丧失国家独立性之间的悖论——中国式现代化作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既能够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完整，又能走和平发展道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始终走在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上，不会成为其他政治制度和政治体的附庸；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事业的推进能够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还破解了所谓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的“亨廷顿悖论”。对于活力与秩序的关系，习近平指出：“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处理好这对关系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应当而且能够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29]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现代化，是能够最大程度实现人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及时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矛盾，不会造成矛盾的叠加，因此能够同时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稳定繁荣。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路径创新以其鲜明优势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重要选择。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在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类政治新文明、人类工业新文明、人类农业新文明、人类城市新文明和人权发展新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城镇化道路等，实现了对西方政治文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人权文明的全面超越，为人类文明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业已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引领时代潮流、把握历史主动的关键，其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华文明现代性转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现实路径[30]。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坚持，引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行，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不是搞所谓“资本社会主义”或者“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辩证统一的道路，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要么会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上，要么会走到放弃共产党领导、放弃社会主义的邪路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上，是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具体道路，其创新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文明不断演进具有重要引领意义。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发展已经给人类文明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从公有制到按劳分配，从巴黎公社原则到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从8小时工作制到妇女解放，从苏维埃制度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国际主义到胸怀天下，这一切使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特征更加彰显。
2023年12月2日，习近平在向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所致的贺信中明确指出：“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前途命运和人类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我们坚定不移致力于扩大同各国利益的汇合点，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动力、新机遇。中国期待同各国携手努力，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31]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对于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和世界现代化等伟大实践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深入把握习近平文明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胸怀天下、强调人民至上、突出大历史视域的四大鲜明特征，对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以及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等问题的战略思考和系列论述具有重要意义，既有利于理解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蕴含的丰富内容，又有利于从更高维度去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塑造人类的整体价值，从而更好掌握人类文明演进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作者简介：辛向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研究员；吕耀龙，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州学刊》202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