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李师景林先生荣休的消息，虽说不上有多么意外，却还是内心一震动，往事纷至沓来。
1985年，又或是86年，我第一次在吉林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课堂上见到了刚刚硕士毕业留校任教的景林师。作为主讲先秦哲学的老师，景林师是这门课程中第一个登场的老师。很多年后我还是惊讶于“初登讲坛”的景林师那种老成持重的风范，后来才得知他原来曾担任中学老师多年。
景林师的课堂上，我记忆最深的是他在自然与文明断裂与连续的视野中对于“绝地天通”的解释，那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很快，我与景林师熟悉起来，并有了与他的“过从”——确切地说，景林师当然是我大学四年中最为重要的一位老师。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哲，先是在景林师的指导下写作了一篇题为“王弼贵无论述义”的学士学位论文，接着又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中哲方向的研究生。
那时，景林师正处于学术上开始起飞的阶段，每有论文杀青，他都会送我油印本，有时还有发表后的抽印本。间或还会在油印本上写上题赠，或是在上面做些修改，记得有一篇“儒家心性论述义”就是如此。景林师发表文章的重要阵地是《吉大学报》和《孔子研究》，在学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好像是关于荀子哲学的。景林师的文章，如同他之讲课，细致入微而又娓娓道来，而其文字雅净，举重若轻，无疑是我师法的典范。
后来，景林师搬到了八舍旁刚落成的青年教师公寓，我时不时会跑去和他聊天。那时我对于冯友兰先生刚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四、五册特别佩服，而景林师则似多有保留，其“豪言”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似无形中打开了一片天地。
与景林师的聊天，除了“学问”，自然也会涉及个人生涯和“出处”“去就”。1988年春天，因为外语差几分，我考研失败了。景林师知道后积极为我出主意，想办法，虽然其筹划最终并未成功，但他的古道热肠让我颇为感动——那时吉大哲学系缺少教佛学的师资，景林师设想过把我送到社科院哲学所跟张春波先生学佛教，再回吉大任教。这些事，如今回想起来颇有“如梦幻泡影”之感，但都真实地发生过。
景林师对我的扶持并没有随着我毕业离开长春而结束，无论我在舟山工作，还是在上海社科院读研，甚至在杭大攻博，期间我们都保持着书信联系。“小叩大鸣”用在景林师身上很合适，他写给我的信经常不短，甚至很长，我不禁猜想他或许是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的写作，精神很放松；又或者在酝酿某篇文章，所以思路很活跃。年前，我在从紫金港运到舟山的书籍和文件中翻出景林师给我的一些信，其中一封最后写道因为手抖不能疾书，所以不能多写。我当然是一直记得这句话和这一幕的，对照自己作为师者，总难免有些惭愧。
1993年秋天，我来到杭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确定以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作为论文的主攻对象后，开始四处寻觅斯氏的原著，居然还曾写信向景林师求救。当时The Bounds of Sense这本书特别难找，最后是景林师帮我在吉大哲学系资料里找到的——曾在吉大短期任教的周柏乔先生在那里留了一些复印资料，于是我做博士论文用的那部斯特劳森的“康德书”就景林师在复印件上帮我再复印的。
毕业离校时，景林师曾把77和78级学生腊刻油印的邹化政先生的康德哲学讲义送给我，慷慨曰：对康德哲学，我也已经把握得差不多了！回想起来，我之所以会向景林师求助，多半是因为直到其时，我也还是像个小孩子一般与他无所不谈吧。
在我博士毕业从教若干年后，景林师从长春转到了帝都任教。于是我每到北京就多了一个去处。那以后，景林师的“事业”上又上了一个台阶，学问上渐臻炉火纯青之境。有一次，我送给他自己编译的一部书，附录里有篇我写的文章，记得是在他家里，他翻了翻，一语就点破了我的要点和“命门”。
更多时候，我都是和在京工作的朋友一起去看景林师的，一次是和赵嵬兄，我们一起游览了居庸关，领略了京郊的早春；一次是和崔伟奇兄一起在师大附近和景林师一起喝酒，完了稀里糊涂跳上出租到香山参加另一个会议。席间，我谈起对于景林师的“论‘可欲之谓善’”一文的理解，景林师频频点头，我记得他眼里的光芒，就好像长春之后，他就再无如我这般的“解人”了也。这当然是玩笑的话，不过，“论‘可欲之谓善’”的确是景林师的甚至当代中哲研究的名篇。
《孟子·尽心下》有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景林师以为，对于“可欲之谓善”，无论是如赵岐以“忠恕之道”解之，还是朱熹那种“其善者必可欲，其恶者必可恶”的“形式的说法”，皆未对“可欲”之善的内容做出实质性的说明，从而难以澄清和安顿孟子这段话的“内在因果关联性”。相形之下，景林师对张栻《癸巳孟子说》以“恻隐、羞恶、逊辞、是非”此“四端”及其所表征的“仁义礼智”四德解“可欲之谓善”独有会心，并从人性论的角度对之做出了精彩的阐释和发挥，使得孟子此句中之千古疑难涣然冰释，可谓大有功于圣学矣。更为重要的是，此文中透露出景林师与牟宗三先生高自标举的湖湘学派的亲和性，这就更是值得引起意欲深入探究景林师之致思取向者所深切关注的。
景林师以倡导和阐发“教化的哲学”或者儒学之教化义著称于世，但他看似散置的哲学名篇其实并不少。有一年，我偶然在一本论文集中读到他的“听：中国哲学证显本体之方式”一文，此文首先从文字学的角度，指出“圣”与“听”本一字之分化，由此儒家论圣之“原初意义”出发，精细辨析了以“听”涵“视”这个对于理解孟子所谓“闻而知之”为“圣”极为重要的根本观念，深度阐明圣之“通”天人、天道，乃与人之听觉意识高度关联，从而体现了一种将视觉的空间意识内在地归属于听觉的时间意识的原初智慧，凡此种种，皆思及人所未达，发人之所未发，所谓“金圣（声）而玉振之”，良有以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综合运用文字学和文献学的材料和路数，多方采证取譬，而其思致则仍然一以贯之，从容绵密，展示了一种博大精深的学问气象。
步入信息时代之后，我和景林师也早已不再写信了，但是在使用微信之前和之后，我们有时候还是会用手机和语音聊天。景林师其实是一个颇有幽默感的人，例如他谈到虽然我们平时很少自称哲学家，但是比如说与夫人（也就是我师母）一起散步时，就会说“你和哲学家说话会觉得太累”云云，这时我们就是在“自称”哲学家了；他会调侃我，说我是做哲学的人中散文写得最好的，写散文的人当中哲学做得最好的；有一次我问他啥时候退休，还打不打算上“资深教授”，他先是用南阳话随口应了一句“‘资’不上啦！”，稍顷又补了一句“自问也并不够”。
多年前，景林师来紫金港参加马一浮先生思想研讨会，并获赠一套蠲戏老人法书集，看到我艳羡的神色，他不无得意地说：“只有能称马先生为太老师的人才能有此幸运和荣幸”。的确，景林师经常谈到曾在复性书院师从马先生的金景芳先生对他的“再造之功”，在他心目中，晓村先生度人之金针即在于其史料功夫，景林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强调是金景芳先生让他走出了往日“空疏”的学风。
景林师这番话当然是有所为而发的甘苦之言，不过据我粗浅的认知和体会，所谓如其所是的 “客观性”其实一直就是景林师念兹在兹的一大目标。虽然缺乏历史感和现实生活滋养的思辨性的概念语言难免流于干枯空疏，但这并不等于所谓“义理”就一定是“主观”的。从这个意义上，景林师的“转向”——如果有此“转向”的话——就是在追求“客观性”之途上的“进阶”，而不是从“主观性”向“客观性”的“转向”。套用景林师关于教化的论述，景林师为学境界上的“进阶”既是金景芳先生“教化”之“成果”，也是他自我“教化”之“成就”。而我有幸的是，在自己学思生活的重要阶段，也曾得到来自景林师的重要“教化”。
《下学集腋》是景林师的门生为其所编的一部学思小集，我是从景林师为其所作的序言中得知他已于今年“五一”正式退休。大约一周前，在我转发了这部小集的信息后，一位朋友告诉我景林师将在荣休后发挥“余热”，入川执教，我衷心期待着有机会到成都再“听”景林师坐而论道，再次沐浴他的“教化”之功。
辛丑十月廿三午后两时写毕于沪闵之大荒公寓
应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