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战略”作为一项针对中国的遏制性战略，同时也是一套官方政治话语，是美国对东亚、南亚、西太平洋、印度洋等广泛地理区域的地缘政治化操弄，也是夹带美国个体性政治目标的叙事。由于这项战略的很多元素都建立在话语与事实不一致的基础上，有必要拨开美国话语的迷雾，认清在“自由”“开放”“和平”“繁荣”等华丽言辞的背后，隐藏的美国行使霸权、制造对立、搅乱地区局势的行为。
自从拜登政府全面继承特朗普版“印太战略”，并于2022年2月公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文件以来，美国不断升级“印太战略”，拉入更多盟友和伙伴，搭建制度体系，扩展议题领域，翻新叙事话语，制造阵营对抗，对中国的和平发展进行时空闭锁。在此过程中，美国肆意操弄话语，混淆视听，掩饰谎言，其虚伪面目和真实战略意图暴露无遗。
粉饰霸权，推行排他、分裂的地区政策
美国称其“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由、开放、互联、繁荣、安全和富有韧性的印太地区”，“75年来，一直为支持本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而在此保持强大的防务存在”。这些语句已成为美国决策者在各种场合反复使用的口头禅，他们似乎忘却了美国自二战结束以来残酷镇压亚太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奉行反共政策、颠覆合法政府、发动侵略战争、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历史。美国把自己强行霸权谎称为别国有“选择的自由”，把谋取一己私利伪装成大公无私，在本质上明显有别于地区国家普遍认同的求同存异精神以及和睦相处的为邻之道。
事实很清楚，“印太战略”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调动美国在本地区内外的安全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鼓动盟友兑现对美国的忠诚，威迫这些国家展现与美国一起对抗中国的意愿，既不“自由”，也不“开放”。在“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抛开亚太地区已有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进程，另搞一套，拼凑形形色色以美国为主导的制度平台，搅乱和撕裂了地区合作议程。例如，它声称“支持东盟的中心地位”“加强东盟的力量和团结”，却把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QUAD）作为“印太战略”的核心平台，把东盟作为一个整体排除在外，同时探索以“QUAD+”的方式分化、拉拢东盟个别成员国，弱化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强化由美国主导的地区格局。
制造认知错觉，营造联盟作战优势
美国渲染“印太地区挑战越来越多，尤其是来自中国的挑战”，称“这些力量如不加以遏制，将破坏地区稳定”。但事实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已保持40余年的总体和平稳定，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美国“印太战略”的一个前提就是看好本地区庞大的增长和发展潜力。历史表明，亚太地区国家间虽然有各种争端，有时争吵激烈，但基本珍视和平与发展，乐见大国合作与共赢，摒弃了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做法。倒是美国军事介入的国家和政权往往动荡和灾难不绝。
美国不顾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把“印太”列为“优先战区”，将朝鲜半岛、东海、台海和南海局势列为“首要安全关切”，提出“一体化威慑”方针，寻求深化与盟伴的协同作战能力，强化作战优势。由此，美国加大对本地区军事资源投入，加速落实“太平洋威胁倡议”，大力推进“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并通过签订基地准入协议、增加轮换部署和动态部署等方式，强化兵力布局。在台湾问题上，美国以“防卫”为名，推高“台海危机”，鼓动盟友插手搅动台海局势，强化对中国的挑衅和威慑。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加速推动北约东进亚太，形成针对中国的离岸制衡。美国不断制造矛盾和紧张，破坏地区稳定，来强化有关国家的“威胁”认知和“危机”感，从而维持美国军事主导力。
实施战略欺骗，攫取地区经济领导权
美国宣扬“推动印太繁荣”，称将“促进投资，鼓励创新，加强经济竞争力，重建供应链”，“确保太平洋两岸的公民都能从历史性的经济变革中获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让外界卸下对“印太战略”军事内涵过重的担忧，并把对华遏制引向“经济冷战”的方向。美国利用“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印太经济框架”“蓝色太平洋伙伴关系”等平台，围绕供应链、关键和新兴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贸易、网络安全等，与盟伴的协调日益密切。但此类合作特别是“印太经济框架”，不涉及市场准入和关税问题，服务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相关国家希望提升经济合作、实现疫后复苏的关切南辕北辙。
美国宣告其“为保护国家安全利益，准备在经济上付出代价”。但事实是，它不会根本放弃资本的逐利性，而是在实施战略欺骗，贯彻“我安全，你让利”的“赢两次”思路，诱使亚太地区国家做出符合美国利益、但会伤及自身利益的选择。例如，美国在编织反华经济、科技制度体系的同时，对盟伴提出高标准、高要价，乃至采取胁迫、强制等手段，施压盟伴的关键企业向美国政府提供机密数据，赴美投资或将生产工厂搬迁至美，不对等向美国开放市场。这本质上是要求亚太国家出钱出力，帮美国维护其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和主导地位，扭曲了亚太地区的经济生态。
以“普世价值观”为包装，推销“家法帮规”
美国表示，将“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更新国际体系，使其更好地应对21世纪的挑战”；并称“印太战略”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国，而是塑造中国的战略环境，在全球建立起一种影响力平衡，以最大限度利于美国及其盟伴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然而，美式“普世价值观”无论作为政治理念还是政策主张，从来都不是普遍共享或中立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为美国拉拢盟友、排挤打压中国的工具，完全背离了世界上唯一的基于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国际秩序。
美国声称支持地区国家“作出独立政治选择的能力”，但它挑拨破坏地区国家间的团结协作，迫使地区中小国家承受体系压力，诱导它们选择对美“一边倒”。美国常说，不要求相关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但需要他们支持美国，因为如果不共同采取制裁、出口管制等措施，将达不到美国的预期目的，实际上给出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此外，美国为“小院高墙”“友岸外包”“去风险”、供应链重组等新“帮规”赋予安全和价值内涵，将这些新元素注入“印太战略”之中，并臆断地区国家的跟随，幻想中国的“屈服”。
总的看，“印太战略”叙事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掩盖战略目的、实施战略欺骗的作用，但美国的言行不一暴露出它的真正意图是塑造一个以联盟关系为基础、以美国主导的安全格局为导向、以遏制中国为主要目标的美国霸权秩序。这项战略无视中国、美国与亚太国家关系的历史，无视地区国家间交往的全貌，无视相关国家与美国“印太愿景”的根本差异，其结果注定将是徒劳的。
（沈雅梅，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原文载于《光明日报》2023年8月6日第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