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史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经过七八十年的历程，已初步确立起来并不断地得到新的发展，在历史学领域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重要地位。
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也是如此。所谓中国史学史，就是中国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我们知道，有了人类就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有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和人类创造出来文字以后，就有了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有了史学的发展、积累和人们对这种发展、积累的认识，就有了史学史。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上，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是在变化的、发展的，进而对于这种认识的表述也是在变化的和发展的。考察这种变化和发展，在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上是很重要的，在史学史的研究上也是有意义的。本文所考察的，只是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史”的含义的演变：史官、史书、史事
研究和讲述中国史学史，处处都会碰到一个“史”字，而不同时期的“史”，含义并不一样。前人如梁启超并没有十分关注这个问题，而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时，则对“史字之义”，详为考证，先后引证《说文》、江永、吴大澂、王国维诸说，又据《大戴礼记》及其注疏和黄以周之论，认为古代史官“左史”即“内史”，“右史”即“大史”，以证《汉书·艺文志》所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可信，并列出详细的《古代史官表》。[1]其后刘节讲授中国史学史，专有《释史》一章，在金著的基础上进而对“史”的意义及简册制度的形成，做了考证，认为周代晚期，“出现正式的简册制度”；又据朱希祖说，认为中国古代史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历史官之史，一种是书记官之史”[2]。他们的考证足以表明，“史”的古义是史官，且职掌范围很广。正如王国维所说：“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周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之本义，为持书之人，引申而为大官及庶官之称，又引申而为职事之称。其后三者各需专字，于是史、吏、事三字于小篆中截然有别：持书者谓之史，治人者谓之吏，职事谓之事。此盖出于秦汉之际，而诗书之文尚不甚区别。”[3]这两段话，已经把“史”的本意说得很清楚了。诸家考证，大抵不出其范围。
本文所要阐明的“史”的含义的演变，是在“史”为官称尤其是史官之称的基础上，人们又如何不断赋予它以史书（史籍）、史事、史学等含义的发展过程。白寿彝先生指出：“从用以称史官的‘史’，到用以称历史记载的‘史’，不知要经过多少年代。”[4]这是从史学发展上明确提出了“史”的含义之演变的问题。本文将着重考察用以称作史书（史籍）的“史”和用以称作史事（客观历史运动）的“史”的由来。秦以前，“史”一般还是指史官。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史不绝书”，即指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之意。《论语》中有孔子所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以及后来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所谓“史之阙文”“其文则史”中的“史”也当是指史官。[5]
古人赋予“史”以史书的含义，是比较靠后的事情。“史记”一词的出现，可能是较早的对于史书的泛称，时在秦汉之际。《吕氏春秋·察传》记：“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这在古书传抄之误上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也可能是最早出现的把“史”与“记”结合起来称作史书的例证之一。又如司马谈说：“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6]司马迁说到孔子作《春秋》和秦的文化政策，也一再称说“史记”，他写道：“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鲁君子左丘明……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7]“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8]这里说的“史记”，即指史书。《汉书》所言孔子“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9]，“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10]，这里提到的“史记”也都是指史书而言。三国以后，以“史”称史书的情况多了起来。孙权自称：“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他还希望吕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11]。三国吴人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张温则撰有《三史略》。[12]西晋史家司马彪撰《续汉书·郡国志》，于序中说：“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13]“三史”，是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部史书。到了晋人杜预撰《春秋左氏传序》时，文中所说的“史”“史记”“国史”“旧史”等，多指史书而言，而且也确用了“史书”一词。他这样写道：“其（按：指国家史——引者）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魏、晋以下，称“史”为史书之意或直接称说“史书”的也就逐渐多起来了。例如，南朝宋人范晔自称“本未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14]。他说的“史书”比杜预所说，视野上更开阔了。
古人赋予“史”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是更加靠后的事情。当然，人们关于史事即客观历史的观念的产生却是很久远的，当在史官、史书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存在了，这从人们在远古传说中所保存的若干古史踪影中可以得到证明。但是在史官、史书产生以后，人们对于史事在观念上的概括却经过更长久的年代。如果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15]，其“动”“言”还只是所书当时之事的话，那么，“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6]，“彰往而察来”[17]，“述往事，思来者”，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往事”以及统称的“往”，当指史事。这同孟子说的“其事则齐桓、晋文”中“事”，是同一含义。以至到司马迁那里，凡对于史事的称说，大多还没有采用与“史”字有关的概念，而是主要用了这样一些概念：“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18]，“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所谓“时事”“行事”都是说的史事。东汉末年荀悦著《汉纪》，其所用语，仍无明显变化，他在本书前序中所说的“华夏之事”“四夷之事”“质之事实而不诬”“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其中“事”“事实”“本末”，无疑都是就史事说的；这同他在本书后序中说的“以综往事”“综往昭来”所谓“往事”“往”，其本意是相同的。总之，直到汉晋时期，还很少见到人们赋予“史”字以史事，即客观历史的含义，而是用“事”“时事”“行事”“往事”等概念以指史事。这种情况到了盛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是以“史”为客观历史的观念逐渐明确起来了，二是以“史事”这个概念来泛指客观历史的情况也出现了。《隋书·经籍志》的作者在讲到《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相继问世后写道：“自是世有著述，皆拟班、马，以为正史，作者尤广。一代之史，至数十家。”[19]联系上文所论诸家撰述由来，可知所谓“一代之史”是指一个朝代的史事即其客观历史过程。刘知幾在《史通·古今正史》中，依次叙述了历代史的撰述概况。例如，“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至晋受命，海内大同，著作陈寿，乃集三国史”，“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由是世之言宋史者，以裴《略》为上，沈《书》次之”，以及“齐史”“梁史”“陈史”“十六国史”“元魏史”“今世称魏史者，犹以收本为主”“高齐史”“今之言齐史者，唯王、李二家云”“宇文周史”“隋史”等。这里所说的某朝史、某代史，一般都是指它们所经历的历史过程；这里所说的某家为上、某书为主，无疑指的都是历史撰述。应当说，这在史学观念上是很大的进步。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步把“史”与“事”结合起来而运用“史事”这个概念，以泛指客观历史或史书所记之事。唐高宗有简择史官的诏书，其中说道：“如闻近日以来，但居此职，即知修撰，非唯编辑疏舛，亦恐漏泄史事。”[20]这里说的“史事”，其意已近于现今史学中所谓史事。
二、“史学”是什么？
关于“史”的含义的演变，即从史官到史书、史事，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同中国古代史学的进步和人们对史学认识的不断提高相联系的。这里，我们要进一步讲到“史学”这个概念的出现、使用及其意义。中国史学产生于先秦时期，至今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人们关于“史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却要晚得多，大致说来，它始于东晋十六国，其内涵则显现于唐、宋，而丰富于明、清，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史学”这一概念的较早提出，很可能始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石勒称王之年。史载东晋太兴二年（319年），石勒称赵王，“依春秋列国、汉初侯王每世称元，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21]。祭酒，本意指老者、长者，后转意为功高者，其后更进而转意为学官中的领头人物，如“汉置博士，至东京，凡十四人，而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谓之博士祭酒……晋武帝咸宁四年，初立国子学，置国子祭酒一人”[22]。律学，即法律之学。晋制，设有律学博士[23]；十六国时期之后秦，姚兴亦曾“立律学于长安”[24]。石勒置经学祭酒、律学祭酒、史学祭酒，在政治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举措；而“史学”立为官学之一，这在史学发展上也有重要意义。其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年），征雷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25]。至宋明帝泰始六年（470年），“初置总明观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学士各十人”[26]。从经、律、史到儒、玄、史、文，再到玄、儒、文、史，一百五十年间，史学始终是官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当时人们没有对“史学”的内涵做出明确的解说，但它对推动史学的发展无疑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同后来隋唐之际“《汉书》学”的勃兴，唐初官修史书的繁盛，史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独立科目，都有密切的关系。中晚唐之际，殷侑鉴于本朝科举取士曾有“史科”名目，而“近日已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者，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27]，于是建议恢复史科考试，并在国子监提倡生徒攻读“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殷侑所说的“史学”，从表面上看是从科举考试方面提出来的，但他所说的有关史学的内容则是“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谕劝戒”，认为《史记》《汉书》《后汉书》“旨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代（世）教”，却又不仅仅是从科举考试出发的，而是着眼于史书本身的社会意义。史称，殷侑任谏议大夫，“论朝廷治乱得失，前后凡八十四通”[28]，这同他关注史学是有关系的。顾炎武引用南宋倪思的话，说“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29]。倪思所言“史学”，不仅内容丰富还富有卓见，认为不论是统一时期的历史，还是分裂时期的历史，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元初胡三省称“先君笃史学”，重视史注博洽、书法义例；故认为“史学不敢废也”[30]，承先人教诲，作《资治通鉴音注》。这里说的“史学”主要是编纂学、文献学方面的内容，从而丰富了“史学”内涵。此后，使用“史学”这个概念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有新意。元末明初陶宗仪撰《辍耕录》一书，其友人称其书说：“上兼六经百氏之旨，下极稗官小史之谈。昔之所未考，今之所未闻。其采摭之博，侈于白贴；研核之精，拟于洪笔。论议抑扬，有伤今慨古之思；铺张盛美，为忠臣孝子之劝。文章制度，不辨而明；疑似根据，可览而悉。盖唐宋以来，专门史学之所未让。虽周室之藏，郯子之对，有不待环辙而后知，又岂抵掌谈笑以求贤于优孟者哉。”[31]他说的“专门史学”的含义，既包含了广泛的社会历史，又包含了专精的治学之道，是对于“史学”的极恢宏的理解。到了清代乾嘉时期，人们对“史学”的认识又有了更大的发展。阮元认为：“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能兼其成。”[32]阮元所说的“史学”，一是从不同的学问领域来看待，已带有学科分类思想的含义；二是就钱大昕的史学来看，认为他“于正史、杂史，无不寻讨，订千年未正之讹”。所谓“讹”，既有史事之讹，也有编纂之讹，可见其研究领域异常辽阔。钱大昕同章学诚，是中国古代赋予“史学”以最丰富的内容和最深刻的含义的史家。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以及其他著作，主要讨论史学问题。他直接论述“史学”的地方也很多，其要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史学”的核心。他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33]他认为“史学”的本意或核心所在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比事”是叙事，“属辞”是体例，“意”是对史事的认识和撰史的目的。这才是“古人所为史学”。章学诚否定唐宋以下史家在“史学”上的成就，显然不妥，但对“史学”之本质的解释确是有创见的。第二，关于史家在“史学”上的异趣。他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34]所谓“史法”，主要指史书编纂；所谓“史意”，主要是指对史事的见解和撰史的目的。史法、史意很难截然分开，不过主要倾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第三，关于“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他说：“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35]他还反复称赞前人的通史之作“别具心裁”，“义有独断”[36]。这涉及史学评论的原则，即贵在有创造性。第四，关于“史学”工作两大部门的区分。这是章学诚自谓在探讨史学问题上的重要收获，他在《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中写道：“近撰《书教》之篇，所见较前似有进境，与《方志三书》之议，同出新著，前已附致其文于足下矣。其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而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37]所谓“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即指“撰述”与“记注”的区别而言。其基本论点是：“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38]这是章学诚直接论到“史学”这个范畴的很重要的论点。章学诚论“史学”，还有一些见解，不一一列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自唐、宋学人从科举取士出发而论“史学”，到章学诚从认识论方法论的不同角度论述“史学”，“史学”这个范畴的演变及其内涵的日益丰富，透视出中国古代史学有了多么巨大的发展。
三、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最后，我们要简括地说明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这更是讨论中国史学研究对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史学史”这个概念被明确提出来，是20世纪20年代的事情，这要归功于梁启超。[39]但中国史家（不限于史家）的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却由来已久，有漫长的历程和丰富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关于“中国史学史之史”的讨论，似未引起人们更多的重视，因而未曾深入展开讨论。其实，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来考察的话，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讨论，它表明了中国史家的史学史意识的悠久、丰富和深刻。[40]这里，我不再重复有关的论点，而是着重从史学史意识发展的轨迹所表现出来的若干特点，讲一点新的认识。
说到史学史意识的产生，从比较明确的意义上看，班彪当为前驱。他在续《太史公书》（《史记》）而作“后传”时，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所论从《诗》《书》到国史，从《春秋》到《左氏传》和《国语》，从《世本》到《战国策》，从《楚汉春秋》到《太史公书》，他都讲到了，并由此得到这样的认识：“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41]可以认为，班彪的史学史意识是明确而突出的。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新进展。该篇前一部分简述了先秦、秦汉、三国两晋时期的历史撰述，后一部分讨论了历史撰述同政治的关系、史书体裁的创建与演变、撰史的“实录”精神和“信史”原则，以及史家的博识和文采，它包含了对史学之历史的追寻和对内涵的分析。《隋书·经籍志二》以分类为基础，考察了历史撰述的源流与存佚，是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又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盛唐时期的刘知幾在史学史意识上具有更加突出的自觉性，《史通》以“史”和“通”连用而名书，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史之称通，其来自久。”[42]可见他是很看重这一点的。《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是互有联系的、颇具规模的史学史论著。《史官建置》于篇首称：“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于篇末称：“大抵自古史官，其沿革废置如此。”《古今正史》于篇末也说：“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这都是极明确的史学史意识的表述形式。《史通》的许多篇目是论述史书的体裁、体例，而这些论述也反映出作者之历史考察的意识与方法。晚唐人马植“以文学政事为时所知”[43]，时人刘柯有《与马植书》，称：“自《史记》、班《汉》已来秉史笔者，予尽知其人矣。”于是依次列举言东汉、言国志、言晋洛京史、言江左史、言宋史、言齐史、言梁史、言陈史、言十六国史、言魏史、言北齐史、言后周史、言隋书、言皇家受命等，一目了然。[44]从《隋志》、刘知幾到刘柯，可以看到唐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之清晰的轨迹。
宋代学人的史学史意识的发展又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在认识上的明确和撰述上的丰富。例如，北宋王钦若等人编纂的《册府元龟》这部大类书，其卷554至卷562是为“国史部”，凡9卷14目，在分类的基础上，汇集历代修史的恒情及其异同的有关记载，而《国史部·总序》则是一篇关于历代修史制度的论纲。又如南宋高似孙撰《史略》一书，其自序称：“太史公以来，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至于老蚀半瓦，着力汗青，何止间见层出，而善序事，善裁论，比良班、马者，固有荦荦可称。然书多失传，世固少接，被诸签目，往往莫详，况有窥津涯、涉阃奥者乎！乃为网罗散佚，稽辑见闻，采菁猎奇，或标一二，仍依刘向‘七录’法，各汇其书而品其指意。”所谓刘向“七录”，疑是刘歆《七略》之误。此书凡6卷，卷1述《史记》与研究《史记》之书，卷2述《汉书》以下至《五代史》历代正史，卷3述《东观汉记》及各种编年体史书，卷4述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以及通史、《通鉴》等，卷5述霸史、杂史等，卷6述《山海经》《世本》《水经》《竹书》等。高似孙自称此书是仿刘氏校书而作，当有历史文献学性质。然《史略》的书名表明，这是一本关于史学之要略的书，具体说来，它是一本以分类为基本体例的史学简史。[45]稍早于高似孙的洪迈，虽未写出类似《史略》的专书，但他的史学史意识却是十分鲜明的。他写出了《历代史本末》的专篇，从诸侯国史、《春秋》《左传》，到新旧唐书、五代史，都有简括的叙述。其篇末写道：“凡十七代，本末如此，稚儿数以为问，故详记之。”[46]这种以答问形式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表明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更加自觉、更加深入了。洪迈还撰有《九朝国史》《四朝史志》等专篇[47]，可视为较早的断代史学史论纲。宋代还有一些书评家如晁公武、陈振孙、叶适等，他们在各自的著作《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习学记言序目》中对历代史书的评论，也都建立在对史学发展之认识的基础上。这种情况，在元、明、清三朝代有所出，至《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而成为一大总结。
清人在史学史意识发展上的显著特点是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在这点上，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刘知幾、郑樵的遗风。其可论列者甚多，而章学诚、赵翼尤为突出。章学诚论史学以理论分析见长，而他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同史学史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六经皆史”[48]，不仅仅是说明经史关系，也是在探索史学的源头。他阐述“三代以上之为史，与三代以下之为史”的异同，是要说记注与撰述的变化及其对史书体裁演变的影响。[49]他说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是为阐明“专门之业，别具心裁”的重要，认为“通史人文，上下千年”，本应“义例所通”[50]，“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51]。这都是把史学的历史同史学的理论结合在一起阐述的。赵翼是一个有理论深度的考史学者，他的名作《廿二史札记》不仅是杰出的考史著作，而且在史学史意识的发展上也占重要的位置。他自称：“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52]后人由此概括此书“每史先考史法，次论史事”[53]。从今天的史学史研究来看，这是从对史书编纂历史的考察而兼及对客观历史的考察与对史学社会作用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的史学史意识的反映。正如钱大昕评论此书时所说：“先生上下数千年，安危治忽之幾，烛照数计，而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亦不有心立异，于诸史审定曲直，不掩其失，而亦乐道其长。”[54]这个评价，对今天的史学史研究也还是有启发的。值得注意的是，钱大昕还从北宋以前和北宋以后经与史的关系变化上，严厉地批评了重经轻史的倾向，指出：“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泛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借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予谓经以明伦，虚灵玄妙之论，似精实非精也。经以致用，迂阔刻深之谈，似正实非正也……若元、明言经者，非剿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覆瓿而已，奚足尚哉！”这一方面是从经与史的历史命运的不同考察了史学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指出了重经轻史倾向的错误。钱大昕的这些话是嘉庆五年（1800年）写的，40年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在此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学的空疏进一步暴露出来，而史学则在救亡图强的民族大义的历史潮流中发挥着作用，经受着考验，一步一步地走向近代化。这个事实证明了钱大昕从经、史地位的升降来看待史学发展确是卓见。
20世纪初年，即在钱大昕提出上述见解之后约一百年，梁启超发表了《新史学》，无情剖析“中国之旧史”，力倡建立“新史学”。这种要求变革史学的思想所反映出来的史学史意识在中国史学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二十多年后，梁启超作为中国史学上率先提出“史学史”是一种文化专史之观念的史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的见解，从而为中国史学上之史学史意识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55]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此期间，已经有一些有分量的史学史著作先后问世，如德国历史学家佛特的《近代史学史》（1911年）、英国历史学家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与历史学家》（1913年）、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1915年）、德国历史学家里特尔的《历史科学的发展》（1919年）等。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撰述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56]由此可见，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和深刻的史学史意识的中国史学，从20世纪初开始，在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已处在世界同行的后进地位了。
中国史学史作为中国历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支学科，从20世纪20年代起，开始了它的艰难的发展历程。
[1] 参见金毓黻：《中国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页。
[2] 刘节：《中国史学史稿》，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25页。
[3]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释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0页。
[4]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页。
[5] 参见《论语·卫灵公》《孟子·离娄下》。学术界也有此处之“史”为史书之说。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95页。
[7]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509～510页。
[8]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6页。
[9]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10]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7页。
[11] 陈寿：《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75页。
[12] 参见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61页。
[13] 范晔：《后汉书》卷一百九《郡国志一》，司马彪撰，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385页。
[14] 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0页。
[15] 《礼记》卷二十九《玉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473～1474页。
[16] 《周易》卷三《大畜》，《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0页。
[17] 《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18]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7页。
[19] 魏徵等：《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正史类大序，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57页。
[20]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一《简择史官诏》，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467页。
[21]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五《石勒载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735页。按：此处参考杨翼骧先生说，见《中国史学史绪论》，《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
[22] 杜佑：《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国子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3页。
[23] 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24] 房玄龄等：《晋书》卷一百一十七《姚兴载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80页。
[25] 沈约：《宋书》卷九十三《雷次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93～2294页。
[26] 杜佑：《通典》卷二十七《职官九·国子监》，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764页。
[27] 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五十七《请试史学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55页。
[28] 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四《殷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53页。
[29]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史学》，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958页。
[30] 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前言《新注资治通鉴序》，胡三省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5页。
[31]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叙，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3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阮元撰，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7页。
[33]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612页。
[3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35]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家书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2页。
[36]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35～436页。
[37]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九《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3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8页。
[39]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1页。
[40] 参见《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又，近日读到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绪论》一文，其中有专题论到“过去对中国史学的研究”，颇受教益。
[41]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6～1327页。
[42] 刘知幾：《史通》原序，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43] 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七十六《马植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565页。
[44] 参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七百四十二《与马植书》，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675～7676页。
[45] 高似孙《史略》卷四有“史略”一目，与史表、史钞、史评并列，其所著录诸“略”如《三史略》《后汉略》《魏略》等，均可视为某一方面的简史。据此，亦可说明《史略》一书的性质。
[46] 洪迈：《容斋随笔》之《容斋四笔》卷八《历代史本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711页。
[47] 参见洪迈：《容斋随笔》之《容斋三笔》卷四、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8]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4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
[50]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7页。
[51]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4页。
[52]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小引，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53] 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前言引陈垣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54] 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钱大昕序，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86页。
[55]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1～168页。
[56] 参见［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译者前言，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3页；［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意大利文第一版序，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