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满铁调查资料研究圈外人，本述评扼要介绍了日本满铁在上世纪初至1945年无条件投降长达40余年在中国进行调查的状况，美国人运用这些资料的研究成果，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后对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抢救、保护、翻译出版、初步开发研究与利用的现状。

本述评同意圈内人的共识，日本为了侵略中国、殖民化中国人民，不惜下大力对中国进行极其详细的超大规模调查，参与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详尽，方法之专业性、规范性和独特性，获得资料之系统性和直接性，字数之浩瀚，在世界调查史上绝无仅有。目前存留于世的满铁调查报告约有6万多种，670万页，7万张图片，其中美、俄收藏得最多。而且，美国人利用日本人的这些调查资料所进行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著作，为中国学者树立了榜样。

吉林社科院解学诗教授及其团队、吉林大学苏崇民教授及其团队、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教授及其团队，以及期刊发表的上百篇研究文章，显示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敬佩华中师范大学徐勇教授及其团队开始介入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的整理、翻译出版和初步开发研究，解决了国内不懂日文学者的阅读问题。

本述评认为，总的看，我国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翻译出版和研究开发还仅仅是初步的，占比大头的城市、工业、军事、文化、工矿、科技、人物、交通等等调查资料至今尚没有单位和专家学者愿意接手，特别是资料的开发研究仅仅是刚开了个头，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除了揭露日本侵略本质者外，原创性的理论概括有待出现。

一、满铁概述

满铁是1906年日本政府为经营从沙俄手中攫取来的南满铁路及矿山而下令设立的，简称满铁。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侵略活动的指挥中心、中枢机构。是执行日本国策的地方机关。

满铁在存续的40年中，除去上任不久便暴死的设立委员长儿玉源太郎外，前后共出现过十七任总裁（理事长、社长）。首任总裁为后藤新平（1857～1929）。1907年初，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部由日本东京迁往中国东北大连。满铁成立时总资本2亿日元，日本政府投资1亿日元，另一半股份主要来自日本皇室、贵族、官僚。次年4月开业，以经办铁路、开发煤矿、移民及发展畜牧业等为其经营方针。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总资产达到42亿日元（约26.7亿美元），就业员工也从开办时的1.1万人增加到39.8万人。其中日本职员14万人，中国职员约26万人。

（一）“满铁”是不穿军装的日本侵略军

满铁在四十年时间里，依靠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手段，将自己发展成为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最大的企业，成为侵华日军的“超级后勤部”，为日军解决宿营问题，提供医疗救护，对日军伤病员进行慰问。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日本侵华的重大事件都与“满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参与。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满铁作为日本军队的运输机构和后勤供给部门之一，某种程度上说已与日本军队合二为一。满铁设于中国关内各地的办事处或分支机构就成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内地的一个个侵略据点，为日本侵略军出谋划策，或参与诱降中国要人的谍报活动。如，在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指使下，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所长西义显，先后参与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汪精卫工作”、“钱永铭工作”（钱时任中国交通银行董事长)，并引诱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于1938年7月秘密访日，为汪精卫叛国投敌铺路。

（二）重点经营铁路，疯狂掠夺资源，充当“以战养战”的物资基础。

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提出的经营满洲方策中，第一点就是“经营铁路”。他将接手的原俄国宽轨铁路改为窄轨，并向东延伸至吉林安东（今丹东），与朝鲜铁路连为一体，既可阻断俄国势力南下，又可增强日本调兵遣将的机动能力，还可形成垄断南满铁路运输的局面，从而保证满铁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从铁路的修筑权、经营权到矿山的开采权，从土地的商租权到森林的采伐权，在中国东北，满铁垄断了中国东北的煤炭、钢铁、交通、电气、石油、化工等工业和农林牧业。

满铁最初主要是在其附属地内开采煤、铁等日本军事工业急需的矿产资源。“九一八”事变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日本国内资源不足的问题愈加明显，而满铁对中国矿产资源的掠夺也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根据日本遗留在中国的庞大调查数据显示，近代日本在中国掠夺了约十亿吨煤炭、一点八亿吨铁矿、一百五十万吨铜矿、十万吨铝矿、五万吨镁矿，还有大量的稀有非金属矿、铅锌矿、金银矿等，以及大批的森林资源和农牧产品。另据统计，“满铁”抚顺煤矿在它存在的近40年间，共计采煤2亿吨，中国矿工死亡约为1万人，伤近30万人，即每采2万吨煤，就有1名中国矿工死亡，30名中国矿工受伤，可以说“满铁”是在用中国矿工的血肉和生命换取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急需的煤炭。更为可怕的是满铁对中国东北的粮食掠夺，据不完全统计，战时满铁每年强制掠夺东北粮食总产量的40～50％，造成了东北很多地方饿殍遍野的人间惨剧。

（三）满铁调查留下的大批档案与资料

日本对中国的调查始自1895年。甲午之后，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随即展开台湾旧惯（行）调查。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以“从事各种调查、制定计划，助成各种事业”为宗旨。1906年日本在东北设立的调查机构主要是指满铁公司、关东都督府、日本领事馆，在东北成为“三头政治”，后关东都督府改组为关东厅和关东军司令部后，“三头政治”转变为“四头政治”。这些殖民机构里都下设调查部门，对东北进行各方面调查。

满铁调查部门在中国有6个班，4个对中国，1个对苏联，1个对南洋、英国、西亚。在中国，满铁最重视的调查项目是城市调查，其次是工商业、金融业、资源矿产及交通、气象调查，再次才是农村调查。

1933年5月31日，随着“塘沽协定”的签署，“满铁”在华北地区的调查不断升级，在3年多的时间里，对河北（昌黎、顺义、良乡、栾城）、山东（恩县、历城）两省的六个县实施了实地调查，通过谈话记录的方式形成了114份专题报告，战后由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六卷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扶植了伪满洲国政府，并加快了侵华进程。与此同时，满铁调查机构在华农村调查也逐渐走向规范化、系统化。除实地调查外，还组织翻译了当时中外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著作等。

1939年与1940年，“满铁”在华东地区也进行过两次农村实态调查。分别调查了嘉定县石门岗镇的澄塘桥与丁家村（江南棉区型）、太仓县直塘镇遥泾村（亦工亦农型）、常熟县虞山镇严家上村（半农半渔型）、松江县华阳镇薛家埭与何家埭等四村（商品粮生产型）、无锡县荣巷镇小丁巷与杨木桥等三村（亦农亦蚕型）、南通县金沙镇头总庙村（手工棉纺织型）。整理的报告都编入了《上海满铁调查资料》，陆续在上海出版。

除了东北、华北与华东，“满铁”的调查范围还包括新疆、内蒙、湖北、华南、广东、海南等地区，调查内容涉及区域经济概况、自然资源与社会人口等。

此外，满铁调查还广至世界，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尼，远至欧洲和北美。

满铁遗存文献资料，似可分为如下四类：满铁档案文书，现存13000余卷；满铁资料 即满铁档案文书以外的由满铁本社及所属各部门形成的文字；满铁图书，即满铁图书馆中保存的书籍、报刊、资料等，其中含满铁出版物和非满铁出版物；个人文书，由中国陆续回到日本的满铁人员很多，战后多达10多万人，特别是上层人物带回的满铁文献资料为数可观。

目前国内搜集弹道的满铁资料达370万页，图片7万多张，其中的满铁农村调查共计106卷。故有人将满铁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苏联的克格勃并称为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三大情报资料库。

（四）满铁被清算

1945年8月至1957年是满铁的被清算阶段。

首先是1945年8月至1946年2月的苏军清算时期。苏军根据雅尔塔会议协定“收回”了中东路的“优越权益”后，命令满铁修复宽轨铁道，将接收的大批战略物资、机器设备和工业设施拆卸运往苏联。据回忆录，苏军连工厂的大铁们也不留下（苏联占领德国时也是下大力拆运工厂物资，而美军则是下大力搜罗科学家人才）。满铁虽根据盟军命令于1945年9月底解散，但满铁职员协助苏军向苏联拆运物资的工作直至1946年2月苏军撤回国内才结束。

其次是1946年2月至1947年8月的中国清算时期。这个阶段主要是对满铁职员的遣返。名义上中苏共管的中东路，国民党政府始终未能收回，直至1952年12月方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回。

第三是1947年8月至1957年4月美国主导的盟国清算时期。这项清算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断断续续拖延到1957年4月，才从法律手续上完成了满铁 的“终结”。

二、满铁调查的方法与特点

学界公认，满铁调查非常细。细到什么程度？据曹幸穗教授说“你按照它的调查报告可以复原1939年的北平和1941年的顺义县（北京郊区，今称顺义区）沙井村。村口有几棵树、每棵树的粗细，被调查农户家里有几只碗、碗的产地都记录在案。猪圈都画了剖面图。”

（一）常用的8种调查方法

据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陈祥在《论满铁对中国东北实施的农村调查》的研究，满铁调查从根本上讲是沿用了日本国内范式调查手法，具体来说有8种方法。

一是土地惯行调查

土地是满铁在东北农村调查过程中的核心问题之一，除了对土地的用途、肥力之外，尤其重视调研近代中国农村内部对土地相关成文法或不成文法的乡规民约等的惯行。涉及内容有业主权、永租权与倒兑、租房及榜青、典权、押权、相续、先占及交换等内容。

二是资料收集与整理

主要是满铁调查人员根据调查本身所需，通过伪满下属的各省、县、地方组织、地方乡绅等收集相关文献、资料。由于满铁调查人员并不是直接进行调查的人员，只是对二手资料加工和整理，因此各种资料往往会因为提供方的不同，使得调查结果出现较大出入，甚至存在严重的瞒报、少报等情况。

三是现地踏查

该调查方法主要是依靠满铁派出的调查员对满铁沿线农村、交通主干道附近农村、城市周边农村等的情况进行短时间巡视调查。由于真正实施调查的时间较短，调查的数据也不是十分细致，大多是针对调查地区的广域内存在的物产、交通、风土人情、组织架构、综合情况等进行概括性的研究。

四是农村入户调查

所谓“农村入户调查”在日语当中往往以“实态调查”出现，这一调查方法是满铁诸多调查中最为深入、最为详尽的调查，而且调查对象也大多经过精心挑选，其经济形态和生产条件一定程度上是所在区域内的诸多村落所共通的情况提前整理好“调查问卷”，然后交给各个调查员分头进行农户问答。

很多学者认为满铁调查员通过访谈、问卷调查获得了当时中国第一手社会资料，可信性较高。

五是农户普查

普查是满铁调查中十分重要的工作，是对一定区域内全部独立农户进行的调查，主要是调查农户家经济情况。

六是农户抽样调查

日本殖民者希望通过该方法能够在农村当中选出一些农户，通过对这些农户经济情况的调查，在掌握详细经济数据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农户进行农业经营指导，使之成为伪满治下的农户榜样。

七是账本跟踪调查

满铁从东北农村选定部分日本殖民者最希望获取到信息的农户，然后将满铁所希望获得的经济账本交付农民，由农民在一段时间内负责填写家庭经济相关的各项，通常为期一年。目的在于获取长时段的农户动态经济信息。

八是长期入村调查

未解决上述调查中采样农户较少、农户虚报或瞒报一些情况、缺乏后续跟踪调查等问题，向个别村子派驻了长达1年的专职调查员，专门进行跟踪和收集各项调查数据。

上述八种满铁农村调查方法，仅仅是目前所见到满铁农村调查各报告中比较常见的调查方法。满铁在具体实施调查过程中，并不是一成不变地使用一种方法， 而是同时使用两种或多种方法，或在不同调查阶段采取不同的方法。因此，具体使用满铁农村调查报告之时，可以先分析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尽可能地避免误用一些数据和信息，排除干扰。

实践中，满铁调查员为了亲近村民，往往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如针对农户对他们的戒心，往往扮成渔夫、农民、小商小贩等各种角色，平时尽量找保甲长和青年人一起吃饭，在茶馆里闲谈，以便融入村民的生活。结果，他们能够在“犹如邻居一样的纯情和亲切的气氛里”进行了调查。有个叫林惠海的调查员，就将这种关系描写成“老朋友”，从中可以了解调查人的自负心，另一方面也多少可以领会到他不得不以占领者一员身份进行调查时的不安。

（二）满铁调查的特点

曹幸穗先生等学者，曾概括满铁调查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满铁农村调查堪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大数据”。

多数是以自然村为单位，以村户为对象，对其调查范围内村落的户数、人口、禽畜、耕地、农作、财务、商业、交通、自然资源等均有较为详细的数据记录。如“农村一般调查”设置了55个项目、100多个与农村社会经济有关的问题，“农家调查”包括26份专题调查表（如农家人口构成表、农业生产调查表、农业副产品收支表、畜产调查表、农家房舍调查表、农户生活费、借贷关系表等）以及数百个调查细目。部分篇章还通过历时性对比，展现发展态势。由于调查报告主要是受日本军方委托为掠夺中国资源服务，加之调查员所受较为系统的训练，因之，数据的全面性、准确性均较为突出，堪称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大数据”。

二是满铁调查方法相对比较专业。

采用了现代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模式，有一套设计严密的调査程序、内容和方法，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的农村资料具有很高的统一性和可比性。例如，中国东北地区主要与苏联、朝鲜接壤，十月革命后，大量白俄逃到中国东北地区定居，“地方类”中有较多篇幅叙述他们在东北地方政府统治下的生活状态以及苏联成立后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自清朝晚期开始，就有大量朝鲜人越过中朝边境定居，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试图模糊化中朝边境，这样背景下朝鲜人在中朝两地的生活状态，亦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三是对日本移民计划和伪满洲国经济政策的实况记录揭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移民计划的实施。除强行收购土地供移民使用外，另有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前者曾经引起过较大规模的民众暴动，其中以“土龙山暴动”最为著名。特别是对当时参与掠夺的经济组织，各地区的地价行情均有记录，无可辩驳地见证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掠夺。伪满洲国成立后，其经济政策完全附庸于日本侵华总方针。“地方类”提供了较为全面、细致的伪满洲国捐税，经济作物商品化等方面政策的实况记录。

四是个案调查法记录了诸如“闯关东”等实例。

“地方类”有多篇采取的是个案调查法，通过选择几户代表性农户进行深入调查，以此来管窥整体农民的经济状况。在对农户家庭成员的调查中，农户移民情况及与前居住地的联系尽收眼底。

五是调查人员大多有专业素质，报告书写作相对规范。

满铁的调查人员由各个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深入一线实地调查的多半是学有所长、训练有素的高级学者。而且报告书多为内部资料油印件，大多属于当时的机密文件。内容涉及中国各地农村的资源及日本的相应开发计划等，旨在为日本的海外殖民服务。每篇报告书均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封面上写明报告名称、编号及时间，在绪言或序中介绍资料来源、调查目标、调查概要、度量衡单位、中日度量衡换算比率等，正文则分章节或项目，详细介绍调查地区的情况。

综上，人们可以从中发掘出一些在以近代中国农村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发展史、省际人口流动史、跨境民族交流史等领域有较高价值的信息。在大数据日益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满铁农村调查无疑会为构建中国近代农村研究体系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精彩书摘 见《满铁农村调查（总第三卷 惯行类 第三卷）》：

【家长死后的债务】家长死了，子孙无法偿还债款，债主可以拿走其祖业吗==有子孙的情况下不行，祖业抵押出去的情况下也不行。典当出去了也一样。有三亩土地，借款五十元的情况下典当的话，允许债主使用三年。三年后还给债主五十元拿回土地，没有利息。抵押的情况的话，就只用交土地证就行。

抵押的话，家长死了之后债主能用手中的土地证把土地给卖掉吗？=不行。

那之后怎么办呢？=跟土地证一起的还有借用证，和土地证一样，什么时候都可以拿回来，但债主不能随意处理。

家长死了而没有后人的话，是怎样的呢？=那样的话，就是由兄弟们来管理事务。把典当和抵押出去的土地卖给别人起一个草约，拿到钱之后就给债主把土地证换回来，剩下的钱就用在兄长的葬礼上。

抵押的期限快要到了，而此时家长却死了怎么办？=抵押给其他人，设立中间人并和中间人以及新债主一起去找老债主，转移到新债主那里。

【妻妾以外的儿子与家长】家长与妻妾以外的女性生了儿子的情况下，那个儿子与家长的关系是怎样的？=不能算家人，是家庭之外的人。

家长没有生儿子的话，也是那样吗？=生不了儿子就向族长说，将婢女纳为妾，使其可以成为自家人。

家长与别人的太太关系好、生了儿子时，那算什么关系？=没有关系，还是那家的孩子。

一个家庭里没有儿子可以吗？=没有儿子也没办法。

就没有什么俗语吗？=没有。

【过继】过继的时候，有从同宗同族以外过继过来的情况吗？=有从亲戚过继来的。

有从完全不认识的人那里过继过来的吗？=完全没关系的不行。

有同姓之间不能婚嫁的说法吗？=有。

俗语是怎么说的？=“同姓不结亲”。

【家产】不是一家之长的人，例如长子在他乡赚了五百元钱回乡后死了，那笔钱怎么办？=变成家庭的钱，长子的孩子还很小的话，家长就帮忙管理那笔钱。如果为了家庭把那五百元用了的话，分家的时候就要给相当于五百元的土地。

家长死了后，弟兄三人之中长兄也死了留下一个孩子，这种情况下祖业怎么分呢？=三人均分，就是“子承父业”。

老二死了留下一个孩子也是同样吗？=是的。

家长死了后，长子夫妇、次子的太太（次子死亡）和三子留下来的情况，祖业怎么分？=平分。

（三）满铁调查月报

满铁调查部1925年创刊满铁调查月报（曾用名《调查时报》《满蒙事情》），将对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等的调查情况与资料以报告形式出版，共计发行269期，连续出版25年未曾间断。设有“调查及研究”、“资料”、“时事杂录”、“重要日志”、“法令”、“统计”、“新著图书目录”、“近著图书杂志重要记事索引”等栏目，以对华经济调查资料为主线，辅之以地方概况、社会风俗等相关资料，包括大量土地、农民、货币、商业、金融、贸易、资源、工业、电力、交通以及各地社会经济情况等综合性、专题性调查报告和统计数据，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左翼渗透与宪兵队清查

随着侵华战争扩大化，满铁调查部在1939年开始扩招人手，此时正是日本国内对左翼打击最严厉的时候。在日本国内失利的左翼人士在国内呆不下去，曾纷纷到满铁调查部工作，所进行的社会调查及分析，不可避免地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比如有个叫佐藤大四郎的调查员，在北满洲的滨江省绥化县救援贫农和农事合作社，并组织他们提高生产力。

特别是，左翼中有的还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做事，其中中西功、具岛间三郎等，当时还参加了中共。据说二战中日军进攻珍珠港的情报就是中西功他们给提供出来的。中西功等搞“中国抗战力”调查，看起来是为日本（上层）提供什么依据，实际上他调查结论，证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就是说你日本打不垮中国，他要证明不可能把中国给消灭，最后必须与中国讲和。至今，在西柏坡“无名丰碑”展览碑上可以查到中西功德名字。

类似的事情在1940年前后满铁的调查事件中大量发生，引起了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注意，曾策划2次检举的事件（满铁事件、合作社事件）。之后，关东军对满铁调查部进行了几次彻底的搜查，找出了上百名所谓的“赤色分子”，逼出大量口供，抓捕了满铁内部的前共产主义者共44人，数人死于狱中，其他人大多释放，他们都留下了关于所谓“共产主义阴谋”的供述书。但是，如果把这些人全部逮捕，那么不但满铁调查部的工作会陷入瘫痪，而且也会对满铁的名誉造成极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宪兵队找被检举的人谈话，希望他们组成间谍组织，以此来监视在伪满日本人的行动，这些左翼青年有不少是同意这么干了，没同意的那些遭到秘密起诉。

不过，宪兵队手里的证据也不是很充分（日本人玩莫须有还是差了个段位），拖拖拉拉，等到要审理这个案子的时候，已经是1945年了。除去病死狱中的几人，名单上的“赤色分子”绝大多数活到了战后（这些活下来的人在战后成为各国左翼组织中，学历最高，最善于文斗的日共）。

五、调查的局限

满铁文献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启动后碰到了不少问题。曹幸穗教授举了几个例子：首先，因为主要是日文资料，在进行计算机录入处理时就犯了难——采用日文平台，一般的录入员不懂日文，没办法操作；换成中文平台，录入日文假名时需要频繁切换录入界面，无法进行大规模、高效率的录入工作。其次，“满铁”文献资料年代久远，形成背景复杂，载体形式多样，难以在一种统一的计算机数据库格式中进行录入编排处理。再如，要想组织、协调几十家单位谈何容易，收藏情况、整理基础、人员素质各不相同。

曹幸穗教授曾总结满铁调查本身存在着的三大硬伤：

一是满铁调查活动无论是内容还是地点，都与日军的情报搜集直接有关，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罪恶的一部分。

二是满铁的农村调查在日军的武装护卫下才得以实施，村里的群众对调查人员普遍怀有敌意，并进行各种反抗和抵制，而依仗武力胁迫得到的调查结论难以避免失实和搪塞的成分。1984年3月26日原满铁调查员聚会时，石堂清伦就指出：“从事实态调查的满铁调查员们，那时候大都认为无法从被调查对象农民那里获取真正的信息。农民大都明白调查员的提问，所以他们害怕说多了就要多缴税，于是就尽量回避对方的提问。于是得到的答案往往和调查员预估的结果相差甚远，导致调查结果很难得以使用。” 农户拥有的土地或财产、经营面积、家庭人数等方面存在少报的情况, 而所负担的租税、课税、杂役等有故意多报之嫌。

三是满铁调查是在日军占领区内进行的，不管调查人员多么努力地追求“客观”，充其量也只能是一种战时资料，并不能完全反映旧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

六、战后日本人对调查资料的开发

日本战后的满铁资料的调查清理工作，以亚洲经济研究所为中心进行，对国内50个机关团体保存的满铁资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满铁刊行物进行了清查，1979年出版《旧殖民地关系机关刊行物总合目录——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日本现存满铁调查资料的清查工作，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即由美籍华裔学者杨觉勇(John Young)完成，他的结论是：满铁调查资料共有6284种。

日本学者对满铁资料的编辑、整理和出版不遗余力，其研究视角：注重日本国外满铁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并通过对现地的考察来进行研究；注重满铁文献资料目录的编辑和整理；注重满铁调查部资料的研究。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将所藏文献对外公开，降低查阅难度，提高使用频率，使国内外学者能有效地利用每一件藏品进行研究。

原觉天的《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劲草书屋，1984年），是战后研究“满铁”调查的代表作。作者以文献资料为主，结合口述资料，对调查机构的机制和调查业绩进行了剖析和解读，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关于满铁调查部的著述，被称为“百科事典”。

特别应该指出，时至今天，日本仍有不少与满铁相关的民间社团，其成员大多为原满铁职员的后代或亲友，他们办网站、编刊物、出专著、录影片、开会议、搞活动，无一不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满铁。这些与满铁相关的网页、杂志、书籍、影碟等，皆可称之为满铁研究的新资源。

战后不久，日本的进步学者和学术团体，例如安藤彦太郎及其领导的满铁史研究会，就是以满铁研究为课题，刻意系统深入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演变，取得积极成果。他主编的《满铁——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堪称真正科学地研究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的开路之作。进入20世纪80年代，野野村一雄著《回想满铁调查部》和石堂清伦等著《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等先后面世，都是坚持正确立场揭示满铁调查情报活动实质与实态的著述。诸如此类有价值的著述，对推动正确的满铁与中日关系历史研究，有着积极作用。

值得警惕的是，战后日本的满铁研究，以满铁调查人员中在世的为主要代表，在所谓“重新评价的机会”、“新的和平观点”等的潜台词下，大都把日本普通群众的无辜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掠夺罪行混为一谈，妄图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即通过“开发”论的宣扬，掩盖侵略掠夺本质，又利用“开发”论的鼓吹进行新的扩张。

相比过去，日本学者的满铁调查研究已经沉寂下来，上一代学者随着时间而老去，新一代学者的兴趣则发生了转移。

七、美国人在馆存资料数字化开发的同时，注重深入研究

美国在满铁清算时曾接收大批资料，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率先开发数字化的资料保存软件，提高照片、地图、告示、宣传图等资料的保存效率。前些年国会图书馆所藏的6000万册“满铁”文献就转存为电子版。与此同时，学者们对满铁资料进行着深入研究。10多年前，一系列由美国籍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农村研究的专著被翻译成中文，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专业领域研究的必读书。这里介绍几位学者。

（一）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概括出的内卷化，已成为我国的流行语。

黄宗智，华盛顿大学博士，1966年始任教于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2004年荣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他在《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等书中，基于大量满铁史料与作者实地调研所得资料，对明清以来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的特点做了深入考察，探讨了一系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关键问题，尤其就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给出了极具深度的解释。全书运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发展和完善了“农业内卷化”这一核心观点，揭示了小农家庭从明清到改革开放前“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内在机理，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去内卷化”发展。《美国社会学学刊》、《纽约书评杂志》、《亚洲史研究》等顶级期刊先后发表评论文章。时至今日，黄宗智先生这两本书的影响力依然持久不衰。

他进一步提出“过密型商品化”的概念，描述了同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商品化概念。“过密化”（involution，又译为内卷化）是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 ）在研究爪哇农业时首先提出的，指的是那种“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总产量的增长”的现象。认为中国农村的商品化不是由于经营型农场主的获利动机驱使，而是人口过多对土地的压力推动的，以密集的劳动投入为代价。因此，并不存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小农生活长期仍旧处于糊口水平，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然束缚于粮食生产。这种商品化不仅难以导致小农经济解体，反而会延续小农经济。它的特征是有增长无发展，即“过密型增长”。1979年的农村改革是对这种“过密型增长”的突破，“正是乡村工业化和副业发展才终于减少了堆积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力人数，并扭转了长达数百年的过密化”，使中国农村真正走向现代化。

（二）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版），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

杜赞奇（PrasenjitDuara），早年就学于印度和美国，美籍印度裔，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它通过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所编《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等的研究，以个案的方式对华北六个村庄进行详尽的分析，展现了在国家政权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1900—1942年华北农村社会、政治、经济图景，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国家经纪”等概念，详细地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婚姻圈、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深入乡村社会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乡村社会又是如何做出回应的，一反流行观点“国家政权的衰弱是发生革命的前提条件”，提出“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亦会导致自身的腐败和革命的发生，深刻地揭示了晚清民国时期现代化努力失败乃至崩溃的原因。本书先后荣获1989年度的“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1990年度的“亚洲研究学会列文森奖”。

于此同时，他提出了乡村基层领袖在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经纪人”角色。他将“经纪人”分为两类：一是“赢利型经纪”，将小农视为榨取利润的对象；二是“保护型经纪”，代表社区利益，并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的侵犯。“经纪人模型”注意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角色，大大深化了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研究。近来，有学者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观点，提出以国家、地方精英和民众的三层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乡村社会。

（三）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版），提出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命题。

马若孟，1999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经济学博士，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荣誉资深研究员(senior fellow emeritus)。利用满铁调查中河北省顺义乡沙井村、栾县寺北柴村、山东省历城县冷水沟村和恩县后夏寨村等四个村庄的资料，研究了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主要是村庄和农户经济——是如何组织起来、怎样行使职能以及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作者在书中对《中国农村惯性调查》的介绍，以及用这批史料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农村社会经济都有很大的启发。作者指出：中国农村的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垄断从未长期存在过，对农户的经济剥削也几乎不存在。

（四）美籍华人学者杨觉勇系统地阐述了满铁调查的全过程，揭露了整个计划的罪恶本质。

杨觉勇，1920年生于天津，二战期间曾在中国外交部负责对日工作，现为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1948年，时任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的杨觉勇先生，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二战后被运往美国的日本秘密档案，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国民党当局，但这一信息并未受到重视，这批秘密档案随后被日本人运回国内，让中国人错失了一次揭开众多历史谜团的机会。1966年出版《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研究活动——历史和文献目录，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系统地阐述了满铁调查的全过程，揭露了整个计划的罪恶本质。

八、中国对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翻译出版与开发研究

综观中国学界有关满铁调查资料的整理、翻译出版与开发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是家底已经摸清，馆藏目录已经出版；二是馆藏文献大都已经影印出版；三是农村调查资料的翻译已经开始；四是涌现出解学诗、苏崇民、曹幸穗等大家；五是有数百篇关于满铁研究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集中在有关满铁性质、满铁与中日战争、满铁与日本殖民地等方面的研究。

（一）改革开放前的资料整理语研究

中国对满铁调查资料的开发研究进展相对缓慢，以档案馆图书馆内专家学者为主，极少数馆外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

1956年，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于将编辑和出版“满铁史资料”作为社会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项目。当时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了这一课题，其领军人物分别是苏崇民教授和解学诗研究员。并完成了130万字的书稿，油印了其中的1—5卷，后因“十年动乱”，该满铁资料出版未果。

1972年，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决定恢复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作。1973年审议会确定各负责编辑四卷。成书的《满铁史资料》1000万字，共计八卷本，于1979、1987年公开出版，为国内外满铁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和线索，受到广泛好评。

馆内的资料整理，当以吉林社科院满铁资料馆、吉林大学中心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辽宁大学图书馆、大连图书馆、北方交大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张家口图书馆最为珍贵，整理最为活跃。

满铁调查资料的开发研究，在中国主要集中在揭露日本侵略层面，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二）解学诗研究员领衔的吉林社科院满铁资料馆已成为我国整理研究满铁的基地

解学诗被海外誉为“中国的满铁、伪满洲国研究第一人”。他主编的15卷本《满铁档案资料汇编》和20卷本的《满洲交通史稿》，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他的研究成果丰硕，《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合著）、《鞍钢史——1909-1948》（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年12月）、《战争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满铁与华北经济 193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满铁——“国中之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是研究满铁的开拓之作。

（三）吉林大学图书馆与苏崇民的我国第一部论述满铁的专著《满铁史》

吉林大学图书馆在特藏文献的数字化转换方面起步亦较早，并拥有“满铁资料库”、“亚细亚文库”等特色资源。从2009年3月起，到2010年年末，已进行馆藏满铁资料初级分类、标录简单数据，共计完成31000多条日文满铁资料的著录、清点、排架工作，为学校内外的科研单位、专家学者提供了大量完备资料文献。

吉林大学图书馆是中国满铁研究的发祥地，最早的一批开拓者，如关梦觉、邵敬勋、苏崇民、解学诗等皆出身吉大。苏崇民教授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论述满铁专著《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年），60多万字，全面、真实地论述了满铁成立到灭亡的全过程，揭漏了满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侵略行为，论述了满铁在不同时期的地位、作用及经营方针的变化，对满铁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做出了深刻探索，令人信服地解释了满铁的性质。

（四）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对满铁资料的整理和出版

满铁总社档案存储于辽宁省档案馆有一万三千余卷；抚顺矿务局档案馆存藏抚顺炭矿档案（1939—1945年）全部档案。辽宁省重视对满铁资料整理和出版，取得了较为注目的成就。1991年，由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译的《满铁档案选译——“九一八”前后的日本和中国东北》出版发行。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被《民国档案》连续刊登；《满铁“探视”孙中山病情史料一组》刊登在《民国档案》1999年第3期。来，辽宁省档案馆还整理出版了多卷本的大型满铁资料集《满铁与移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满铁与劳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满铁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

（五）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教授多年致力于满铁研究

中国农业博物馆原馆长、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曹幸穗教授多年致力于满铁研究，曾担任国家重大文化工程项目《中国馆藏满铁资料的整理与研究》（30卷）常务副主编。他与李长年合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利用满铁30年代末对苏南5县11村两次农户调查的资料，对该地区的地权关系、农场规模、兼业以及商品化率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工商业的发展推动了寄生地主的形成，对于传统农业生产的破坏，因此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阶级关系造成了民国时期我国经济的困境，和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遥相呼应。

（六）大连图书馆馆藏满铁文书全面对外开放

大连图书馆原为满铁大连图书馆，所藏文书从开张到收场搜集近40年，其来源广泛、渠道复杂，大体有照单订购、专款抢购、赠书、社内调拨、明抢暗拿和抄录数种。满铁被取缔后，遗留在大连图书馆里的文书总数约有35余万册、件。特别是“远东文库”和“犹太文库”称其为“殖民战争图书馆的产物”。它的遗留与保存，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日本侵华时期的历史文献，具有很高的史证价值。

自上世纪80年代，大连图书馆馆藏满铁文书全面对外开放、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特批改扩建新馆之后，即变易馆名，径称“大连图书馆”。

（七）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与《满铁研究》。

1995年，著名学者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李新（原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中国史学会会长）等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整理和研究“满铁资料”的建议和呼吁，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次年，“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成立，李新任会长，季羡林任顾问。具体事务由北方交大图书馆承担。先后申请和承担 “满铁资料整理研究”等国家社科研究“九五”规划重大项目，“十五”和“十一五”重点项目。2010年初启动《联合目录》补遗工作。

满铁资料研究分会统筹全国满铁史料整理及研究工作，从2008年起试办《满铁研究》电子季刊，主编为韩宝明教授，许勇（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为执行主编，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文摘、论坛、图库、译林、题录、杂俎等栏目，宗旨就是为国内的满铁研究者和兴趣者，搭建一个交流和研讨的学术平台；力求发掘满铁研究需要满铁资料，与满铁相关的网页、杂志、书籍、影碟等满铁研究的新资源；在满铁相关的史料编译与动态报道方面，做出自己的探索和贡献。力争在不远的将来，把《满铁研究》打造成国内近现代史学界的名刊。

（八）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

为了系统地整理研究满铁资料，在有关单位领导的指示下，经过一些满铁资料整理和编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于1998年成立，联合我国数十家满铁资料的收藏单位，着手进行编辑和整理全国满铁资料联合目录。2007年8月，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30卷本的鸿篇巨制《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全书约3000余万字，内容包括30余万种文献资料目录及索引，有12种语言类别。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多达400多人，耗时10余年。这部目录的出版，是中国满铁资料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对满铁资料这一巨大资料宝库开发和利用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之前，国家社科基金曾先后资助辽宁社科院王秉忠的《满铁研究》（一般项目，1992年）、吉林社科院解学诗《满洲调查部研究》（重点项目，1996年）。之后，又批准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曹辛穗《日本侵华期间日伪机构遗存资料整理研究》（一般项目，2005年）、满铁研究分会二期项目《“日本侵华期间日伪机构遗存文献资料整理研究”（2005年）、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李淑娟《满铁调查报告与近代东北乡村社会研究》（重点项目，2013年）、吉林社科院院长邵汉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满铁资料整理与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2017年）、抗战时期日本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调查资料与研究（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2019年）、武向平教授主持的“近代日本在华资源‘调查’及盗绘图表整理与研究（1868-1945）”（重大项目，2020年）。

（九）满铁农村调查资料的翻译与开发研究

综观现有整理和出版的，都是影印本，不懂日文的学者无法读懂，即使懂日文的，对于几十年前的日文也不一定读得懂，这就需要做翻译的基础工作。这一整理翻译工作，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策划组织，华中师大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承担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译丛书计划出版106卷，总计1亿字。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在整合过往的农村调查基础上，于2006年开启了“百村观察计划”，对中国农村进行大规模调查和持续不断的跟踪观察。为了实施这一调查计划，他们邀请了国内外学者进行有关方法论的训练，同时也希望借鉴更多的调查资料和方法。日本满铁调查资料随即进入视野。在2006年启动“百村观察计划”时，他们甚至提出在农村调查方面要“达到满铁，超越满铁”的雄心勃勃的目标。这一想法得到时任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处长石挺先生的赞同支持。但这项工程的重点是日汉翻译，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强有力的翻译团队，于是引荐了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日语系主任李俄宪教授，获得积极响应，并同意率领其团队参与这项工作。受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委托，时任副教授的刘义强负责联系保存有满铁日文资料的国内相关机构，并得到支持，正式翻译工作得以启动。进入出版程序之后，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先生的鼎力支持，该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冯春风女士特别用心，还专门请专家校订和核实。在各方面努力下，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和黑龙江档案馆联合编译的《满铁调查》一书，于2015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目前，已翻译出版了9卷13册。

（十）中央电视台的历史文献片

值得赞赏的是，中央电视台10频道“探索发现”2010年8月29日播出“带血的轨迹——满铁真相揭秘”（共4集：文装武备、巧取豪夺、路权风云、覆亡之路）；2011年10月10日起，又播出由吴喆编导的“车轮碾过的历史”（分5集：国策会社、文装的武备”、不穿军装的部队、刺刀下的新国家、脱轨列车），揭露满铁侵华先遣队的真面目，再现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十一）满铁资料研究的对外开放

1990年代初，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前馆长解学诗先生经日本朋友安藤彦太郎教授介绍，通过申请获得日本万国博览会纪念协会和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并自筹部分资金，于1995年7月正式建立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出版了第一卷《满铁资料馆馆藏资料目录》。

1990年8月，经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由日本一桥大学社会学部三谷孝教授与南开大学历史系魏宏运教授共同牵头组成的“华北农村调查项目”正式展开，至1995年9月结束，长达五年之久。中日学者先后赴北京市房山县吴店村、顺义县沙井村、天津市静海县冯家村、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及山东省平原县夏家寨村考察访问，通过与日本“满铁”调查资料的衔接，构建20世纪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与民众生活、心理变化的实态，与传统的文本研究不同，它旨在“让农民叙说他们的20世纪史”。

2002年以来，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经井村哲郎先生等日本朋友的帮助，通过申请获得了日本财团的资助，使该馆剩余的一万多件馆藏资料得以修补、整理、编辑成册，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满铁资料馆馆藏资料目录》第二卷和第三卷；并在日本财团的资助下，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解学诗先生主编、全馆共同完成的三卷本《满铁调查期刊载文目录》、二卷本的《满铁调查报告目录》。

与此同时，吉林省社科院满铁资料馆研究员解学诗、郭洪茂、李力、张声振等，与庆应大学的松村高夫教授、柳泽游教授，宇都宫大学的伊藤一彦教授，京都大学的江田宪治教授等合作，共同研究完成了有关满铁劳动问题的论著。日文版《満鉄労働史の研究》，由日本经济评论社2002年2月出版；中文版《满铁与中国劳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九、进一步整理与开发研究的意义

满铁档案资料是一笔巨大的历史财富，研究利用价值不可替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需要。

满铁调查资料是侵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日关系史和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日俄战争后，满铁成立的最终使命就是发挥“国策会社”作用，是日本侵略者的自供状，其在中国东北各项活动的本身就是一部侵华史。对于这些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还历史真面目，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二）深入研究、概括中国社会本质的需要。

满铁档案资料记录了中国东北及其它地区自然、地理、物产资源、风俗习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况，是当时中国国情的写照，使研究东北经济、东北亚地区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的最大资料库，可以为我所用。满铁所作的关于中国矿产、森林、水源、生物、山川、地形、城市、道路、港口等等调查报告中，有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值得开发利用的资料，是一座亟待开发的史料宝库。正如葛剑雄教授所说：“由于时过境迁，这样的调查是无法重复的。也就是说，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存在而言，满铁资料是现存的唯一的原始记录，其价值无须赘言。”

利用满铁档案中所记载的关于中国城乡基层经济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调查资料，进行广泛的农村问题研究，可以概括出中国农村社会运行的本质特征。

（三）进一步提高我国社科研究水平和档案管理水平的需要。

借鉴满铁调查的方法，可以使中国学者克服浮躁作风，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和平等对话，提高研究水平。研究满铁当时对档案资料的生成、保管等工作流程，对于我国档案和图书馆工作人员了解民国、日伪时期的文书档案管理工作具有不可多得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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