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征》是杜甫的巨制，是政论与抒情诗巧妙结合的典范，无论主题的重大，诗艺的卓绝，都可算杜诗的高峰。前人对《北征》的评赞已经不少，我这里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杜诗专家和喜欢杜诗的朋友们。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
影宋本《王十朋集百家注杜少陵诗史》在《北征》题下，引王彦辅曰，“后汉班彪更始时避地凉州，发长安，作《北征赋》”，这不过讲北征二字的出处。近人胡小石《北征小笺》说（下文称胡笺）：《北征》，“结构出赋。班叔皮《北征》（赋，下二同），曹大家《东征》，潘安仁《西征》，皆其所本，与曹、潘两赋尤近”。又说杜《北征》的首联云，“曹大家《东征赋》，起两句：惟永初之有七兮（汉和帝），余随子兮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云云。潘安仁《西征赋》起句，“岁次玄枵，月旅蕤宾，丙丁统日，己未御辰，潘子凭轼西向，自京徂秦”云云，皆先纪岁时，次述所向。杜《北征》起句全用此，而出以五言。胡先生论《北征》结构所本的意见是对的。可惜未尽《北征》开篇两句关涉到全篇要旨的重大含义。（见后）胡笺又说：“《北征》风格，近于小雅，而其旨隐微。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已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这也是对的。实则《北征》开篇一段，即有暗示，而且包孕甚广，谏官杜甫所忧虑者，固不止灵武自立一端，请读（中有省略）：
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
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
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
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
《北征》第一段是受王粲《七哀诗》第一首影响的（以非本文所论范围，不多及），王诗哀痛，杜诗沉郁。何谓沉郁？情志深远之谓沉，蕴结难宣之谓郁。比如，自长安陷贼以来，少陵思家之心，固与日俱永，既得墨敕放回，为什么反有“苍茫”之感？感君恩是有的，为国而忘家也是有的，为什么会“怵惕”难辞呢？何以见得君有“遗失”呢？叛贼安庆绪还在肆虐，破贼收京是当时重大国策，是《北征》的主题所系，所以表示“愤切”；但诗人究竟看出了什么值得担心的事，而写出“忧虞何时毕”的句子呢？不久前诗人几陷重罪，难道不包含在这些“忧虞”“怵惕”之中吗？在这一段“引而不发”或欲言又止的诗句中，我们体会到诗人写出来的远不如他曾经思虑过和感动过的多，其含辞沉吟，正由于他蓄积之多而且久。这就是杜甫的“沉郁”。有前面十几韵的郁屈的诗句，所以这一段的结联“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自然如当流巨石，激起波澜。这就是“顿挫”。这是苍茫的风格。至于诗人究竟看到了些什么，曾经被什么所激动，以至于如此忧愤交集，低回不置呢？原来早在写《后出塞》时，杜甫已怀疑安禄山将叛；在写《兵车行》时，他已指出玄宗开边好战的后患；在写《自京赴奉先咏怀》时，他又表示担心君臣聚敛欢娱，祸在旦夕；出乎他的意料的是潼关师溃，主将被俘，玄宗仓皇出走，肃宗灵武自立。接着又是房琯以宰相出师伐叛，大败于陈涛斜（至德元载十月）。房琯的失败，有“中人”牵掣的因素，不能全怪他，到次年四月，又因门客招贿，被罢免。史载，杜甫时上言，琯罪细，不宜遽罢。肃宗怒，诏付三司推问，宰相张镐为言，乃解。甫谢，因称琯宰相子，少自树立，有大臣体，宜弃细录大，帝自是不甚省录，放归鄜州省家。其明年（乾元元年）五月，贬琯为邠州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参合两唐书本传）。可见这次杜甫的放回探家，实际上是被肃宗身边的张良娣、李辅国集团目为房琯同党，加以斥逐的开端。杜甫知道，房琯罢相是政治上恶势力抬头的征兆，所以，《北征》既要顾全大局，振作士气，以利于讨贼收京，又有自己的忧心忡忡，诸如玄宗当年留下的、现在补救莫及的后患，和肃宗即位以来父子兄弟之间的裂痕，尤其是皇帝已有“亲小人远贤臣”的倾向，再加上诗人自己的没落之感，大有“对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感，所以在长诗开篇记岁时，述行向之后，说“苍茫问家室”〔1〕。肃宗对“南朝”（《通鉴》二一九语，详胡三省注）来的旧臣房琯既抱成见，又偏听拒谏，这难道不是“遗失”，不值得“怵惕”吗？对叛逆自应大张挞伐，但国家元气大伤，政治上还出现逆转的迹象，所以说“忧虞何时毕”。有如此种种的蕴蓄，故诗风才有如此沉郁。离开诗人的思想而论诗风，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风格就是人格。
以上略论《北征》首段绝不仅是交代行旅的由来和出发时地，并及杜诗沉郁风格的实质。现在回头来再论长诗开首两句的重大含义。
论文应当首先弄清作品的主题思想，其次才论它的表现形式，这是常识。专论形式，往往难于看出作品的高度。比如，从《北征》的形式看，很像班昭的《东征赋》和潘岳的《西征赋》，若比较它们的主旨，那么，班氏父女，不过感慨征途，归于正身履道；安仁以华词被常言，又不及二班。它们都不足以比隆《北征》。如求其形似而已，比班叔皮更早用时日的诗，旧注已引《诗·小明》“二月初吉”（毛传，初吉谓朔日也）；又如《小雅·十月之交》篇首章的“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及《吉日》篇的“吉日惟戊，既伯既祷”。亦未尝不可说是杜诗所本。如果从精神上说，亦不妨说杜诗受屈原《哀郢》的影响。《哀郢》的“出国门而轸怀（意犹痛心）兮，甲之晁（＝朝）吾以行！”的句子岂不更近于《北征》开篇四句？不过《哀郢》沉痛，“呜咽徘徊，欲行又止”（蒋骥语），与《北征》之以振奋蹈厉为主调者，终不相同。总之，比来比去，我觉得都难于说明《北征》的宏纲，看来还得在使杜家素负盛名的《春秋》中去找杜甫的言外之旨。
杜甫《偶题》诗说，“法自儒家有”。这个法，我认为有两方面。一是诗法，一是史法。
诗法，即《诗经》的方法，如言志，赋比兴，正变风雅，兴观群怨，好色不淫，怨诽不乱，乃至温柔敦厚，等等。杜甫是中古的伟大抒情诗人，诗作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及《北征》，都是由忧国和悯己两种思想感情交织而成的长诗。正是“上念国政，下悲小己，与十五国风同流”（借用太炎先生语）。从前王闿运说杜诗出于蔡琰的《悲愤诗》，想是指《北征》写到家悲喜交集一段。但这段虽是《北征》耀眼的机体，却不是《北征》的头脑和心脏。试看《悲愤诗》，虽情辞并至，但正“女儿情多，风云气少”，怎么说也不能和《北征》的歌颂中兴、辞气振奋相比（这是《北征》的头脑和心脏）。但上念国政，并不妨碍诗人可怜自己的小儿女的表白；歌颂中兴，也不妨碍诗人指陈时弊的微辞。这是从《诗经》“变雅”来的。由此可以看出，诗法不仅是形式。
史法，即《春秋》的方法。《春秋》是鲁国史书，在记事中含褒贬。《春秋》之学主张严格区分是非善恶。《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文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就是尊大一统，拥护一统。拥护统一，反对分裂，这不是《公羊》的一家言，而是“春秋”三家的共同大义。我认为《北征》首联“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就是用的《春秋》大义，《春秋》精神，这种精神直贯篇终，请看：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我认为长诗开端大书“皇帝”岁时，不光是记旅行年月日，而是首提全篇宏纲，即尊崇中央，斥责叛变，宣扬大好形势，鼓舞士气，是《春秋》笔法。
通观全诗，可以说是以“变雅”为肉，以《春秋》为骨，骨肉停匀，情理并茂。或者说，把严肃的政论和热烈的抒情诗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就是《北征》千二百年来传诵不绝的原因。
以上论全诗要旨，下面略解疑难字句。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栗？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
那无，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二说，“那无，奈无也”。又引杜《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诗“对月那无酒”，释同。按“那无”不能解为奈无。“那无囊中帛”即“哪无囊中帛”？是反诘语气。那无，是岂无的意思。下联“粉黛亦解苞（同包）”的亦字，正与上联那无一词相呼应，亦，等于现代语的还（有）。如果上文说没有，下文怎么能说还有呢？解那无为奈无，这个亦字不好交代。张相所引《季秋苏五弟缨江楼夜宴》诗中的“那无”一语，正好是个证明。此题三首，篇篇有酒。第一首“老夫因酒病，坚坐看君倾”，第三首即张书所引“对月那无酒，登楼况有江”，那无与况字呼应。“樽蚁添相续”，又“尽怜君醉倒”。第二首“清动杯中物”。由此可确证《北征》那无一词，是反诘语，正是说有，不是说没有。
肃宗即位以后，江淮租庸经襄阳至灵武。财政情况已经好转（参《通鉴》二一八及《新唐书》列传七四），子美以近侍省家，例有赐赍。且左拾遗，从八品上，俸亦不致太薄。囊中帛亦理所应有。
狼藉画眉阔。
旧注引明刘绩《霏雪录》云，唐妇女画眉尚阔，引张籍《倡女词》“轻鬓丛梳阔画眉”以证《北征》此句。按刘说非是。时妆变化迅速，不可以中唐眉样去说开天间眉样。唐人言开天眉样者，如开元进士王湮《后廷怨》云，“预想蛾眉上初月”，李白《越女词五首》之一云“眉目艳星月”，都可证明开天间无论宫廷、民间，皆尚细眉。最可为确证者，莫如白居易《上阳人》。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北征》说的“画眉阔”不是说时尚阔眉，而是说小女描眉，手腕不准，故致狼藉变阔，恰与此女意中所追求的眉样相反，故诗人以为戏谑。从这里我们好像看见此老已经破涕为笑了。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
夏殷、褒妲逗不密合，从宋以来，为它弥缝的约有三种办法：①认为杜甫误记故事，值不得费气力去考索，以赵次公、浦在田为代表。②改上句（改为“不闻殷周衰”）以就下句，胡仔就是这样。③改下句（改为“终自诛妹妲”）以就上句，仇兆鳌就是这样。
改诗的可以不论，讲不通就改书，办法最省事，态度最轻率。说是诗人误记故事，理所可有。但作《北征》时，杜甫四十七岁，非衰年容易误记者可比。而且他又是记忆力极好的人，怎么会把周幽王宠褒姒这样旧日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错记为夏桀的事呢？《北征》是大篇，所论又是大事，非寻常田园、漫与诗可比，误记说站不住脚。
到了明末，顾炎武说话了。《日知录》二七云：“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自八股学兴，无人解此文法矣。”顾氏的意思是，上句不说周，有下句的妲（己）就知道是周事了；下句不说妹喜，有上句的夏就等于说妹喜了。宁人的说法，直截了当，远迈前人。但也有缺点。杜诗诚然有互文的诗句，但就其本集论，互文无非是在一联中上下句字义互用或互换地位，没有省字的例（妹喜在诗句中省去）。
清中叶李黼平对《北征》此句，另作解释。他在《读杜韩笔记》中说，杜诗是用骆宾王《讨武曌檄》。檄文有云：“龙漦帝后，识夏廷之遽衰。”据《史记·周本纪》说，褒姒生于夏代（留传到周代的）龙漦（沫）。褒姒虽是周人，推原祸始，故曰夏廷。杜诗沿袭骆文，故指斥褒姒，亦用夏而不用周。按李说甚新，杜诗用骆宾王语，亦在在可见。但仔细审查，李说却不完善。骆宾王檄语，盖出自（魏）李康《远命论》“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于夏廷”。又据《世本》：“武氏出于夏臣武罗。”而武则天的父亲士彟，隋末为鹰扬府队正。骆檄“龙漦帝后”一语，乃骂武则天好比褒姒，是前代传下来的孽种、害人精。因为武后的父亲是隋朝的武官，好比褒姒也是前代留下来的龙涎所感孕。所以，骆檄的用事是贴切的，比拟是有道理的。但用以解释《北征》这两句，却嫌不切合了。因为杜甫并未追究杨妃的出身，前代孽种一层即嫌语涉浮泛。其次，更重要的是杜诗下句“中自诛褒妲”一句中的“自”字没有着落，转成语病。诛褒姒的是周人，怎么好说夏人，又用个“自”字呢？看来《北征》这两句未必是用骆宾王檄文。
这两句诗的难解释处，不过在上句“夏”字和下句“褒”（姒）字不相应，如果我们用“偏义复词”去解它，似即可通。这就是说，“夏殷”的“夏”字是足句词，没有意义。作者意在“殷”而不在“夏”。至于下句“中自诛褒妲”的困难在这个“诛”字，它在上句和本句都找不到主语。这个难点却可以用“互文”说去解决，即第三句“周汉获再兴”的“周”字，既作第二句诛字的隔句主语（这就是互文），又与第四句“宣光果明哲”的“宣”字相应。这样说是可以说通的，但还得证明一下杜诗是否用过这类型的偏义复词。
证一，是《八哀诗·王思礼》云：“昔观文苑传，岂述廉蔺绩。”意谓文苑传理应有蔺相如而不应述廉颇的业绩。这个“廉蔺”就是偏义复词，作者意在廉而不在蔺，蔺字是足句词，不作义。证二，《晚登瀼上堂》：“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梦周一语在古代诗中常见，出于《论语》“吾不复梦见周公”。杜诗这里却用周孔，显背用事的习惯。应认为“周孔”在此为偏义复词，作者意在周而不在孔。凑一孔字以与上句吕葛对，这种对属法虽是勉强，但在习惯上是容许的。证三，《喜雨》诗：“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时仅越有农民起义军，所以吴是足句词，诗人意在越而不在吴。可见专名的偏义复词，在杜诗中并不稀罕。
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
历来注家，皆读少为多少之少，上声。窃谓宜读为少长之少，去声。这不仅是一个字的问题，它牵涉到《北征》的作者对当时借外兵的态度，也就是涉及《北征》的主题问题，不能不辨。为了便于指陈文章脉络起见，我把《北征》中论借兵回纥和诗人对当年整个时局的估计一段，全录如下：
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
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
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
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
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
吴汝纶在这一段的开始处评曰，“此下至末，气势驱迈，淋漓雄直。”于段末评云：“气象旁魄，语语有擎天拔地之势。”吴挚甫对于文势的理解是对的。反复此段雄快的诗句，就会感觉到“此辈少为贵”的少，应读为少壮的少，才与全段的气势谐和，读为多少的少，就好像在雄壮高亢的音乐中忽然夹一声低沉调子似的不协调。除此以外，读为多少之少有四个难点，讲不通：①《北征》的主旨，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说，是鼓舞士气，不在批评时政。说回纥兵少些为好，是批评，在协同作战之始，即公开指责友军的不是，这是不明大体。②与上下文气不接。译成现代语比较一下就知道：
凄惨的阴风从西北吹来，随着回纥；
他们的王愿意帮助中央，讨平叛逆，
送来了五千兵和马一万匹。
他们的风俗善于奔驰陷阵，
他们的兵少些才好，（比较：他们的年轻人向来被尊贵。）
邻国都佩服他们的勇猛果决。
他们的骑兵腾起，像草原上的鹰，
摧破敌人，像响箭一样疾捷。
看得出来，在一派赞美语中忽然插上一句贬词，绝不是小疵，杜甫的笔能容许这样写吗？③若说“以不多为好”，当用“宜”“当”等字，不应当说“贵”。贵字从上文“其俗”贯下，是说，他们的风俗喜欢什么，而不是说我们觉得如何。所以作多少之少讲，不特于思想线索有中断之病，而且用（贵）字也不恰当。④尤其重要的是与杜甫的思想发展不合。唐朝借外兵，始于李渊；不歧视少数民族的风气，倡自李世民。唐朝士人没有排斥外族的传统。况且回纥和唐的关系一贯是好的（岑仲勉说为古今罕见）。不应在国内形势需要外援（借兵回纥，是郭子仪的建议，也值得注意）而外族又以善意相援之初，诗人会凭空忽生反感。同年的诗作还有《喜闻官军已临贼寇二十韵》。诗中说：“花门腾绝漠，拓羯（指安西军）渡临洮。此辈感恩至，羸俘何足操（执也）？”一派喜溢之词，初无疑虑不满表示。又如《收京三首》〔2〕、《洗兵马》，对于回纥均无贬斥之辞。及至回纥协助唐师“二旬之间，克复两京”，即纵兵大掠东都三日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事发生之后，杜甫先返长安，后往东都（至德二载冬到乾元元年），本诸见闻，乾元二年（七五九年）才作《留花门》一诗，有“胡为倾国来，出入暗金阙”的句子，此指回纥使团人数众多及回纥留京者多（详见《新唐书》二一七上）。全诗用语很有分寸，并不根本反对借兵外国，实本唐太宗所谓中国内政既修，外夷自服之意而衍之。体谅中央不得已的苦衷而重在自强，语意圆融。但与写《北征》时对回纥的肯定态度确有改变。这种思想变化，前后经过三年（七五七至七五九年），何能以三年后诗人的思想提前三年去解说《北征》中的诗句呢？
以上略说读“此辈少为贵”的少为多少的少就讲不通的理由。现在略说读少为少长或少壮之少的字义根据。《史记·匈奴传》说匈奴之俗，“贵壮健，贱老弱”。《汉书·匈奴传》同，又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稍长，则射狐菟。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回纥是匈奴同族。故杜诗说及回纥，多用史、汉《匈奴传》语。则《北征》“少为贵”亦用《匈奴传》意。少壮每连言（杜《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诗：“荣华贵少壮”），《北征》不用壮只用少者，言少可包含壮，言壮不能包含少。又《汉武故事》中颜驷对武帝曰：“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此语唐人习知。好少犹贵少，即“少为贵”〔3〕。
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
赵次公注曰：“言圣上虽虚心以待其（回纥）破贼，时议恐毕竟为害，所以气欲夺也。”后世注家，大抵不离此说。按反对借兵回纥以收复两京的“时议”，无史料可据。上条辨“少为贵”句意已略说回纥初来，唐人寄予希望，实无反感。反感发生在“收京”之后。如果上条的说法还站得住，那么“时议气欲夺”的意义就必不如注家所说了。
窃谓“夺”借为“脱”（或原为脱字）。《淮南·精神训》云：“今夫徭（役）者……盐汗交流，喘息搏喉。……得休越下，则脱然而喜也。”高诱注云：“脱，舒也。言徭人之得小休息，则气得舒，故喜也。”其实“夺”字本身，即具舒通之义。〔4〕总之，《北征》此句盖谓，皇上既然倾心希望借回纥兵力，收复两京，时议亦极为乐观，以为喘息将（欲，将也）舒也。这样说与下文一连串豪情壮语才连得上。若依旧注的说法，则中央战略决策，首先违背民意，胜利还有什么希望，乐观又以什么为根据呢？所以知道杜意必非如此。
胡笺说，《北征》最后一段，忽著“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二语，出二殿阁之名，为杜甫预见李隆基父子间的矛盾，故先赞中兴之光美，末著内禅之隐微，全篇大旨，实在于此，云云。我多年于此二语，均滑口读过。后读胡先生文，深感前辈探赜索隐功深，受益不浅。但窃以为不宜强调这是《北征》的大旨。否则就会破坏长诗的主调，削弱它的主题思想。试以《洗兵马》作比较。《洗兵马》歌颂中兴，建议收复河北后应该安定团结，偃武修文。其中“鹤驾通霄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一联，显然也是担心李隆基父子的关系的。但只轻轻一提，明全诗意不在此，主旨仍在歌颂中兴；歌颂并提出倡议。惟《北征》亦然。至德二载的形势是在官军正向叛乱者发起全面反攻，胜利还只是可能性的时候，当然更不宜强调内部问题，在人民所渴望的中兴统一的光明前景上投下一道可怕的阴影。从诗的作法上说，主题既定，就应该突出主题，给读者以明确统一的印象和深刻的影响。《北征》的主题是颂扬新君，鼓吹举国一致，拥护统一，反对分裂。就我们今天的感受说，诗人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1〕 苍茫，赵次公解为荒寂，仇兆鳌解为急遽。似均不合本句的用意。苍茫，本义是旷远，此处引申为渺茫。
〔2〕 《收京》第三首末联：“万方频送喜，无乃圣躬劳？”仇注以为忧回纥恃功邀赏云云。于诗中诗外皆无据，不敢苟同。
〔3〕 他证尚有：王维《老将行》：“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高适《营州歌》：“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敦煌掇琐》收有“十四十五上战场”小曲。《旧唐书·吐蕃传》下，大历九年，唐室大备边。诏李抱玉以“河湟义徒，湃陇少年，凡三万众，横绝高壁，斜界连云”。可知唐人染外族风，亦重少年从军。至于杜诗，尚有《聂耒阳以仆阻水……呈聂令》诗：“澧卒用矜少。”此少亦当读为少小之少，去声。知此字作少年之义者，《杨监又出画鹰十二扇》诗：“当时无凡才，百中皆用壮。”此言用壮，则赠聂令诗用少义可知。
〔4〕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五十韵》诗：“万方思助顺，一鼓气无前。”此言“时议”振奋。可反证旧解“气欲夺”为丧气之误。至于训夺为遂，尚有《檀弓》“齐庄公袭莒于夺”注文。训夺为顺，见《史记·秦本纪》缪公二十四年《集解》文，不具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