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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庆:从“六经皆史”到“古史皆经”——章太炎经史互释的思想史内涵

更新时间:2022-11-16 00:00:13
作者: 陕庆  

  

   摘要:经史变奏、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章学诚、章太炎等所主张的“六经皆史”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章太炎对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的继承与发展,以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对于经、史的分歧集中地体现为对“事”的不同态度。章太炎多重的经史互释不仅是为了确立六经的信史地位,也旨在将创造性和典范性开放给六经之后的时代,更是为了沟通当时激烈变革与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章太炎关于革命问题的一个回答。

   关键词:章太炎;六经皆史;经史互释

  

   传统经学的瓦解与现代史学的建立是中国近代转型的一个既成事实,这个过程既是势之使然,也有人为因素。具有悠久历史的经史同源、经史互释现象,经由清代中期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一说,至晚清章太炎等重提“六经皆史”,常被看作人为地在命名、概念的层面瓦解经学,给危机中的传统以致命一击。这种批评首先是以事后眼光将经与史对立,用价值与事实二分的逻辑区分经与史,其次是忽视了章太炎所欲建立“史”之内涵,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未对时势与人为之间的互动关系予以关注,而是以静态的方式讨论这一历史进程。

   针对这种批评,有必要重识漫长的经学史内部的经史同源、经史互释传统,辨明章学诚与章太炎提出“六经皆史”的不同历史语境,以及章太炎所论“史”的内涵。章太炎讨论经史关系,不仅重提了“六经皆史”这一表述,而且在讨论古史的时候说到“古史皆经”,又在论述新建的史学时说“史即新经”,这些说法前后联系,呈现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张昭军在其论文《论章太炎的经史观》中对章学诚至章太炎的“六经皆史”给予了公允的评价,但他认为章太炎创造性的“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说法“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有利于对经学的神圣地位发起冲击”。【1】本文认为有必要对此展开论述。江湄通过细致辨析章太炎对五经的论述,详细展开了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本旨、意涵及变化的梳理和阐发,呈现了章太炎经史思想的前后变化,尤其指出了章太炎1930年代检讨“六经皆史”的表述“微有语病”。【2】

   本文认为有必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分析这一现象。前提是将章太炎民国前经史互释的行动与学科分化语境下的1930年代重提经学相区分。同时需要强调:在经史互释的论述中,经与史并非相互对立的凝固的范畴,而是在不断互释中获得新的生机;“六经皆史”并非“否认了经的价值部分而只撷取了其中的事实部分”【3】,而是重建与经史相关的价值问题;另外,可以追问的是,何谓经学的价值,经学的价值如何延续,经学的价值是否必须以“经”之名得以存续?

   一、经学之名与清代以来的经学问题

   近代转型中,传统经学研究为经学史研究所代替。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第一册,以及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是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研究。经学史研究中,经、经学之名本身成为被考察的对象,经与经学的得名也被历史化地呈现,而在作为信仰和政教伦理根基的传统经学看来,历史化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将经与经学相对化了。周予同于20世纪60年代区分了“经”“经学”“经学史”,而“经”与“经学”区分的意义在于,将确立“经”的时代(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与对“经”进行解释的时代区分开来。因此,在“经”确立之后的漫长历史中,都属于“经学”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漫长的“经学”时代并非一直以“经学”之名行诸于世,恰恰相反,“经学”的延续贯穿着对“经学”的不断重新命名。就清代而言,顾炎武的“理学即经学”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便是鲜明的例证。【4】顾炎武、章学诚虽然面临着不同的时代状况,其核心问题却不离道器、理事之间的关系,这些传统范畴近似于当代倡导重建经学或新经学时被凸显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问题。甚至在重建经学者看来,早在西汉围绕经传的解释已经暗含着事实和价值分离的苗头。

   虽然道/器、理/事的分离是中国思想中一个悠久的问题,但将事实、价值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各自绑定,却是自廖平始。面对晚清势同冰炭的今古文经学之争,钱穆考察两汉经学,认为今古文问题仅起于晚清道、咸以下,论争激烈,各持门户,两汉时期并没有晚清意义上的今古文之别。【5】廖平今文经学重要的一点是将经的特征与纪事性区分开。在《何氏公羊春秋十论》中,他认为孔子改制是“因行事,加王心,加损变化,以见制度,不可以时事求之者也。”《春秋》有“曲存”时事处,所言一切时事,都是一种假借、依托。【6】在《古学考》中,他说,过去认为史书是古学的说法是错误的,史书不属于今古文经学。廖平严格区分经史是为了论述经的稳固不变的价值意义,以及孔经中包含了解决古今、中西矛盾的方案。黄开国将廖平的经史之分说列为以下几点:第一点即上文所引,《春秋》非史书,而是孔子的理想寄托;二是,经是垂法万事的法则,史则有从简陋到文明的沿革变化;三是,经在形式上愈古愈文明,历史则愈古愈简朴;四是,经史形式相反,实质相同,史的发展受经决定。【7】廖平将史(即史实的因素)排除出经,是出于这样的理论考虑:首先,史的具体性、有限性有损于经的抽象性、普遍性;其次,古史的暗昧与古代圣人创制的高明是矛盾的,只有将二者分开,各行其道才能无损于经的高明。在廖平的经史关系论述中,经是第一性的,而史则次之。章太炎的经史论述截然相反,章太炎认为,史是第一性的、原发的,经则是后来的追溯和附加涵义,但是史并不等同于史实,而是包含了创制的机制。

   章太炎重提“六经皆史”主要针对廖平的今文经学,也因此,在与对立面的争执中,也被对立面所限定。如同廖平将史实部分驱逐出经,章太炎以“六经皆史”的古文经学则把原本今古文经学共享的经学作为政教生活直接指导法则部分荡涤出去。

   在晚清今文经学看来,经学确立之初,便已暗含了以事实瓦解大义的危机,以传证经的过程实际演变成以事实瓦解微言大义的过程,也可以说,为背离经学留下了缝隙。廖平的经史分说,是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否定,认为“夷经为史”是一种否认经学地位的行为。章太炎作为古文经学最重要的人物,也在这个层面上遭到了批评。古文经学并非如晚清今文经学所认为的是经学的一个异变和低潮,而是经学的一种,经(学)与史(学)一开始便相互交织,以史来界定经只不过是经学内部的一种调整,经史互释内在于漫长的经学史之中。

   无论章学诚还是章太炎所主张的“六经皆史”都是清代以来经史问题的一部分。经学、史学、理学等范畴之间的互释,是对被解释的范畴的批评、否定,同时又是以另一个范畴所包含的内涵对之进行补足和纠偏,在这种重新界定和互释过程中,这些范畴都超出了狭义的范围,呈现了它们之间的同源性、整体性。

   章学诚“六经皆史”用史学为经学纠偏,所强调的史学的内涵,第一是“事”在史之中的核心意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表述在理论的意义上,是针对理、事和道、器的分离。主张“即器存道,因事言理”。由于史是对事的记载,“六经皆史”首先强调的是事先于言、文。“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也。”(《文史通义·经解上》)其次,由于“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型。”“以意尊之,则可以意僭之。”(同上)事与理(义)的关系是,理(义)必须有事作为依托,理(义)才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存在。“六经皆史”之“史”并非是经的对立面,只有事实的部分,而是兼具“藏往”与“知来”的功能,“事溯已往,理阐方来”,“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文史通义·原道下》)史是事、义、文的统一体,不同于掌故。“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文史通义·史德》)“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文史通义·言公下》)

   第二,“六经皆史”所主张的推崇实事、杜绝空言,所指向的是不盲目泥古,重视当代制度的经世精神(《文史通义·史释》)。因此,章学诚所论“六经皆史”之“史”与其说是相对于价值的事实,不如说是属于时间因素的历史性。“经”的古史特征在于曾经真正施行并有效,而“经”的古史特征又提醒并要求当代制度的应有地位和价值。

   经学史作为政教系统一个重要的部分,经学、史学等不同范畴本身是时代演变,认知分化的结果,而不同的时代问题也会带来不同的学术问题,这便产生了批评、救正的行动,又从分化中寻求同源性,呈现政教系统本身的整体性。

   从顾炎武的“经学即理学”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是清代政治与学术演变的一个外在呈现。朱维铮描述了清代经学持续已久的汉宋分裂的状况。这种学术上的分裂带来了清朝的统治学说呈现出“术”与“学”分流的趋势,而这必然会引发政治危机。因此,章学诚以“六经皆史”为出发点的学术建设正是出于对这种危机的敏感和救正——经学必须统一,并且认为应该将经学统一于史学。而这个危机随着洋务时代的开始越来越深重,学与术的分离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出现。

   至晚清章太炎重提“六经皆史”被认为是经学瓦解与史学建立的一个重要环节,从历史的轨迹来说,这并没有错。但如果仅从经史异途,经史位于不同价值序列的角度来理解章太炎“夷经为史”的作为,便不能揭示章太炎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继承与批判的思想史意义,以及在现代转型时期,章太炎所要建立的史学的内涵。

   二、六经皆史:对章学诚的批评与推进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在晚清以来被广泛提起,然而旨趣却迥异,一种是国粹派旨在恢复经学的信史地位,一种是“科学史学”派为将经降低为史料。章太炎在《訄书》重订本时期(1902-1903年)对“六经皆史”的理解跟“国粹派”时期存在着差别。章太炎首次提出“六经皆史”正是在《訄书》重订本《清儒》篇中,初刻本并无此篇。此时章太炎受日本学者姊崎正治《宗教学概论》的影响,将六经看作上古神话。由于章太炎此时仍没跳出进化论的思维,用上古神话说来解释六艺是一种将六经回归历史化实物的一种方式,与今文经学的理念化相对。刘巍在《从援今文义说古文经到铸古文经学为史学》一文中对此作了简要论述,认为这是章太炎史学观念的萌芽,但他引用王汎森的说法,认为章太炎的六经皆史具有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的倾向。8姜义华虽然忽略了早期章太炎将六经归于上古神话的说法,侧重分析之后章太炎的一系列国学研究中体现的精神,但他得出的结论仍然是:“章太炎的努力,正是要使整个经学研究建立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以更为有效、更为切实地摧毁封建经学的殿堂。”【9】

   《訄书》重订本《清儒》:

   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记录之属……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神造,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祇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学说则驳。【10】

   章太炎在此处将六艺与别的文明中的神话相提并论,主要是强调“神官”,即特定职位的人记载历史。后文中将六经分别对应于印度、古希腊的经典,并将各文明的神话还原为历史记录,因此,“古史皆经”的意思是指古史皆是“信史”。

   《检论·清儒》开头部分进行了改写,行文更加简洁。自“荀子隆礼义”以下,两篇内容意思相同,意在回顾六经的确立,东汉古文经学对西汉今文经学的纠偏,以及后世宋学的弊端,认为古文经学是“六经返史”的道路,使得“秘祝之病不渍于今”(初刻本为“神话之病不渍于今”)。

晚清国粹派首先用训诂学的方式将“经”还原为最初作为具体事物的语义。章太炎认为“经”的本义是用丝绳编贯竹简成书的动态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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