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宋淇:新红学的发展方向

更新时间:2022-11-12 00:05:24
作者: 宋淇  

   《红楼梦》是世界小说史、文学史,甚至艺术史上的奇葩。从来没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能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引起如此广泛的讨论,并占有如此重要甚至不朽的地位。不错,舒伯特最出名的交响曲是未完成的,达·芬奇也有过几幅未完成的画稿,可是他们还有其余的杰作使他们仍然能跻身于产量丰富的大作曲家和大画家之列。环顾世界文坛,倚仗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而赢取大作家的地位,曹雪芹真可以说首屈一指。中国文学史上的大作家,李后主相对产量较少。我们对他已失传的书、画、文都无法见到,可是《全唐诗》录了他十八首诗,而他的词也有四十几首,分为前期与后期,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的创作发展过程。西班牙的塞万提斯虽然以《堂吉诃德》一册小说名世,可是他仍然写了不少小说、诗和戏剧,并不能算是一本书作家。

  

   曹雪芹的《红楼梦》有几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以前虽然有人在无意之中提到,但并没有详细指出其重要性。第一,《红楼梦》虽然只是一册未完成的小说,但本身的分量和品质足以与一位作家一生一世的作品的总和相提并论。诸联在《红楼评梦》[1]中曾说过:“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根据他的统计,我们可以知道:出现于《红楼梦》中的人物一共有四百二十一人。这数字大约相当于莎士比亚三十七种剧作中人物的总和。吴世昌曾指出这一点并做过如下的评语:“莎翁和曹雪芹在他们的作品中都创造了四百多个人物,但莎翁的人物,分配在三十多个剧本中,而且许多王侯、侍从、男女仆人,性格大致相类;在不同的剧本中‘跑龙套’的人物原不必有多大的区别。而曹雪芹的四百多个人物,却严密地组织在一个大单位中,各人的面目、性格、身份、语言,都不相同;不可互易,也不能弄错。”[2]人物众多不算稀奇,写得如此生动、有深度,同时又在庞大结构中发生作用才真令人叹为观止。简·奥斯汀是一个女性作家,很多批评家认为在她的范围之内,她的成就是无可比拟的。可是我相信如果我们细读她的六册小说,我们会发现她笔下的少女,全部加起来和曹雪芹的情榜中的六十名正副金钗相比,无论在量上和质上,未必能超越《红楼梦》。

  

   1940年,王力先后写了《中国语法理论》和《中国现代语法》二书,其中所举的例子绝大多数采自《红楼梦》。以一部小说为根据来解释中国的语法,可见《红楼梦》词汇的丰富,同时也是文学史上罕见的例子。

  

   第二,大艺术家是时代的先驱,在形式和内容上一定超越了他的时代,方能有所创新并奠定地位。一种文学形式,往往为某一时代的大师将其各种可能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致后来者无法超越前人。即以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论,大家都知道赋之后,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品文[另一部分艺术家则从次要的艺术(minor arts)中寻得出路][3]。这当然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很多人会觉得宋诗自有其个性及尊严,甚至在某一方面超越唐代。明清两代难道没有像样的诗人、词客?问题是真正的艺术家一定会不满于前人所加于他们心灵上的限制,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寻求一种新的形式来表现自己,以达到不落窠臼、一新世人耳目的目标。英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何尝没有写过伊丽莎白朝代式的诗剧?其结果是糟不可言,仍旧要靠他们所创造的抒情诗歌来取胜。剧作家巴拉兹说道:莎士比亚如活在现代,一定也会写电影剧本。曹雪芹是个大艺术家,他对于传统的形式了然于胸,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并不是难事。根据脂评,我们知道他对作“曲”是很自负的[4],同时对诗和词也有独到的看法。可是他并没有花时间去专门从事诗、词、曲的创作,而他在这方面的尝试只不过是《红楼梦》中的附属品,因为他内心知道在这方面他很难压倒前朝的大师。充其量,他可能成为另一个纳兰性德,然而这岂能满足他艺术上的要求?所以他另开蹊径,拿原来在技巧上还极原始、粗糙的小说,加以发扬光大,使之丰富完美,成为一个独立的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学形式。不幸得很,他在创作力到顶峰的壮年就已逝世,连《红楼梦》的前八十回都没有写出定稿,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憾事。如果他在生前能多写几部中篇小说,加上三五部长篇小说,那么中国小说早已在18世纪成熟,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以后的叙述艺术也会为之改观。这当然只是一个假设和猜测,于事无补,徒然令人兴惋惜之感。

  

   第三,《红楼梦》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在不同的层次上吸引各种不同程度的读者。没有受过高深教育的老太太喜欢读,学生喜欢阅览,连高级知识分子也嗜之成癖。艾略特在谈到莎士比亚时曾说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之所以引人入胜,就是因为他能满足各阶层的观众的需要。有的人觉得他的故事情节动人,有的人喜欢他的人物栩栩如生,程度较深的观众则欣赏他的辞藻——其中所含的诗和思想。从前的评论家也曾注意到这一特点,虽然说得没有如此具体。诸联在《红楼评梦》一文中就这样说过:

  

   《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悲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朦觉聩,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5]

  

   他用的虽不是文学批评的名词,但大体上与艾略特之说隐然相符合。后来洪秋蕃在《红楼梦抉隐》一书中说得更为详细:

  

   《红楼梦》是天下古今有一无二之书,立意新,布局巧,辞藻美,头绪清,起结奇,穿插妙,描摹肖,铺序工,见事真,言情挚,命名切,用笔周,妙处殆不可枚举,而且讥讽得诗人之厚,褒贬有史笔之严,言鬼不觉荒唐,赋物不见堆砌,无一语自相矛盾,无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贺节,庆寿理丧,问卜延医,斗酒聚赌,失物见妖,遭火被盗,以及家常琐碎,儿女私情,靡不极人事之常而备纪之。至若琴棋书画,医卜星命,抉理甚精,举悉当,此又龙门所谓于学无所不窥者也,然特余事耳。莫妙于诗词联额,酒令灯谜,以及带叙旁文,点演戏曲,无不暗含正意,一笔双关。斯诚空前绝后,戛戛独造之书也,宜登四库,增富百城。[6]

  

   这段话也许颂扬得过分了一点,但的确道出《红楼梦》做到了雅俗共赏这一点。

  

   《红楼梦》的没有完成、特殊和伟大,再加上我们对原作者的身世所知有限,引起了种种不同的猜测和假设。新的资料和证据虽然陆续出现,却并不能确定地解决基本的问题,反而增添了新的臆测。[7]旧的说法或主张动摇了,甚至推翻了,但新的说法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这些发现和讨论形成了蓬勃一时的新红学。可惜的是新红学的重点几乎全部放在考据上,而忽略了文学批评与鉴赏,以致造成了轻重倒置的现象。到现在为止,以下几个重大的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一)曹雪芹的生卒年月。

  

   (二)脂砚斋究竟是谁?他同曹雪芹的关系如何?

  

   (三)续书者是不是高鹗?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并不足以影响《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对文学史和作者生平有好奇心之士固然极饶趣味,并不能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欣赏《红楼梦》。我们必须承认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吴世昌、赵冈等对《红楼梦》的考证的确澄清了不少有关的问题。我们对他们的贡献表示敬意。可是站在文学批评的立场,我们同时应该保持一个理智而清醒的态度:考据虽具有其本身的价值,仍不过是手段,终极的目标仍应该是探讨《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和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

  

   莎士比亚在英国,在19世纪以前早已享名,尤其以18世纪约翰逊博士对他的评价为公正恰当,可是一直要到柯尔瑞基、兰姆、海兹立特等诗人和小品文家才把他加以神化。然后莎士比亚的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版本与校勘、文法、词汇、宇宙观、舞台演出等等,但重心仍在文学批评上。关于莎士比亚生平事迹所流传下来的并不太多,因此也有些有考据癖的学者怀疑莎士比亚并无其人,因为他于希腊文仅略识之无,而拉丁文简直目不识丁,不可能写出如此有深度、有文采的作品来。有些想入非非的人认为他是当代另一位诗剧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化名,更有人认为他一定是另一位政治家、小品文家、学者培根(Francis Bacon)无疑。甚至在没有多少年前,还有人主张挖掘培根的坟以证实这一假设。这些主张并没有影响到以文学批评的方法来研究莎翁作品的发展:牛津诗座教授布拉德利(A.C.Bradley)论四大悲剧的十讲可说是这方面的力作;至于对他后期作品的象征手法、晚年作品、喜剧、意象、析义等的研究更举不胜举,放在一起本身即可成为一个图书馆。这些研究和批评只是更加巩固莎士比亚的现代性。最近数十年来英美中学改革课程,很多从前大家心目中的古典作品被认为不合潮流而不再采用,可是莎士比亚一部分作品仍然以朗诵、演出等方式为所有中学所取资。

  

   今后新红学的发展方向不妨以西方对莎士比亚的研究进展作为参考。真正第一篇从文学批评的立场讨论《红楼梦》的论文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发表时是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8]。王国维真是一位文学批评大师。当时一般学者认为《红楼梦》是不屑一顾的说部,他却公然提出:“吾人于是得一绝大著作,曰红楼梦。”“《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在六十余年前,这是何等的见解,何等的胆识!他认为《红楼梦》是悲剧的代表作,同时他又指出贾宝玉影射谁、《红楼梦》是不是自传都无关宏旨,真令我们钦佩万分。最可惜的是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方面建立了桥头堡,后继无人,没有人做更深入的研究。很多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可能有一个想法,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不言自明,不必多说。俞平伯写过《读词偶得》,周汝昌编注过宋代诗人杨万里和范成大的选集,对文学作品有极高的欣赏能力,但他们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技巧只写过零星的短文。杨绛的短文《艺术是克服困难》[9]只可以说是吉光片羽。真正有系统的检讨要数夏志清教授以英文写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论《红楼梦》的专章,出书年份为1968年,距王国维的论文已六十三年了。

  

   目前新红学的重点仍放在考据上,少数有识之士已觉察到其危险性,最近更有人指出考据会“引起魔障”,“陷入刻舟求剑的泥淖”[10]。怕只怕这种考据会影响到一般读者和青年学子的心理,使他们误以为《红楼梦》的研究限于考据,反而令他们对《红楼梦》的欣赏受到阻碍。反观英美学术界,《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原来根据德译本转译,现在从中文直接译,据所知布拉姆韦尔·西顿·邦斯尔(Bramwell Seaton Bonsall)的译文已告完成,正在审阅中。牛津教授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据说正在闭门埋头译述,第一册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世。以比较文学观点来研讨《红楼梦》的博士学位论文,据我所知至少已有三篇[11]。照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礼失而求诸野,在深入研究《红楼梦》的艺术价值上,我们反而会落在西方学者的后面?

  

面对着内在的问题和外在的压力,当前正是一个检讨新红学发展方向的时机。这可以分三方面来讲。第一,在上述几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考据的工作势必继续进行。除非有新的资料和证据出现,这方面目前似乎很难有重大的突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7941.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