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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绍璗:东亚文明与琉球文明研究若干问题

更新时间:2022-08-09 23:28:59
作者: 严绍璗  

  

   【编者前言】在比较文化、以及日本文化典籍研究诸多领域卓有贡献的、著名学者严绍璗先生于2022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

   在8年前的2014年5月,我们在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琉球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幸得严先生大力支持。严先生发表开幕致辞,会后再有整理成稿,收入会议专辑,并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4年第5、6期合编本。特此重发,以继承先生学术,并致沉痛悼念!

  

   以下为北大讣告资料:

   严绍璗(1940—2022),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东亚文明与琉球文明研究若干问题

严绍璗


   “琉球群岛”,作为西太平洋与东海之间的,从东北方向至西南方向走向的一组岛屿群体,关于它的历史、它的族群、它的文化和它的政治体制的演变,以及它与中国的悠久的联络关系,一直是我们东亚文明和文化研究领域中极为重要的课题。但是,长久以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世界文明史和东亚文明史的大格局、大视野中,我们对“琉球群岛”的“本体性”认知,应该说还是很薄弱的。所谓“本体性认知”,指的是从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社会政治学,乃至文学、艺术学、建筑学等等层面来理解“琉球群岛”。显然,这还缺乏应该有的研究。甚至不少的“日本研究”中根本就没有“琉球的历史”和“琉球的价值”的任何位置。

   40年来,我曾经与许多的日本年轻人交谈,特别喜欢与大学硕士课程和博士课程的年轻人交谈,很希望了解他们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的把握和理解。其中,他们对于“琉球”就是“冲绳”的认知,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日本知识青年的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最经常的回答就是:“冲绳,很美啊!”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可以表述了。这样的理解当然是对的。但作为一个知识青年,对这样一个重要区域的理解,实在是太简单了,太浅薄了!他们几乎完全不明白琉球的历史,不明白琉球族群的文化特征,甚至根本不知道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琉球”还不属“日本”这样的基本事实。

   这样浅薄的认知状态能形成,与我们的东亚研究者,特别是日本研究者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已经出版了许多的《日本史》、《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史》、《日本思想史》、《日本艺术史》等等,但我们研究的对象其实只是以“大和”民族为核心而展开的,甚至是把它作为唯一的“研究的对象”进行的。

   大多数人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40多年前当我应出版社的邀请参加《琉球国志略》和《中山沿革志》的标点和校对,粗粗地阅读了这些文献。我很震惊,原来在100多年前,“琉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与“本州”、“九州”、“四国”的“日本”是不相同的。所谓“不相同”,就是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政治理”,也有着“不同的国际关系”。那时,“琉球”作为“日本国”的一部分,竟然还不到100年的时间。

   1974年,我作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访日团”的成员,于12月3日进入“冲绳群岛”。我们是1949年以来最早到达冲绳(琉球)的第一批7个中国人。我们先后拜见了冲绳县知事屋良朝苗、那霸市市长平良良松、琉球大学校长金城秀三等社会名流,特别是参观了以“首里”为中心的中山王国遗址,还见了几个市民团体,听了他们关于“琉球”的历史、现状的许多见解。我开始觉得我们研究者对“日本”的认知,即我们对于“日本文明史的把握”,应该有一个大视野的定位,应该有一个多元文化的观念,应该有一个反省的过程。

   我怀着一种对“真正推进东亚学术研究”的愿望,在“琉球研究”中提请学界特别关注三个问题的研讨。

   第一个研究层面的问题是,长期被认定的所谓“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这一命题是不正确的,可以说,它是一个“伪命题”。依据我们关于日本列岛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我们有把握地说,当代日本至少是由三个民族组成的,这就是“阿伊努”、“大和”和“琉球”。在这里,“琉球”既是一个区域的名称,也是一个“族群”的名称。

   当代学者关于“民族”的概念存在着许多的定义,我个人一直认同所谓“民族”,就是一群人生活的共同体。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们有相对共同的生活区域,形成了共同的语言、经济和文化心态。“民族”不以人数的多少为特征,它的核心就是以“共同的文化心态”为标志的。

   目前日本国的状态是,《宪法》不承认它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而模糊了人们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政治学”的基本视角去认知“日本国”的本质特征的可能性。

   “阿伊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它是目前已知的日本列岛的“先住民”(Proto-Japanese)。中国一直到公元4-5世纪所有文献上记载的“倭”(阿)和“倭奴”(阿奴),可以认定记录的都是“阿伊努”。阿伊努有自己的语言,1992年9月我参加田中隆昭教授的“阿伊努访问组”在北海道以“白老”为中心进行访问,获得很多收获。特别有趣的是,他们一直保持着对于“大和的日本”的“不认同感”。我们访问一位老太太,她告诉我们,她的女儿“嫁给日本人了”,这表现的就是典型的“民族心理形态”。其实,在100年前,英国人类学家E.Balze论证了在“大和”建立“王朝”之前,日本列岛早就存在着“原住民”,它们就是被各种文献称为“毛人”、“虾夷”等等的“阿伊努”人。后来,我自己运用“汉语上古音系”测定的原则,发现上古汉语中的“倭(wo)”,属于“哥(ge)”部,发音为“阿(a)”,所以,中国上古文献中的“倭”、“倭奴”,应该复原为“阿”和“阿伊努”人。“倭”和“倭奴”是汉语中记载到的“长短音”的不同。毫无疑问,“阿伊努”是日本列岛上从远古开始就存在的一个民族族群。

   “大和”人是经过长期的移民,大约在公元4-5世纪时形成的一个“多元移民”的“集合体”。其中,包括了从江浙一带到华北平原、山东半岛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的居民,也有乌拉尔山脉以东、信仰“萨满教”的人群,还有太平洋向北漂移的移民,以及朝鲜半岛的原住民这样四部分人群。他们形成一个强大的移民群体,构成5世纪之后日本本州、九州和四国的居民群体。

   19世纪70年代在日本占领“琉球”各岛之前,“琉球人”肯定不属于“大和”群系。依据70年代初期琉球本土学者调查编制的《中国人移民三十六姓考》提供的材料,琉球列岛的居民与中国古代福建地区有着特别密切的“血缘关系”。古代福建地区持续不断地向外移民,与太平洋上的漂流民组成了一个混合的群体,他们有着共同的经济生活,形成共同的语言。目前保存在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的一本叫《白姓官话》的语言教科书,为19世纪时代琉球人学习“汉语”的教材。我们在与江户时代“江户”、“大阪”流通的“汉语教材”文本的比较中,可以把握“琉球语”的“本体特征”。可以肯定,“琉球”的本土居民与“大和”民族的使用的语言具有各自的特征。

   所有这些已经表明,日本的国民至少是由这样三个民族群体构成的。回避这一基本的“多民族”存在,就没有真正的“日本研究”。

   第二个研究层面是,日本文明史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公正”和“人道”的伦理基础上,以“事实”为唯一根据,准确地表述“阿伊努史”和“琉球史”。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阿伊努族群史》和《琉球族群史》。这是需要以“公正”和“人道”的伦理来进行的研究。因为现在的“日本文明史”,在一些事实上掩盖了“日本国”真正的“文明本相”。

   我举两个在“日本文明史”上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在中国“二十四史”的《宋书》中,有一篇“日本国王”致中国“宋顺帝”的“表(书信)”,信中说他们“东征毛人55国”,这是公元5世纪时日本岛上的事情。

   日本岛上哪里有“55国”呢?这实际上就是“大和”人对“阿伊努”人的许许多多的“部落”和“部落联盟”进行的“征伐战争”,以实现对日本岛的控制权。经过这样的反复“扫荡”,“阿伊努人”被驱赶到了现在的“岩手”、“青森”一带的东北地区。到了13世纪前后,又进一步把阿伊努人从东北地区驱赶到北海道。今天,北海道的不少地名和宫城、岩手、青森的地名相同,就是阿伊努人“整体性”逃难的标记。而很可笑的是,1992年我在北海道公立的“阿伊努博物馆”中看到,竟然把13世纪在北海道出现阿伊努人,解释为从库页岛、千岛群岛等地迁徙过来的,从而掩盖了“日本文明史”的本相。

   第二个事实是,1974年12月4日,我在琉球参观了“中部战迹”,这是1945年日本为抵御美军进攻,保卫日本本土,强令琉球居民集体投海之地。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应该是20世纪日本文明史不可避开的事实之一。不回避这样一些“血腥事实”,才谈得上有真正的“日本文明史”。

   第三个研究层面是,我们希望建立和推进“琉球学”的研究,把对于“琉球”的研究作为“东亚文明和文化研究”的一个学科层面。“琉球”存在于东亚,在东亚总体文明的进程中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特征,但它一系列的自我特征常常为总体的“日本研究”所障蔽。可以说,到现在为止,“琉球文明史”的面貌,还没有清晰地显现。

   建立“琉球学”是完全可能的,它已经引起了东亚研究者广泛的主意,而且已经有了不少的成果。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琉球居民对中国长期具有“亲善”的感情,不说“琉球三十六姓”表明的历史性“血缘关系”,就说从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琉球地区很快以“官方”和“民间”联合的形式,与中国建立了友好的联系。

   1974年4月21日,就是中日建交后一年半,以日本冲绳县知事屋良朝苗先生为首,各界人士组成的“日本冲绳友好访华团”到访北京。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前,“琉球访华团”就以“友好”命名了,这是非常宝贵的情感。

   中国在17-18世纪的国子监中就设立了“琉球学馆”,这可以说是中国研究“琉球学”的起始。如今,我们在北京大学与来自冲绳的学者进行学术对话。我觉得,这既是历史的继续,又是建立科学的“琉球学”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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