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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洪达 金衡山:文化与制度的张力

更新时间:2022-08-07 01:00:35
作者: 朱洪达   金衡山  

   内容提要: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弄清楚其关系对我国的政治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福山名著《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的结论是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福山论证的错误在于把文化领域与政治领域视为完全独立的领域。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文化是制度的母体与源头,制度内涵受制于文化的内涵。亨廷顿认识到了文化对社会制度的制约性,认为现代化可能导致非西方文明去西方化,但亨氏在认识论上采用制度的文化决定论,把差异性等同于冲突性,把冲突的可能性绝对化为必然性。福山与亨廷顿的理论都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仍然是一种两人所否认的冷战强权思想,根本目的是试图维护西方在世界的霸权地位。

   关 键 词:现代化  政治制度  文化决定论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以下称《历史终结论》)与《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称《文明冲突论》)的出版在学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两本名著出版近三十年后,对两位作者在书中阐述的思想从文化与制度关系的角度进行诠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历史终结论》的核心主张是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制度西方化。当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采用的模式时,这种制度就成为人类历史发展在制度模式上的“终结”。福山这种人类历史最终将殊途同归的观点,遭到了德里达等强调历史走向多元性和相对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猛烈批判。“他(德里达)对福山的批驳火力凶猛,言辞激奋,奚落冷嘲,可为势不两立”。①《文明冲突论》的主题是,随着苏联的解体,在国际关系分析模式中,一战以来以东西方意识形态对峙的分析范式已经不适应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新形势,文明冲突分析范式能更好地阐述与描绘后冷战国际关系的新形势。对此,有学者指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上是冷战思维的国家冲突论与种族冲突论,在其所阐述的七大或八大文明中,“其中三个国家与文明高度重合,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美国和俄罗斯分别占据了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人口的三分之一与二分之一”。②

  

   与福山对历史的走向看法相反,亨廷顿认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反而可能是一个非西方文明去西方化的过程。在论证过程中,亨廷顿采用了一种文化自然选择模式,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非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以及西方国家经济实力相对减弱,导致非西方国家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增强,对自己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非西方国家因现代化而增强的经济实力,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上,对其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与西方国家的差异意识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强的显性状态,对其与西方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自信越来越强,最终导致作为文化最大单位的文明成为国际关系冲突的源头。简而言之,与福山现代化导致西方化的论证相反,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导致去西方化,历史不但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反而会走向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福山与亨廷顿之所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做出不同预测,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两人在认识论上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从现代化走向西方化:历史的终结

  

   福山的论证过程的第一步是论证历史必然走向现代化。对于历史发展必然走向现代化,福山从历史经验以及跨历史的人性论角度进行了论证。从历史的经验来考察,世界各国必然采用科学技术从而进行现代化建设,那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国家必然在国防上具有优势,这种优势必然迫使其他国家也采用科学技术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其次,从跨历史的人性论的角度进行论证时,福山采用了英美传统古典自由主义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人是欲望与理性的结合体,欲望在理性的控制下,通过发展生产力以生产出更多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的过程必然导致世界各国,无论其文化差异,逐步走向经济现代化。

  

   在如何论证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时,福山认为“渴望被人承认的欲望是连接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键一环”。福山借用科杰夫(Kejeve)对黑格尔历史发展理论的解读,认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并不是自然科学发展(即理性的发展),也不是各种不断扩张的欲望,而是一种非经济的力量,即努力被承认的渴望(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③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某种政治制度之所以在世界某个地方出现,是因为原有的制度中包含有一种内在矛盾,这种矛盾由于不能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解决,所以被新的、能够解决这种内在矛盾的制度所取代。因此,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如果福山认为历史的最终走向西方化,他必须证明这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可以导致其垮台的内在矛盾。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知道一种制度有没有存在一种导致这种制度崩塌的矛盾呢?福山同样从历史发展经验以及跨历史的人性论的角度来进行考察。从历史发展的经验角度来看,福山认为:“如果人类社会经过数世纪的发展之后,都朝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这一社会组织形式演进或汇聚,如果不会再出现可以替代这一制度的可行替代方案,如果生活在这一制度中的人们没有对他们的生活表现出强烈的不满,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一制度的优越性和终结性”。④同时,福山也承认,这种证明模式存在以下问题,即“这种制度表面上没有导致制度瓦解内在矛盾会不会是一种错觉?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制度不会出现导致人类历史进一步演变的新矛盾”。⑤因此,必须采用一种跨历史的视角,从人性的基本内涵出发,来判断历史是否真的走向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即西方化。

  

   在诠释论证过程中,福山对这种承认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第一个方面是人渴望别人平等地对待自己,要求别人不采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自己,也就是人人平等(Isothymoia)。同时,不平等也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法律上的不平等,第二类是文化传统观念上的不平等。福山认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基本实现了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关于文化传统观念上的不平等,福山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原始的宗教上的平等逐渐渗透进入世俗社会,首先形成一种宗教的宽容观念,继而演变成一种以包容、平等为主导的多元文化观念。因此,福山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中渴望获得别人平等承认的欲望基本都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第二方面,人们除了以上渴望平等的欲求之外,还有一种渴望别人承认自己比别人优秀的欲求(megelothymia)。福山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制度为人性中那种渴望比别人优秀的欲望,提供了实现的途径。首先,“民主政治过程为人们实现自己比别人优秀的欲求提供了途径”。⑥此外,许多渴望别人承认自己比他人更为优秀的人还能作为企业家在商场上证明自己,更多的人也能通过极限体育等手段来使这种欲望得到满足。至此,福山得出结论:历史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必然走向西方化,人类历史在制度上也就走向了“终结”。

  

   福山的论证过程至少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福山整个理论基础是建立在黑格尔客观唯心论基础之上的,“绝对精神主导了从自然到社会(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最终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假如这个绝对精神本身并不存在,或并无历史的根据可证明其存在,则在此基础上构建的普遍史理论也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成为一种幻想”。⑦第二,从客观历史发展状况来看,现实社会的发展并没有走向福山所指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相反,世界进入民主的衰退期。⑧许多新兴国家陷入“现代化陷阱(modernization trap)。⑨第三,在福山所描述的在民主体制下,“政府的合法性是通过民主选举授权获得的,民主选举授予政府统治权,而这种统治权是独立于基本绩效标准(performance based criterion)”。⑩换而言之,福山所倡导的民主是一种形式民主,只要通过公平的选举,政府就获得了合法性,而这种合法性与政府治理的结果无关,这种美式民主的形式导向,是无数新兴民主国家失败的根本原因。相反,与福山所倡导的形式民主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的合法性最主要源于其政府施政的结果,源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源于让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这些学者认为,这种结果导向的实质民主要优于福山所倡导的形式民主。当然,也有很多学者都误解了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一书中的核心思想,错误地认为“历史的终结”是指现代社会的结束。事实上此书中书名中的“End”是指“最终要达到的目标或目的(target or objective)的意思,而不是指现代社会发展的终结”。(11)在分析了《历史终结论》的推理过程与所存在的问题后,下面阐述《文明冲突论》的推理过程,从而分析两者在文化与制度关系上,在认识论上的不同。

  

   三、现代化导致去西方化:文明的冲突

  

   纵览《文明的冲突》一书,我们可以发现亨廷顿的理论主张是通过分析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展开的。首先,亨廷顿批判了学者认为历史会走向西方化的四种认识错误。第一,有些学者认为“苏联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世界的胜利”。(12)亨廷顿认为此主张错误地把世界制度模式进行二元分类,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模式。第二,一些学者认为随着通讯与交通等技术的发展,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流会产生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同时由于西方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所以这种世界性的共同文化必然是以西方模式为主导的文化,即世界必然会走向西方化。对此,亨廷顿认为“在特定的背景下,人们用把自己区别于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13)因此,国际间日益频繁的交流非但不能产生一种世界性的共同文化,反而使得各文明之间的差异更为突显地被人们感觉到。第三,有学者认为由于工业革命与现代化始于西方,当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与西方社会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以及阶级结构模式时,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14)对此,亨廷顿指出,现代社会可能具有很多的共性,但是这种共性不足以构成文化上的同质性,因为区别于其他文化的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在西方现代化之前就已经产生。

  

在批判其他学者错误的认识之后,亨廷顿从历史经验的角度来分析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从历史经验上看,非西方各国总体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来处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第一种是拒绝主义,既拒绝现代化又拒绝西方化,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第二种是凯末尔主义(Kemalism),这种模式的理论前提是“现代化是令人向往的的和必然的,非西方文明的本土文化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实现西方化”。(15)然而对于这种模式,历史经验证明是“重新确立认同(即西方化)在政治、社会、体制以及文化等方面将是一个长期的、间断性的和痛苦的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成功过”。(16)在此,亨廷顿正确地认识到了文化与制度之间所存在的张力,否定了西方文明的价值普世主义。第三种是改良主义,试图把现代化同保持本土文化价值观、实践与体制结合起来。这种假设既能得到社会科学理论的证实,又与历史经验一致。“借鉴理论认为接受方都能在很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改变、同化与吸收其他文明的内涵,以便增强和保持自身文化核心价值的延续。……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印度化,……日本引入中国文化后,日本文化仍然保留了其独特性”。(17)因此,亨廷顿的结论是:现代化必然导致西方化是错误的,因为它与历史的事实完全不符;同时,“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与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要让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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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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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吴学术》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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