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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 王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更新时间:2022-08-02 21:54:13
作者: 许江   王里  

  

   摘 要:中共调查研究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紧密联结。由于中共对革命的认知不同,中共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化特征。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大致可以分为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研究制度化探索以及调查研究制度形成三个阶段。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历程,不仅是中共探索架起马克思主义与革命现实之间互动桥梁的过程,而且也是调查研究从部分党员个体行动自觉到组织和党员行动规范的过程,是中共在中国革命复杂性背景下,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实现自我成长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调查研究制度化;新民主主义革命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具体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制度化工作方法,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解决实际问题、制定具体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以中共调查研究为主题的著作和评论颇多,研究视角、观点和内容见仁见智。回顾和总结既往研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相关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调查的史料考证和史实梳理,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调查研究活动和文本的解读,调查研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形成、革命动员以及革命方针政策制定等方面的作用。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毛泽东等人的调查研究文本作为重要史料,分析和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随着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入,中共调查研究相关的重要史实大多得到了澄清。尽管如此,从调查研究制度化的视角观察,中共调查研究仍有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丰富的调查文本,而且还逐步推动调查研究成为中共制度化工作方法。以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为标志,调查研究正式成为中共全党的一项工作制度。因此,与既往研究关注调查史料考证和运用、调查文本解读等不同,笔者感兴趣的问题是:调查研究何以成为中共的工作方法?调查研究又是如何被逐步制度化的?当然,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立足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这一大背景,尤其是中共在革命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组织等诸多困境。基于此,本文从革命的复杂性出发,从思想观念与革命实践互动的角度对中共调查研究作出进一步探究,聚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形成的动态过程,从历史行动层面透视调查研究制度形成的复杂性,继而揭示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过程也是中共不断重塑自我、走出革命困境的过程。

   中共调查研究规范化初探:调查文本、调查机构与调查培训

   规范化是制度化的前提,也是制度化的内在要求。大革命时期,基于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和认知,中共即有农村调查活动,并尝试探索调查研究的规范化。中共成立初期,对革命力量的认知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农民问题逐渐受到中共的关注。尤其是,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后,国民党成立中央农民部,客观上强化了中共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关注。1924年5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指出:“中央当注意全国范围的农民问题”,“地方机关应当常常注意地方范围内的农民问题”。1925年1月,中共四大更是把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四大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特别重要的问题,而能否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则直接影响“中国革命至于成功”。

   革命情境中,“一个不了解社会现状的人,更不会了解力求推翻这种社会现状的运动”,对于革命政党而言亦是如此。随着中共对农民问题重要性认识的提高,以了解农民问题、启发农民阶级觉悟为目的的农村调查逐渐受到重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毛泽东、彭湃、恽代英等人在湖南、广州、广东、湖北等地开展的农村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调查研究文本。这些调查文本主要刊发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以及《革命》《中国农民》《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无论是对农民问题还是农村调查,都发挥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调查文本主要涉及为何调查、调查什么、如何调查、调查问题和结论的分析等内容。如1924年5月3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29期上发表《农村运动》一文,阐明了农村调查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还是未能十分明了农村的真状,所以我们说的话做的事,总未能对于农民抓到痒处”,过去我们开展农村运动“不问农民的心理,而只知逞我们个人的理想”,并就开展农村调查的方式方法作了说明。1925年12月29日,《中国青年》第106期上发表了《调查农村经济状况的大纲》一文,详细列出了农村经济调查的具体内容,包括地理情势、农民的种类及生活状况、生产的种类、农业的副产、生产的方法、农民的组织等部分,并就每部分调查的内容进行了细化,列出了具体调查要点。调查文本是调查过程、调查分析和结论的直接呈现,而调查文本的结构化写作,尤其是调查什么、如何调查等结构内容是对具体调查的限定和规范,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中共农村调查规范化的探索和尝试。

   如果说,调查文本的结构化之于调查研究的规范化还带有某种抽象意蕴,那么调查机构的设置则是从具体的制度安排与设计出发,探索调查研究的规范化。1923年1月1日,彭湃领导成立了海丰总农会,并通过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和《约农会简章》,决定在农会组织中设立调查部,配置“调查员若干人,专任调查本约内农民生活状况及一切与本会相关事务”。在属性上,海丰农会调查部是专门调查机构;在职能职责上,它被赋予开展农村调查的职能。海丰农会调查部是中共领导的组织中最早明确设置的调查机构,也是中共早期探索调查研究规范化和组织化的具体表现。同年7月,海丰总农会发展改组为广东省农会,设置调查部,由万维新担任调查部长,万清味、胡汉南担任调查部员。与此同时,彭湃在起草的《广东农会章程》中进一步完善了调查部等省级农会组织机构,并明确要求县及区也应设置专门调查机构,“调查农村户口、耕地、收获及其他扶助事项”。在不长的时间里,广东农会省、县两级组织的建立,尤其是两级专门调查机构的设置,表明中共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组织化程度较高,同时也说明中共部分地方领导人对于调查研究工作方法的认识达到了较高水平。

   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工作的规范化还需要党内成员普遍认同,更为关键的是他们对调查方法的掌握和运用。为此,中共还尝试通过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地方农民运动领导者的调查研究技能,规范调查研究实践。1924年7月,为深刻认识农民问题,更好开展农民运动,培养农民运动人才,在彭湃等人的倡议下,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农讲所”)正式成立。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先后担任第一至第六届农讲所负责人。农讲所积极引导学员要“入民间去”,把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组织学员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提升学员农村实际调查和宣传组织能力。因此,除《农民运动讲习所章程及科目》规定的课程外,农村调查也成为学员学习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领导的第六届农讲所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范调查内容和方法,包括调查什么、如何调查以及观察和分析调查所遇到的问题。依据学员来自的地区不同,毛泽东将学员分为13个“农民问题研究会”。学员按照研究会要求围绕农村、农民问题开展调查,形成了丰富的调查材料和调查报告,其中一部分内容编入《农民问题丛刊》。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言中给予了肯定性评价:农讲所学员搜集的调查材料可“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并希冀“在不久的时间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二是规范调查实践,即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实地调查研究,提升学员实际调查研究能力。据第六届农讲所学员王首道回忆: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组织我们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农村调查实习。在那里,我们“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认识,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大革命时期,基于对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的关注,中共党内出现了对调查研究规范化的探索和尝试,但这种探索和尝试呈现出鲜明的地方性、区域性特征。究其原因主要是与中共创建初期党内对乡村和农民问题的认知有关。从无产阶级先进性和苏俄革命成功经验出发,中共成立初期即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而非乡村,工作任务聚焦开展工人运动而非农民运动。及至中共三大召开后,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逐渐得到中共党内特别是中共负责人的关注。1923年12月,陈独秀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中指出,农民是国民革命的重要力量,但阶级的落后性决定了农民不能直接参加共产主义的社会革命,而“必须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为主力军,才能够实现此种革命”。作为中共负责人,陈独秀对农民阶级及其革命态度的认知,代表了中共创建初期的农民观。虽然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得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重的同盟军是农民”,“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等重要论断,但未能引起党内广泛关注成为全党共识,而陈独秀的农民观实际上也主导着大革命时期中共革命的整体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先锋政党的领导和先进阶级力量的参与,但敌强我弱的革命现实需要中共重新思考革命问题,寻找革命同盟军。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中对农民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等问题作出了分析,并将中国农村初步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指出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于革命的观念也各不相同”。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革命态度是革命行为的准备阶段,是革命心理转化为革命行为的必经阶段,革命态度的倾向性决定了革命行为的选择倾向。也就是说,革命态度与革命行为密切关联。毛泽东将农村不同阶级与革命态度建立起关联,既达到“分辨真正的敌友”目的,又重新审视了农民的革命性,实现了对中共创建初期农民观的超越。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的农村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党员个体行动自觉的意蕴。相较于抽象的阶级先进性想象,毛泽东等人则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革命,将目光聚焦于农民运动;同时客观上也将调查研究与革命运动建立起直接关联,使调查研究成为革命运动的重要部分,为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中共调查研究制度化的探索:调查工作完善、调查工作全军化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但如何在相对陌生的乡村开展革命运动,中共还处在摸索阶段,缺少必要的调查研究与理论准备,“多数共产党人还没有真正进入角色”。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制定了正确的革命政策,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同时,毛泽东等人还把调查研究规定为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把调查研究工作同党的思想路线联系起来,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的制度化。

为防止红四军“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和推动下,红四军把调查研究作为自身的常规化工作。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历史及其状况时就明确写道,“调查工作”居于红四军各游击部队工作之首。“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使革命政策、革命标语等具体而不空洞、“不浮泛”,“切合当地群众的需要”,“引起群众深的认识”。同时,红四军政治部制定了详细的调查表,规范调查内容,主要包括群众斗争状况;反动派状况;工价、物价等经济生活状况,农村各阶级占有土地情况以及军事作战所需要的地形、交通、河流等情况。从陈毅的报告可以看出,红四军不仅重视调查工作,而且调查工作呈现初步组织化特征,即政治部制定调查表和调查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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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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