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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

更新时间:2022-07-30 22:21:12
作者: 李林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治保障。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 国家治理 制度逻辑 制度体系 法治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不仅存在着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而且蕴含着不可或缺的制度逻辑。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学理阐释

   制度兴则国兴,制度强则国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们党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国家制度、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制度形式,把这些基本规律确认下来,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用制度和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进行。

   (一)制度和制度逻辑的界定

   “制度”(System,Institution)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规则体系。制度既是一种行为(活动)规则,也是一种规范体系;各种具体制度存在于整个规范体系之中,各类规范(规则)构成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具体内容。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在《制度法论》一书中指出:“制度(这)一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可能是制度发展或进化的过程。”从政治学角度看,制度是主权国家得以持续存在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把领土、主权、人民等国家要素凝聚起来的“黏合剂”,是国家合法有序发展延续的基本依据,也是政党、政府、武装力量、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主体合法化有序化活动的根本遵循。从法学角度看,制度是一整套表现为国家意志的具有拘束力、规范性和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主要是在宪法、法律、法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之本、政党之基、社会之规、治理之据。

   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有一些共同特征。其一,在价值取向上,它们都崇尚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人权尊严、民主法治、安全秩序、和平发展、良法善治、公序良俗、惩恶扬善等人类基本价值,“恶法亦法、恶制度亦制度”的观念学说已被人类制度文明所唾弃。其二,在功能定位上,它们作为国家公器和社会重器,都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行为的规范器、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进步、尊重保障人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愈来愈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用。其三,在规则体系上,它们具有显著的拘束力、规范性和稳定性,成文制度以明确性、公开性、系统性和可预期性等为主要特征,惯例制度则具有时间的久远性、实践的可行性、主体的约定俗成性等特征,都是社会主体行为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则是制度的核心要素,规则体系是制度体系的骨干支撑。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则,没有健全完备的规则体系,现代化制度和制度体系就无从谈起。其四,在政治哲学上,它们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都属于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以及法治文明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化记载、规范化表达、法治化存在形式。

   “逻辑”(Logic)通常是指思维规律或者客观规律,有时也指以揭示规律性为目的或者符合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在形式逻辑方法下,逻辑就是运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的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采用“主词+逻辑”的研究范式,如“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等,主要是为了合规律、合目的、合常识、科学合理地解释历史、揭示现实、预测未来。“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这个概念,被认为最早是由罗杰·费尔南德和罗伯特·阿尔弗德引入新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制度逻辑这个概念看上去很美,却很难定义,甚至难以应用于实际分析”。例如,“Thornton和Ocasio(2008)将制度逻辑定义为一种由社会建构的、关于文化象征与物质实践(包括假设、价值观和信念)的历史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制度逻辑是一套塑造组织场域内行动者认知及其行为的正式与非正式规则,是一系列描述如何影响组织现实、行为以及如何成功的准则”;等等。本文无意讨论新制度理论关于“制度逻辑”概念的种种观点,只是想借用“制度逻辑”这个学术名词,借鉴制度逻辑理论研究的有关成果,围绕本文主题展开讨论。

   从一般意义上讲,可以把“制度逻辑”解释为制度选择、制度构建、制度适用、制度运行、制度发展变革过程中所形成或者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是人们认识和解释纷繁复杂制度现象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当然,对于制度逻辑,还可以从多视角、多维度来分类和把握其内涵。例如,从制度的产生方式看,可以分为内生性制度逻辑和外生性制度逻辑;从制度的存在形态看,可以分为制度的内部逻辑和制度的外部逻辑;从制度的类型看,可以分为政治制度逻辑、经济制度逻辑、社会制度逻辑、文化制度逻辑以及国家制度逻辑、政党制度逻辑、军事制度逻辑等;在法律制度逻辑中,又可以分为宪法制度逻辑、法治体系逻辑、立法制度逻辑、司法制度逻辑等;从制度逻辑本身的体系构成看,可以分为制度的历史逻辑、制度的理论逻辑、制度的实践逻辑、制度的价值逻辑、制度的构建逻辑、制度的功能逻辑、制度的内在逻辑、制度的外在逻辑、制度的发展逻辑,等等。

   总括起来看,制度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主客观规律的规则性表达、权威性提炼和规范化体现,是人类在历史长河的实践发展中不断征服自然、驾驭自我所形成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法治文明成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有多少种制度,就会有多少种制度逻辑;人类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有什么样的制度文明、制度体系、制度理论和制度实践,就会有什么历史样态的制度逻辑。站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立场,用逻辑方法、法治方法和制度思维来解读,或许可以把国家治理和法治意义上的“制度逻辑”解释为:以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法治体系等为制度基础,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保障人权、良法善治等为价值追求,以法律、法规、规范以及法律原则、法律程序、具体法律制度、法治设施等为制度要素,运用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方法,对制度现象进行逻辑分析研究阐释,从而揭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等制度系统的内在联系、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和逻辑特征。

   (二)逻辑思维和逻辑方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逻辑思维和逻辑方法问题,要求领导干部要提高思维的准确性、逻辑性、深刻性、敏捷性、创造性,强调要“深刻解读新中国70年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势”,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尤其要“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等等。

   习近平法治思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和法治文化,构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形成了贯穿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四条逻辑主线,是坚定“四个自信”在法治领域的逻辑展开。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逻辑思维、法治思维和系统思维,采用逻辑方法和法治方式,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产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基本规律,揭示其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从而为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提供深厚学理支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站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而长期不懈奋斗的宏大历史维度,科学把握“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的法治文明建设规律,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史发展规律、发展趋势等重大问题,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方位、时代特征和前进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逻辑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的重要理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逻辑,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同中国法治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系列原创性概念、战略性判断、创新性范畴和科学化理论,引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指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逻辑在法治理论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刻回答了在党的领导下如何运用宪法和法治保障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制度逻辑在法治制度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推动我国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逻辑在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中的具体体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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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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