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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云激 马健雄:坝子社会:一种历史人类学的视角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0:23
作者: 寸云激   马健雄  

   【内容提要】 坝子是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云贵高原与高地东南亚的交通体系的枢纽。文章以坝子作为切入点,试图从农业生产、社群关系、宗教礼仪、地方市场、交通体系、卫所军户、州县与土司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南边疆作为区域社会的发展建构历程,以摆脱束缚学术研究突破的单一民族史的局限,同时从理论上探索一套走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

   【关键词】 云贵高原,坝子社会,地域文化,历史人类学

  

   一、作为地域社会的西南边疆

  

   长期以来,人们在云贵高原行旅的经验,是汽车要在崇山峻岭之间弯曲的山道上穿行很久,才能来到一个被当地人称为“坝子”的盆地中。坝子里村落密布,夏天稻田弥望,冬季除了蚕豆还能看到黄色的油菜花,富庶程度远非山区可比。云贵高原西北高而东南低,就平均海拔来看,贵州省稍低于云南省,其山脉与平坝、河谷的相对高差也不如云南那么大。贵州省坝子总面积为7959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52%,单个坝子平均面积为0.57平方公里,坝子与山区的比例比云南低近2个百分点,缺少大型坝子,坝子单位面积小、数量多,其中以岩溶型坝子平均面积最大,达到0.66平方公里。①云南省坝子总面积为24535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4%,单个坝子平均面积为14.44平方公里,其中大于100平方公里的坝子有52个,占全省坝子总面积的63.4%。②总的来说,在云贵高原地区,相对于广袤的山区、峡谷、丘陵而言,坝子面积狭小,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不足6.5%。然而,无论是云南省还是贵州省,核心农业区和人口密集的城镇、中心城市都集中在坝子中。在云南省,以昆明、陆良、曲靖、大理、玉溪、昭通-鲁甸、保山、景洪等为中心的大型坝子,一直是历史上的规模化灌溉农业的核心区及道路交通体系的联结枢纽。就人口的密集程度、水稻农业的规模、市场经济的活跃程度和交通运输的重要地位而言,坝子作为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骨架,支撑着长期以来的社会整体的运作。

  

   我们把坝子作为一个切入点来观察、研究区域社会的历史过程,不仅仅是因为坝子有着特别的地貌特征,而且在于坝子以及坝子体系所联结的西南山区社会,既是历代中央政府长期经略的国家体制的政治边疆,也是不同社群长期实践其社会建构和持续的文化变迁的具体单元。例如,在云南,川、赕、诏、甸这些历史地理概念都跟坝子社会密切相关。那么,像西南边疆这样的山区社会,自然生态和地域社会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又如何被地方民众认知?作为边疆的地方社会,又是如何与国家体制发生关联和进行长期互动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当地民众所认知的坝子社会开始。

  

   云贵高原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文化区域,其中一个基本面向是交通与国家体制在山区社会的建立、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影响地方民众的社会文化变化,这样的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和塑造当代的社会政治关系。这是我们理解我国西南边疆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的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总体上,云贵高原西部山高谷深,横断山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东部丘陵地区多喀斯特地貌,不易保水,不利于发展大规模的农业水利灌溉体系。在历史上,从西部的缅甸八莫、云南腾冲边境区域,到贵州东部的镇远,四川宜宾、泸州的水路码头之间,高山大河成为交通阻隔,“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则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③明朝在云贵各坝子中广置卫所,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障西南山区的交通顺畅,以军队监督地方土官,策应边疆的安全稳定。山区交通依靠马帮和人力运输,费用昂贵,无法大量运输货物,军需供应困难,使得云南各大坝子成为基本的卫所基地和军队的粮食供应地,坝子也成为重要的灌溉农业核心区域和交通及区域市场的中心。坝子土地平旷,河流溪涧往往汇集于中心的湖泊湿地中。明末以来,云南各大坝子的集约化水利灌溉体系已经基本建设完备,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地方水利管理体系和文化运作机制。根据气候条件,云南的坝区水稻农业,需要集中于每年春末夏初的五月至六月期间完成水稻插秧,但是每年夏季季风带来的降雨或早或晚,初期的降雨不能完全满足插秧季节的灌溉需要,因此,村落社群在短时间内调动劳动力,利用有限的储备水源,完成插秧,就变得极为重要。这是坝区水稻农业关键性的要求,也是地理环境对于农业生产的社会合作的基本需求。以云南西部的洱源县为例,以洱源坝子为中心,该县山区面积比例约为90%,坝区面积比例约为10%,但是全县80%的人口和74%的耕地都在弥苴河流经的三个坝子中,周围的山区河谷面积广袤,历史上,山区居民主要依赖山区农业和畜牧业,农田以不能灌溉的山坡旱地和能够短期灌溉的山坡小块梯田为主。

  

   规模化灌溉农业的发展是坝子最重要的经济社会条件,使它具备了比山区和河谷更高的人口承载能力。就社会政治层面而言,坝子往往成为当地的政治中心,城镇、周期性的集市贸易更多地集中在坝子中,大量山区物产和通过远距离贸易运输的昂贵货物,也都汇集到坝子中的城市和市场。长期以来,从整体上的地理联系来看,坝子成为云贵高原与高地东南亚的交通体系的枢纽和支点,与坝子中高效的灌溉农业的发展直接相关。从坝子的地理分布而言,面积比较大的坝子与坝子相互联结而成的共同体,已经决定了云贵边疆与高地东南亚之间的历史上的交通体系、区域农业人口的集中程度和政治中心的历史地理框架。

  

   自2010年年初,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与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共同组建团队,借助参与科大卫、刘志伟、廖迪生三位教授主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卓越学科领域计划(第五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机会,开始以“云贵高原坝子社会”作为合作研究的长期性课题,将以坝子为中心的地域社会视为重要的社会共同体和历史过程,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团队主要成员包括香港科技大学廖迪生、马健雄、唐立,大理大学赵敏、寸云激、罗勇、李学龙、殷群,云南民族大学黄彩文、云南师范大学李立等。长期以来,我们深入研究和讨论了坝子社会的农业合作和宗教体系的变迁、交通网络的发展和运作方式、坝子和山区在地方行政框架下的差异与整合、山区河谷与边疆交通体系的关系、朝贡与土司体制、村落共同体和公共财产的建立与仪式的关系、族群身份的重构等问题,从地方、区域社会的整合与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角度来审视西南边疆研究及高地东南亚历史文化的各类理论范式的问题,从中寻找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路径。其重点在于,我们需要努力创造新时代的历史人类学及边疆研究的成果,从西南边疆的地理形貌、坝子和山区的环境与社会的依赖关系为出发点,从农业生产、社群关系、宗教礼仪、地方市场与交通、卫所军户、州县与土司互动的角度来审视边疆作为区域社会的发展建构历程,以摆脱束缚学术研究突破的单一民族史的局限,同时从理论上探索一套走出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高地社会与低地社会之间二元对立的理解模式。在方法论上,我们大力提倡从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出发,从地方性、日常性的社会生活脉络中尝试实践人类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研究方法。在人类学方面,我们试图透过从社会文化的持续变迁和地方传统的长期延续的辩证关系中,理解和解说中国文化历史过程中的整体性、统一性和地方社群关系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西南边疆的历史建构中的意义。在历史学方面,我们致力于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体制出发,探讨基于王朝国家“天下”宇宙观建立起来的朝贡制度及其运作方式、地方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政治建构、山区资源的开发,以及地方社群在日常生活中建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共同体等问题,以此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边疆社会的整体性与地方社群文化与身份的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二、山区与坝区的环境差异与明清国家体制

  

   “坝子社会”及相关议题是建立在高效的水利灌溉体系与农业社会社群的关系基础之上的。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在云南设置了大量卫所,到了明朝中后期,云南设有二十个卫、八个守御千户所,并由澜沧、临安、曲靖、金腾四个兵备道管辖卫所及各府州县。④这些卫所皆设置在水稻农业发达的重要坝子中,其中既有从内地调入云南的军户,也有大量本地土军夷民作为守军,以保障边疆安全和交通网络的顺畅运作。罗勇和黄彩文的研究,就清楚地说明了明初以来云南西部的永昌守御千户所、澜沧卫和高氏土军与坝子社会的整体性发展之间的关系。军户驻扎在坝子中,需要发展当地的农业水利来保障粮食供应和军户体制的稳定,同时又需要大量利用土司和土军来保障军事、运输和地方文化教化与社会的整合。在这样的条件下,坝子社会从明代到清代的持续整合的过程中,一方面里甲和保甲的户籍系统保障了地方赋役和社会秩序的运作;另一方面,明代长期实行的卫所制度被废除,经过清政府在1666年至1687年间推行的卫所与州县的归并,明代制度性的军户身份随着卫所制度的消失,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族群的身份。经过明清的制度转变,在坝区社群关系中,民家与军户汉家凸显为地方性的族群身份,⑤并随之出现了永北高氏在清代因为卫所的消失而导致的土军身份族群化的现象。⑥明清之间制度的变化,在地方社会造成了普遍性的影响,即制度性身份的族群化现象,原先的制度性身份差异涉及不同的赋税等级及社会政治地位,但是这样的制度区隔不复存在之后,在社会文化上的影响——普遍以汉家代替军户的同时,州县地方的民户在身份上转化为民家——在赵州、浪穹、邓川、鹤庆等各地都能够观察到。⑦换言之,虽然明清时期,国家体制在交通干线各大坝子和滇缅边界各地设置了不同的卫所、州县与土司,但是经过明末至清初的政治制度转变,整体上的社会整合逐步推进,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文化身份也成为社会群体关系中的一种新的形态。

  

   不过,在这一社会文化转变的过程中,坝子社会内部的整合力量进一步加强,具体表现为,坝子中原先的军户村落与民户村落逐渐发展出一套新的水利管理体制,将灌溉体系的水利分配和水利权力关系,转化为村落庙宇之间的责权关系并以节庆仪式的象征性体系固定下来,成为宗教性的制度,在这样的整合过程中,制度性的差异逐渐转化为社群之间共同遵守、相互配合的合作方式与原则,并以不同的方式在宗教仪式中把这样的分工协作的原则呈现出来,与当地的基层市场整合为一个坝区社群的农业经济及宗教信仰的整体。寸云激以鹤庆坝子的水利管理系统和地方市场的整合为例,具体说明这个体制的建立过程和运作方式。⑧同样,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马健雄对赵州坝子和洱源坝子的考察也显示,坝子社会的重新整合的另外一个后果是大量的村落在地方士绅的推动下,积极建立新的公共财产,将村落公产置于村庙的名义下,以这些土地田产的收益作为公共基金来支付水利设施的管理和修缮的费用;与此同时,地方士绅的权力也在他们对于村落集体公产的控制和仪式操作过程中不断增强。在这种情况下,坝区水稻农业、村落公产和村落之间在仪式上的整合,成为坝区社群共同体发展的新方向,逐渐弥合了明朝时期的卫所与州县所属民户之间的户籍、社会身份与赋税负担的分离。与此同时,地方社群之间基于水利控制的紧张竞争,也会在特定情况下产生具有破坏性的效应。王伟所讨论的围绕明清转变而逐渐严峻的赵州东晋湖水利竞争和社会冲突便是一个例子。⑨

  

在一些小型的坝子和邻近山区,例如洱源凤羽、弥渡密祉这样的区域,一些基层的土司保留了下来,形成明清时期保持长期区域自治的地域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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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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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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