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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继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

更新时间:2022-06-15 23:52:45
作者: 单继刚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转化与发展的具体机制包括文本翻译与解释、“两个结合”以及哲学大众化。经过转化与发展而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处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之内,是因为它坚持了人民立场、“两个决定”观点、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余年间,次第出现了社会进化论、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整全性知识体系,以及若干分支性或部门性知识体系。原创性、继承性、主体性相统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鲜明特征。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机制的考察,重在揭示原创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考察,重在揭示继承性;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考察,重在揭示主体性。

  

   金岳霖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写的审查报告中,曾发出著名的“金岳霖之问”:“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在金岳霖看来,前者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国学的一种,不必讳言它与普遍哲学(西方哲学)的差异;后者是把中国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普遍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面临着类似的两种理解。一方面,它可以指“中国化”或“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也可以指“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文默认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此概念。

   笔者曾尝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汉语世界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原生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独特的地域、民族色彩,具有独特的形式与内容,因而也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被翻译成汉语之时,或者说,“中国化”的第一步是文本说“中国话”。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化伊始就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首要标志,是具备了原创性成果。这些原创性成果既“创新”又“守正”——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什么别的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具备“原创性”与“继承性”特征,还具备“主体性”特征——形成自我意识,宣示自我主张。本文第一部分,通过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机制,展现其原创性。第二部分,通过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展现其继承性。第三部分,通过追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展现其主体性。

   一、从生成机制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

   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成机制的探讨,旨在揭示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式和途径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同时也间接回答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方式和途径的原生形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化”问题。这里主要讨论“两创”机制的三种具体实现形式:文本翻译与解释、“两个结合”、哲学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被翻译为汉语之时,翻译往往包含着解释。中国人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借助汉语文本,所以,意识到翻译、解释的限度和不确定性就变得非常重要。现当代语言学、语言哲学、解释学、翻译学中的许多理论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译文并非原文的摹仿,而是重写;翻译是不确定的,即便面对所有的文本和证据,仍然如此(本体论的不确定性)。翻译与解释的不确定性,不应成为自身合理性的证明,相反,翻译和解释的目的恰恰是要通过排除不确定性寻求确定性。

   语言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语音、语汇、语法、语义、语体、语用等方面,还体现在世界观方面。无论是本地化的(domesticating)翻译策略,还是异域化的(foreignizing)翻译策略,在传递语言的意义和世界观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不同的翻译策略是可以选择的,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马克思、恩格斯用以写作的德语、英语、法语等,均属于印欧语系,而汉语则属于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语系——汉藏语系,它与前述语言的亲缘关系相当遥远,不论是就语言的形式要素而言,还是就语言包含的世界观和体现的思维方式而言,均差别巨大。因此,翻译和解释时总是会不时出现意义的增加、减少、转移现象。

   文本具有文本性(textuality),例如复数性、片段性、开放性、他者性等。文本的文本性越强,意味着翻译与解释的不确定性越大。马克思的文本是公认的文本性很强的文本。他生前公开发表和出版的著作,就招致了各种误读,以至于他发出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感叹,更不要说那些数量更多的、凌乱的、未出版的手稿和笔记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承认理解存在前结构,据此我们就应承认一个以汉语为母语的人在进行理解时,带入了与这种语言相关的经验、知识以及文化背景。同一时代的人,如果理解的前结构不同,理解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更不要说不同时代的人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100多年里,多次被翻译,有些经典文本如《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是多达十余次,而每次的新译本都会有一些重要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著作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其翻译与解释仅仅使用认识论工具加以分析显然是不够的。例如,“无产阶级”(proletariat)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泛指、特指之分。它可以泛指私有制社会“没有财产的阶级”“穷人”,其对立面是“有产者”“中产阶级”“富人”;也可以特指资本主义社会“不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现代雇佣工人阶级”,其对立面是“占有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阶级”“资产阶级”“资本家”。在默认的情况下,也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经典文献中的“无产阶级”为特指。然而,李大钊在对“无产阶级”进行解释的时候,总是强调它的泛指意义,这并非因为李大钊不清楚经典作家对于该词的用法,而是他发现在现代无产阶级并未充分发育的中国,只有做这样的解释,才能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动员。再如,改革开放后,《共产党宣言》中的“Aufhebung des Privateigentums”究竟应该译作“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似乎也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讨论,采用何种译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诉求。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可以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的实践,也可以表现为以中国的经验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但这些还远远不足以揭示全貌。更为重要的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随着中国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改变着面貌,一些以西欧为样本得出的具体结论被修改甚至被放弃,而那些适用于中国实际的新经验新理论新方法经过提炼与总结,逐渐上升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从“创新”角度看,主体或主线是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这是由唯物史观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目前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中,辩证唯物主义类似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具有较强的形式性,中国化的程度受到明显约束。历史唯物主义则不然,它的强烈的实践品格使之趋向于千差万别的现实——一个充满着“偶然”与“偏斜”的世界,这为中国化打开了充分的可能性与空间。

   虽然我们对“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称呼早已习以为常,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马克思并不把自己的新世界观(唯物史观)、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称作“哲学”,而称其为“科学”——“经验科学”“实证科学”“历史科学”。在1845年的“认识论断裂”之前,马克思曾经先后着迷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以及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并希望成为像他们那样的“哲学家”。而这之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这句名言意味着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自觉地与“哲学家”——既包括黑格尔这样的能动唯心主义者,也包括费尔巴哈这样的直观唯物主义者,当然也包括从前的自己——划清了界限。此后,马克思使用“哲学家”一词的时候,往往带有调侃性质,例如声称使用异化概念只是为了使“哲学家”容易听懂而已。在马克思葬礼上的讲话中,恩格斯称马克思为“科学家”和“革命家”,而不称其为“哲学家”,并且指出,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分别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后来者们很早就注意到唯物史观的社会科学性质,例如布哈林把唯物史观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这种看法影响了瞿秋白、李达等第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学科性质的讨论中,这一观点再次出现,不过是以更激烈的方式——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对象是物质世界的普遍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唯物史观,研究对象只是社会运动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排除出去。其实这殊无必要。虽然马克思不把唯物史观称为“哲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然按照某种学科分类标准对之冠以“哲学”的名称。例如,在“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唯物史观称为“哲学”。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唯物史观的某些结论是具体的、有条件的,如果用那些以西欧为样本建构的社会进步模型来解释西欧以外的社会历史发展,就得作出某些修正。马克思、恩格斯关心中国革命进程,预言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甚至为它取名“中华共和国”(République Chinoise),但是,他们明确拒斥鼓吹所谓“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在一个众所周知的段落里,马克思指出,如果一定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切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那么就是给了他“过多的荣誉”,也给了他“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明确提到,“中国社会主义之于欧洲社会主义,也许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一样”。在西方主流学术话语体系里,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区别是十分巨大的。有时候,为了凸显这种区别,中国哲学甚至不被称作“哲学”,而只被称作“思想”。马克思此处以两者之关系喻指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之巨大差别,实际上赋予了中国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陈独秀曾提出“二次革命论”,认为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要经历两次革命。第一次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革命胜利后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充分发展之后,再由无产阶级发动第二次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以往的研究没有注意到“二次革命论”的理论基础或思想来源。根据相关史料,似可推测它受到了“两个决不会”的影响。 “两个决不会”是以西欧为范本得出的结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并未清晰表达,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含草稿)、《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等文献才逐渐加以明确。“二次革命论”是对唯物史观作了教条化理解的结果,是将马克思关于西欧道路的论述机械照搬于中国的结果。1927年,国共合作的失败宣告了这种理论的失败。此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导,独立探索中国道路,渐次完成了一系列理论创新,不断推动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纵深前进。其中,新民主主义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过程中唯物史观中国化所产生的最具标志性的成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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