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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培元:略谈儒家关于“乐”的思想

——《蒙培元全集》第五卷

更新时间:2022-05-12 12:33:22
作者: 蒙培元 (进入专栏)  

  

   儒家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情感哲学。所谓情感哲学,是说它一直很重视人的情感体验。情感体验应该是美学问题,但儒家却没有形成独立的美学思想,只能说是一种美学式的哲学。它把美学与伦理学合而为一,从道德情感中体验美的境界,这就是所谓“乐”。有人把儒家传统文化归结为乐感文化,大概就是指此而言。以乐为最高境界的情感体验,确实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点,但乐必须和诚、仁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真、善、美结合起来,统一起来,这才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乐的方面探讨儒家思想的某些特质。

  

  

   乐本来来自儒家的“乐教”。中国古代很重视音乐,有所谓诗、书、礼、乐之称。儒家认为音乐是移风易俗、陶冶性情的重要工具,实际上是一种美学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就很重视诗教和乐教,他本人也很爱好音乐,《论语》记载他谈论音乐的地方很多,比如和鲁太师等人讨论过音乐问题,曾到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对古代音乐入了迷。他认为,一个人的学习,应该从“诗”开始,经过“礼”,再到“乐”,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就是以音乐为学习的最后完成。他曾经整理过古代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但是,孔子对音乐的重视,首先是指音乐的内容,而不是形式,“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2] 玉帛之类只是礼的外在形式,礼的意义不在于此;钟鼓之类只是乐的外在形式,乐的意义也不在于此。那么,礼乐的意义何在呢?在于它的道德内容,也就是“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3] 这说明,只有达到仁的道德境界,才能实行礼的仪式,也才能进行音乐的操作和欣赏。

   这种欣赏,同时就是一种情感体验或感受,它不仅仅是得到情感的满足或愉快,而是心灵的需要,是一种道德感,使人的情感得到升华,获得道德上的满足。他对音乐的选择和评价是很严格的,如同他的政治立场一样,他对当时“礼崩乐坏”的时代变革是不满的、反对的。当时有人使用天子的礼乐,如鲁国三家执政大夫祭祀时唱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这样的诗歌,他批评说,这难道有哪一点相称呢?对于他们在大厅里使用天子的舞蹈,更是不能容忍,“是可忍,孰不可忍?”[4] 从音乐美学的角度看,孔子提倡古典音乐,反对流行音乐,认为古典音乐是“雅乐”,流行音乐是“邪声”、“淫声”。因此,他主张用“韶舞”(相传为舜和武王时音乐)而“放郑声”(当时郑国流行的音乐),郑声之所以要“放”,是因为“恶郑声之乱雅乐也”[5]。由此可见,孔子把音乐的欣赏同政治道德内容紧密地联系起来,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同时也是为了进行道德教育,用音乐这种形式陶冶人的道德情感,并由此得到情感上的最大愉快和享受。

   这就涉及美和善的关系问题。在孔子看来,音乐形式必须与道德内容相结合,美的形式必须与善的内容相结合,这样才是好的音乐,否则,只有美的形式而无善的内容,则不能说是完美的音乐。他在评论古代音乐时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6] 韶乐为什么尽善尽美,武乐为什么尽美而未尽善,这里不仅有道德内容,而且有政治内容,我们不去评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审美标准的问题,这就是任何形式的美,都必须以伦理道德内容为标准,当然形式也是重要的,但形式是表现内容的,同样是音乐却有“正声”与“邪声”之分,这种区分的标准,主要是它的内容而不是它的形式。按照孔子的思想,仁是乐的真实内容,也是美的真正标准。仁与乐是从主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情感体验上说的,善和美则是从对象化的作品而言的。其实二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伟大的时代和伟大人物才能产生伟大的作品,也只有伟大的音乐作品才能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道德品质,感发人的志气。

   从美学教育的意义上说,人的道德情操的培养和美的情感体验,不仅离不开好的音乐,而且以音乐为其最后完成,这一点足以说明孔子对音乐是多么重视。音乐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孔子看来,这是人生的真正目的,一旦从音乐中自如地感受到最大的快乐,也就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这就是孔子提倡乐教的原因。因此,孔子对于乐的论述,已经不仅局限于音乐的范围,他进而讨论到一般的情感体验问题,这就使乐的哲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孔子很重视知识的学习,但他更强调情感体验,前者属于知识论,只能获得客观知识,后者属于价值论,能体验到人生价值。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7] 这里显然是把情感体验置于一般认识之上,具有更高的层次。知识是外在的,喜好便有主观态度在内,至于“乐”则完全变成了内在的情感体验,也可以说是一种愉快的享受。这里包含着主客体统一的思想,也包含着由客观认识进到人生境界的体验问题。孔子虽然重视知识的学习,但他的理想是实现人生的自由境界。他把自己一生的学习道路归结为如下几个阶段:“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8] 从学习知识开始,到“立于礼”,进而“不惑”,进而认识天命,进而顺通而不违背客观规律,直到七十而随心所欲,都能合于规律,这是一个不断提高境界的过程。“从心所欲”就是认识了必然,从而进入了自由境界,这是主观目的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完全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的美学境界,只有在这种境界才能体验到真正的乐。但这种境界的实现,需要一生的努力,可见孔子是多么重视人格的道德修养了。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乐,是道德情感的最高体验,从而也是美的体验,但这种体验必须在一生不懈的学习和实践中才能实现。这不是那种感情的物质享受之乐,如富贵贫贱之类,这些都是外在的,只有道德人格的塑造是自己的事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体验到真正的满足和快乐,因此,他主张“安贫乐道”,即追求道德上的自我满足。如果人人都能如此,便能实现社会的和谐一致。他提出“义利之辨”,主张以义为贵,以义为乐,这无疑会严重阻碍、窒息人们对物质利益和感性需要的追求。但是,孔子认为,道德上的充实,才是真正的快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9] 这种快乐不是物质享受所能得到的,它是内在精神的自我享受,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评价,具有真正的价值,只有仁知之人,才能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不忧就是乐,只有具备了仁德,才能体验到心中之乐,而仁就在你自己的心里,不在心外,“我欲仁,斯仁至矣”。因此,这是一种自我体验。在孔子的学生中,颜渊之所以能受到孔子的最高赞许,就因为颜渊能长久地做到仁,且能体验到其中的乐。“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10] 孔子以仁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以乐为最高的美感体验,仁则乐,乐则仁,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明,颜渊既然能做到仁,且能体验到乐,不为贫困的生活条件所改变,这当然要受到孔子的表扬。后世儒家,特别是理学家,都喜欢谈论“孔颜之乐”,就是指道德修养达到很高的境界,从而体验到真正的精神快乐。这既是道德境界,又是美学境界,善和美在这里合而为一了。

   但是,孔子还谈到了山水之乐,这就直接涉及以主客体关系为对象的美学问题了。问题在于,在自然界的山水之中感受到美、体验到美,同样需要主体的审美意识,而主体的审美意识也就是道德意识,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11] 仁和知,是孔子所提倡的两种最主要的德性,仁是从道德实践上说,知是从聪明智慧上说,仁者偏重于自我体验,“先难而后获”,在体验中实现自觉,获得自由,故“仁者静”;知者偏重于认识的自觉,由认识进到实践体验,故“知者动”。山水是自然美的象征,山有静止象,水有流动象,故仁者乐山,知者乐水。孔子学习过《周易》,《周易》艮卦代表水,“彖传”、“说卦传”、“杂卦传”均解释“艮,止也”,这同孔子的思想很有关系。对于水,孔子说过:“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2] 不仅发挥了自然界变化不息的哲学思想,而且表达了他的人生体验。总之,孔子对自然界的山水很关注,是因为他感受到某种美的体验,从而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正是在乐山、乐水的感受和体验中,能够实现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在这样的体验中,山水已不仅仅是自然界的客观对象,实际上已经被人化了,具有人的情感特点;人也不是同自然界相对立的存在,而是投射到自然界,在自然界中体验到人生的乐趣,这是一种移情说。它既是伦理的,又是超伦理的,可谓出于伦理而超伦理的美感体验。这同道家所提倡的超伦理的自然美是不同的。道家所说的“自然”,是超越的,所谓自然美是审美主体(个性)超越自身而与自然界融为一体,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儒家所谓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具有人情味,所谓自然美实际上渗透了社会伦理的内容。这一审美情趣正是从孔子开始的,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被后世儒家所传颂的“吾与点也”,是孔子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这个命题以自然美为形式,同时却表现了强烈的社会内容。当孔子问他的学生们有什么志趣时,好几个学生都谈到如何治理国家、实行礼仪之类,只有曾点与众不同。曾点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3] 就是说,在温和的暮春时节,穿上春天的服装,和五六个大人、六七个童子一起到沂水边洗澡唱歌,边领略自然界的风光,从中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孔子听了他们的话,很有感慨地说:“吾与点也!”[14] 立即表示同意曾点的志趣。这里确实表现了孔子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而且很富有诗意。看来,在大自然中感觉到美,在人和自然的统一中体验到乐,这也是孔子所追求的人生乐趣,但是,这并不是出世主义,也不是纯粹的自然美,这里通过折射的方式表现了孔子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15]。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理想,才有乐的体验。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一致,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前者是伦理的,后者是美学的。这种合伦理与美学而为一的“乐”的体验,正是孔子和儒家美学思想的根本特点。

   如果说,孔子提出了仁与乐的合一思想,那么,孟子进一步提出诚、仁、乐的合一思想,他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6],就是把天人合一的“诚”作为美学体验的最高原则。这里所说的诚,是一个道德范畴,即诚实的意思。但这不是通常所说的诚实,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是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合一的最高体认。诚既是天道,又是人道,是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17] 作为天道,诚是自然界的客观法则或客观规律,作为人道,诚就是人的道德法则,如同仁义忠信一样,可谓之“天爵”,诚就是人性或良知良能。但是,如果不反身而思之,则诚虽在心中,却并不能实现,也就体验不到天人合一之乐。所谓“反身而诚”,就是不要在主体以外去认识天道,只能返回到主体自身,通过直觉体验实现心中之诚,一旦体验到心中之诚,也就获得了最大的快乐,进入美学境界。这既是心理体验,又是一种超越,在体验中实现超越,通过超越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这种境界中,真善美也就合一了。

   “至诚”既是最高的自我体验,又是对天道的自觉认识,因而具有极大的主体能动性,真所谓“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18],即处处合于自然规律,处处都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主观目的性和客观规律性完全合一了。实现了诚,既可以“兼善天下”,亦可以“与民同乐”,享受到生命的最大乐趣。

这种建立在道德人性基础上的美感体验,实际上是以道德感为美感,以道德意志为审美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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