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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更新时间:2022-05-09 11:12:11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摘 要] 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源于其对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从“原创性”的概念分析入手,以“主体性”为核心阐明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表现形态,并着重从十六个方面概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和对法治理论的原创性贡献,是我们深入学习这一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理解其真理性和科学性的路径所在。

   [关键词] 习近平法治思想 原创性理论 原创性贡献

  

   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就是顺应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这一伟大实践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伟大实践中,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习近平是这一思想体系的主要创立者和杰出贡献者,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贡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新的历史性飞跃。从理论上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概述,是我们深刻把握这一思想体系、从本质上理解其真理性和科学性的路径所在。

   一、理论原创性的标准和范例

   什么是“原创性理论”?关于“理论原创性”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是科学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认识论前提。经济学家张军认为,原创性理论至少要满足如下几个条件:一是原创性理论要能够揭示各种现象的重重谜团,而不是解释一般的现象;二是原创性理论在已有文献中应该是首次被提出,哪怕构造这一理论的部分要素存在于现有文献之中;三是原创性理论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有更多的证据检验,这才有生命力。[1]英国科学家齐曼认为,所谓原创性,就是给人类知识宝库“添新砖”“加新瓦”,如提出新科学问题、探索新研究方法、获得新数据、提出新理论新解释,或者是以上的组合。[2]关于科学研究之创新,习近平提出了更独到的见解:“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3](P20)这里的“创新”也为衡量科学研究原创性设置了基本标准。概括而言,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包括了提出理论新问题、填补理论空白、变革理论内容、创新理论思维等多重内涵,核心要义是说了别人没有说过的观点、提出了别人没有提出的概念和命题、提炼了别人没有关涉的理论、揭示了研究对象尚未被发现的本质和规律、阐明了研究对象背后尚未被明确的道理、学理和哲理等。

   在思想史上,原创性贡献往往表现为“独创性”贡献与“集成性”贡献的结合。“独创性”创新是具有独立著作权、知识产权性质的原始创新,属于“史无前例”的范畴。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习近平同志分别以其独创性理论为创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主要贡献。我们说习近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就意味着习近平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作出了独创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洞察时代风云、把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坚持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以非凡理论勇气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理论创造,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法治新概念新命题新观点,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集成性”创新,是指集成古今中外思想精华基础上的再创新,一般而言,是指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赋予一个基本概念、重要命题、重大论述以新内涵新思想,或者借用其他学科一个概念而赋予其本学科意义。

   在思想史上,原创性贡献还表现为宏观创新和微观创新、体系性原创和要素性原创的交叠。宏观创新、体系性创新标志着自然、社会、思维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中具有全局性、系统性、统领性的创新。例如,以“国家”为基石范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诞生,就属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宏观的、体系性创新,而“选举”“协商”“政党”“政府”“宪法”“人权”等概念的提出则是政治法律领域相对中观、微观的要素性创新。具体到当代中国法治领域,“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法治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属于宏观层面、战略层面的体系性创新;而“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依法行政”“自由裁量权基准”“司法责任制”“公益诉讼”“立案登记制”等新概念新理念则属于中观或微观层面的要素性创新。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涵盖治国理政各领域、国家建设各方面,囊括法律、法治、法理各种基本问题、前沿问题、交叉问题,在概念上系统集成、在话语上自成一体、在逻辑上有机衔接,全面呈现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观点,属于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意义的体系性创新,而这种体系创新又聚合着一系列微观的、要素性创新。

   基于以上关于理论原创性、原创性贡献的语义和意义分析,我们可以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找到“理论原创性”的两个范例:

   其一,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理论创新体现在,提出了诸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正确义利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等“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3](P21)

   其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决议》以“十个明确”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性贡献。

   参考上述原创性评价标准和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原创性理论范例,我们充分感悟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原创性的理论结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原创性成果;另一方面,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蕴含着许多原创性的概念、命题和论语。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理论贡献的表现形态

   对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的理解,虽然立足于一般的对理论原创性的共识之上,但不应局限于此,还要更细致地观察这一思想体系在“理论原创性”方面独具一格的表现形态。说到底,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所以堪称原创性理论贡献,根源于它的“主体性”(或曰“自主性”),即习近平法治思想并不依附于任何理论或教义体系而是自主性的理论创造。具体而言,这种主体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习近平长期推进法治建设和依法治理的非凡经历和丰富实践,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富于创新力和生命力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法治思想萌发和孕育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形成和发展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深化和拓展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自1982年担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以来的40年领导实践中,习近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法治建设的大政方针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并亲自谋划和推进法治建设,在依法治县、依法治市、依法治省、依法治国、全面依法治国的丰富实践中,形成了对县域、市域、省域、国域以至国际不同层面法治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深切体悟,从而在每一个时期的每一个领导岗位上,都提出了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法治新概念新理念新论语,对法治理论作出了饱含生命活力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二是习近平对党百年来领导法治建设规律的科学总结,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深化和飞跃。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矢志不渝地领导人民探索和建设人类历史上不同于剥削阶级国家的新型法律制度,积累了一系列弥足珍贵的法治实践经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大量法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审判方式”,开启了建立新型法律制度的革命性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国家机构组织法、选举法、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立法制度、司法制度,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方针,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逐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党运用法治方式领导和治理国家的能力显著增强。习近平对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法治建设的实践进程和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和全面概括,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以“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

   三是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铸就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质。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拥有十四亿多人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布局就铺展于这片沃土之上,这是我们党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要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作出的选择。但是,如何从实际出发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把求真务实的实践理性运用于中国本土的法治建设,不断深化对法治国情和法治规律的认识,科学回答了我们这个时代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难题。由于习近平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与中国法治最新实践相结合,坚持用发展着眼光观察时代、解读当下,引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实践日益蓬勃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不断与时俱进,因而能够生产出展现时代风貌、合乎人民需求的好理论。

四是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生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底蕴和民族底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深耕于中华法治文明的土壤,深入研究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既把中国古典文献中的法理精华作为新时代法治理论的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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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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