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印边界战争前后十几年里，美国出于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争夺影响、向南亚渗透和扩大自身利益又不至过多损伤美英关系等方面的考虑，对印度的态度经历了从不甚关注到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从主要提供经济技术援助扩大到包括军事援助的过程，说明美国的外交政策随着地区形势和国际关系以及对自身利益考量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过印度，对印度的援助请求也很少满足过，军事援助往往有附加条件，在援印问题上更不愿出头，千方百计希望英国承担主要责任。印度在寻求美援的同时极力保持尊严。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印政策和美印互动奠定了日后美印关系的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前美印关系的走势，有助于人们认识“印太战略”的前景，即不论美印走得多近，势造得多高，也很难发展到盟友关系，所谓秃鹰和大象合流对付中国龙的概率不会太大。

　　 【关键词】中印边界；美国；印度；态度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关系开始恶化，再到1962年的边界战争，美国对印度的态度经历了从开始官方接触、平淡到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并提供经济援助、进而包括军事援助的过程。对于这一时期的美印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已很丰硕，但大多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或从美苏关系、美巴关系、美印巴关系、美中关系等视角进行考察、梳理和研究，而且使用的多为苏联和美国及印度方面的档案文献资料和媒体文章，但这些资料无论从视角、细节描写还是全面性、系统性和客观程度，都有明显的局限。本文在参考和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多使用存放于英国的档案文献资料，通过对意识形态、美英关系、美苏关系、中美关系、美巴关系等综合因素的分析，阐释美国对印态度和政策的演变与中印关系特别是中印边界争端和战争的关系，进而揭示美国对印政策的实质，或许也有助于回答当前此起彼伏的“印太战略”喧嚣声及美印不断造势的声浪中许多人心中一个大大的疑问：美国和印度是否越走越近？是否会结成盟友勠力遏制中国的崛起？

　　 一、美国对印度事务及中印边界问题的早期介入

　　 美国官方开始正式插手印度事务和涉足中国西藏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且与英国干系重大。为了开发印度的工业资源以作为盟国在远东和近东的军事基地，同时也是为了说服印度支持英国参加二战、帮助缓解英印关系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42年4月3日向印度派出由其私人代表、前助理陆军部长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率领的技术援助使团（即“约翰逊使团”）亲赴印度，为美国对印外交史上首个正式官方使团。同年春天，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派遣情报官员伊利亚·托尔斯泰(Ilia Tolstoy)中校和布鲁克·多兰（Brooke Dolan）上尉启程赴印度，并经此于9月进入西藏，此乃美国官方首次正式涉足西藏。1944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为搜集气象数据资料又派人进入西藏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数千美军驻扎印度，使美国人得以近距离深入了解和认知印度人及其生活方式。战时和战后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引起了美国国内越来越多的同情和关注。英国导致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出台后，美国政府开始更多地关注南亚地区局势。

　　 促使美国加快介入印度事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所谓的西藏问题。美国早就很想介入西藏事务，但受美英关系的“牵制”和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行动上略显“节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外事局于1949年11月4日致信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rnest Bevin），请求英国对西藏地方政府提供“广泛”援助，以“对付”即将入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出于维护自身在该地区利益及维持与中国的关系等考虑，英国官方不愿过多公开支持西藏地方政府，而是希望美国对西藏地方政府多提供帮助，分担英国的“责任”。但美国政府此时对公开涉藏还较为谨慎，认为援助之事应更多地由印度和英国来处理。

　　 美国政府虽嘴上不说积极，但行动上不久便开始积极干涉中国西藏事务了。1950年，美国与印度配合，反对解放军入藏。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通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美国曾设法拉一些国家对中国施压。6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韩德逊：“美国认为西藏会在联合国提出申诉，并试图让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苏联等国给予支持。” 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发表讲话，反对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英国也“希望避免在联合国引入西藏问题”。11月，印度总理尼赫鲁对苏联驻印大使说，“中国的反印宣传令人遗憾”，印度“非常有必要反击”。但此时的印度在西藏问题上主要还看旧主英国的脸色，不愿单独行事。苏联大使则称中国的宣传有充分证据。由于缺乏外部支持，美国挑唆西藏当局在联合国滋事的图谋没有得逞，但与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关系更加接近。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虽然干涉西藏事务很积极，但对印度经温政冷。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曾对印美关系寄予厚望，派其胞妹潘迪特夫人（Vijaya Lakshmi Pandit）出任驻美大使，他本人于1949年10月11 日至 11 月 17 日作为总理首访美国，罕见地长达40天，但因双方在多个问题上立场差异加大，在美国受到冷遇。但一年后，美国出于对苏冷战需要和自身利益的考虑，加上英国人不断“做工作”，开始向印度提供技术和经济援助。1950年12月28日、1952年1月5日和11月3日，美国根据“第四点计划”与印度分别签署了《美印技术援助协定》《美印技术合作协定》和《美印技术合作补充协定》，印度据此得到美国120万美元的赠款和技术专家的援助；1950年底印度发生饥荒时，美国提供了70多万吨的紧急粮食援助；1952年初，美国与印度签署《共同安全保障协定》，向其提供5 000万美元。

　　 美国虽然向印度提供了一些经济技术援助，但对其态度相当冷淡，甚至起初还觉得印度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对美国小有威胁。1952年3月23日的《纽约时报》称，美国再怎么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也解决不了它的贫穷等社会问题，在印度是买不来美国那套民主等政治制度的，印度应寻找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此意义上，“亚洲正在通过印度挑战美国”。此后几个月，随着苏联在印度的影响不断扩大，再加上英国的说服、引导和鼓动，美国对印度逐渐热络起来。5月12日，英国内阁有人称“亚洲未来的关键是印度”，因此要坚决“维护印度的民主”，防止印度国内共产党势力的发展，外部“要防止通过苏联援助而来的共产党影响的扩大”。为了抵消或冲淡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自1952年始扩大了向印度提供经济和技术援助的规模。作为1952年1月美印签署的技术合作项目协议的首笔支付，美国于当年11月3日与印度签署经济援助协议，规定1953年6月30日之前向印度提供3 835万美元经济发展援助。1952年12月3日，美国务院宣布向印度提供“第四点计划”的520万美元基金，用于其疟疾控制计划。

　　 美国这一时期虽然开始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技术援助，但对它仍然缺乏信任，尤对其反共“不力”不满，故援助力度不大。1953年3月22日，曾任美国驻印大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称，要填补印度“五年计划”的财政缺口，美国需要向其提供6亿—7亿美元财政援助，但实际支付的财政援助只有9 500万美元和1.9亿美元的粮食贷款。而让美国人感到“为难和困扰”的是，一些印度人出于其个人的民主理念，把当时世界上的冲突描述成“两个旨在主宰世界的大国之间的争斗”，并没有站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边。美国认为印度人“未能认识到苏联对印度意味着怎样的危险”，对后者“盲目地赞扬”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不悦。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美国与印度并不完全一致。双方都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印度不反对、甚至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而美国则希望印度不要因接受援助而与这些国家走得太近、太快。

　　 美国官方首次同印度谈及中印边界问题是在1953年5月20—22日杜勒斯访印期间，但对此问题的处理很“淡化”。此为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印。杜勒斯是在其中东和南亚之行中安排的此次访问，可见其对印度之行重视程度并不高。美国在援助印度问题上拿捏得很紧，会晤气氛并不太融洽。印度民众对杜勒斯来访的主要反应是“好奇”，印度许多媒体最初对杜勒斯来访持怀疑态度且对他不怎么友好。双方官样文章做得都不错：杜勒斯与印度总理、财长、计划委员会官员等一帮高官举行了会谈，印度官方则给予他友好接待。尼赫鲁等与杜勒斯讨论的话题很多，包括朝鲜战争停火及美国向印度提供技术援助等，但对外公布的结果甚少，看出印方不是很满意，因为根据印度人的性格，如觉得对自己有利必大加渲染、甚至夸大其词。杜勒斯在印度多次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意在给印度人留个好印象，此外还试图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拉近印度与美国的距离。他自称：“不认为印度在民主与极权的问题上会持中立立场，完全相信印度正在根据自己的最佳判断，来推动世界上民主的发展，防止极权主义的蔓延。杜勒斯回国后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自我治理”（self-governing）的国家，尼赫鲁是“当今时代的伟人之一”，他与尼赫鲁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澄清了一些误解。关于中印关系，杜勒斯认为两国有漫长的边界（间接地提到了中印边界问题），在发展道路上有竞争，此种竞争“从长远来看还将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人类”。因此，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应继续“以适度规模”向印度提供“五点计划”下的技术援助和资源。到了1953年下半年，美国官方开始提“美国在印度的利益”并对此更加关注，故对印态度明显积极起来。7月，美驻印大使艾伦（George V. Allen）说，美印已建立起广泛的关系，包括“在国际事务方面更富有成果的合作”，美国对印度的理解和同情“与日俱增”，比以前“更有决心消除对印度的误解”，坚定地与印度发展“友好关系”。

　　 从具体行动来看，为了抵消或冲淡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发展经济关系带来的影响，美国自1952年始逐渐增加对印度的经济和技术援助。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美国援助印度的数额虽小有波动，但总的来说呈增长趋势。1952年、1953年和1954年，美国对印技术援助的总预算分别为52 759 888美元、44 383 000美元和89 100 000美元，包括筑路设施、钢材、修建水坝、建造发电厂等，1952—1953年向印度实际提供的技术援助总计98 159 888美元。

然而，虽然援助额度呈上升趋势，但到1953年10月时美国援印力度依然不大，这与它担心印度政局不稳、对尼赫鲁和国大党缺乏信任不无关系。国务院一份题为《当今美国与印度的关系》的文件认为，鉴于近期尼赫鲁等印度官员发表的一系列声明，美国有必要对它与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的关系进行定位。这些声明指责美国干预克什米尔问题，抱怨和批评西方国家“不重视亚洲国家在事关亚洲问题上的观点，以及是否让印度参与有关朝鲜问题的政治会议”，等等，这让美国感到“印度作为也好，不作为也罢，均源于尼赫鲁本人对共产主义的同情”。至于对尼赫鲁和印度政府应持何种公开态度，美国对尼赫鲁领导的国大党究竟“是否有能力作为有效领导这个国家的唯一的政治力量”心里没底，担心假如国大党“突然失去对国家的有效领导，印度是否会出现诸多独立的国家，而那时共产党人是否要控制中央政府或可能出现的独立国家的政府，最起码会出现一段动荡期，那样就会加重印度业已存在的内部纷争，给印度各支共产党势力增强其地位的良机”。美国认为尼赫鲁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人，他认定其使命是印度在亚洲的作用，对美国心存疑虑，并不欣赏，内心深处关注的是印度人对殖民主义和国家主权的严肃态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