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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论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前轴心时代的史影与传统

更新时间:2022-03-20 20:58:04
作者: 姜广辉  

  

   一、关于中国文化基因的思考

   在谈论“文化基因”这一话题之前,我们须先讨论一下“文化”和“文化传统”这两个概念。

   人类文化由原始的旧石器时代发展到今天的电子、信息时代,其内涵已经无比丰富,以至对文化的界说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从广义上说,人类在社会生活中所创造的一切,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全部内容都可以说是文化。但就一般而言,我们把社会生活分作三个方面:一是经济;二是政治;三是文化,从而把文化看作与经济、政治有别的全部精神生产的成果。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言,文化与政治、经济相比较,具有特殊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力量。

   文化发展的一个基本的规律是文化的积累性和文化的变革性。每一代人都会在继承前人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知识内容,这是文化的积累性;同时,文化又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发生变化和革新,这是它的变革性。当我们考察历史上的文化积累和变革时,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内在要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文化传统。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民族的文化类型和特点。每一民族的人民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有其一定的语言、知识、好尚、信仰、礼仪、习俗、制度、规范等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学习、传授等耳濡目染的方式,产生出共同的文化心理,形成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的凝聚力。

   对于文化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化传统”的层次上是不够的,因为对于文化传统的认识,很容易产生两个弊端:一是罗列现象,以偏概全,以末为本;二是容易把文化传统看作可以由人们随意创造,也可以由人们随意去、取的东西,以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关于文化体用的争论等等,往往出现上述弊端而不自觉。

   文化研究的深入,需要我们进入文化基因的层次,所谓“基因”,是借用生物遗传学的术语(英文是gene),这种研究不是着意赞美“元典”创造者的伟大心灵和崇高境界,而是研究这些元典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和过程,从中发现隐藏在历史现象后面的必然性的东西。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时代”,在中国这是先秦诸子的时代。而一般的哲学史、思想史也总是从这一时代开始,并盛赞轴心时代思想家的“原创性”。但是,中国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学说并不是凭空、随意的创造。在孔子之前,作为观念形态的德、礼、孝、仁等概念就已存在,而这些概念的产生又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需要我们把研究的触角伸向前轴心时代,深入于中国文化基因的研究。

   文化也象“资本”一样有其“原始积累”的过程,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开始它的创作(对“资本”而言,则称“炒作”)活动。中国轴心时代的开启,是由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所内在决定的。它是既往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的首次大综合,这种综合由于诸子百家视点不同而呈现出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特点。当然,这也是春秋时代长期灾难现实刺激的产物,所谓“苦难出真理”,当时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动荡,而这恰成为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契机。孔子等先哲出于对生命与制度的深切焦虑,设计出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教导人类作出明智的文化选择,因此他们的许多思想又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为主导。在我们看来,儒学之所以处于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与其说是历代统治者的扶持,不如说它符合中国文化基因的内在逻辑。

   文化的“基因”,与生物遗传学所说的“基因”不同,它不能直接成为科学实验的对象,而只能通过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来认识它。因此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是本文所采用的方法。本文将力求用这种方法来整合、展现中国“轴心时代”形成的条件和过程。

   二、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

   摩尔根将史前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前两个时代又各自分为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其划分方法是综合文献、考古,以一些重要发明为依据的。

   依摩尔根的分期,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是人类的童年时期,为了在大猛兽中间生存,人们不得不住在树上;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人们懂得使用粗制的、未加磨制的石器,并掌握了摩擦取火的本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从弓箭的发明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使用磨制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已经能用石斧等工具制造独木舟和木屋等。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从学会制陶术开始。这一时期人们开始由渔猎转入畜牧业,其特有标志是动物的驯养、繁殖和植物的种植;野蛮时期的中级阶段,人们知道了除铁之外的一些金属加工,但仍然不得不使用石制的武器和工具。此时人们已懂得谷物的种植。 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以上是摩尔根对西方史前各文化阶段分期的大略。

   有关中国史前的情形,古文献所载多系传说性质。严格意义的历史学是无徵不信的,但中国有可以徵信的历史不过三千多年,三千多年以上的历史便归为传说时代,传说中固然有许多粗率、虚妄的成分,但“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只有我们多用些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功夫,我们便可以从传说中探寻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由于有这些信息,我们对远古以来人类发展的各阶段的本质特征,可以有所了解。这也正是传说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古代传说中还有一个可贵的特点:它不是采取创世纪的神话形式,而是取一种历史进化论的态度,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由蒙昧向理性、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的。它关于上古社会的描述,与今日历史科学对上古社会的认识往往暗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传说由来有自,很可能是由上古时代口耳相传保存下来的。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将摩尔根的史前的分期方法作为一个参照系和座标,对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试作分期。在这里,我们不可能原封不动的照搬摩尔根的分期标准,但他提出的分期标准还是可以作一大致的参照。[1]

   下面来看我们对中国史前各文化阶段的分期。

   中国古代传说的“有巢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低级阶段。《韩非子·五蠹》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

   中国古代传说的“燧人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中级阶段。《韩非子·五蠹》说:“民食果【】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古史考》说:“太古之初,人吮露精,食草木实,穴居野处。山居则食鸟兽,衣其羽皮,饮血茹毛;近水则食鱼鳖螺蛤,未有火化腥臊,多害肠胃,于是有圣人以火德王,造作钻燧出火,教人熟食。……民人大说,号曰燧人。”

   中国古代传说的“伏羲氏”(或曰“庖牺氏”、“炮牺氏”、“宓羲氏”)大致相当于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和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 《尸子》说:“宓羲氏之世 ,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世本辑补·作篇》说庖牺之臣芒作网、罗。《白虎通·号》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新语》说:伏羲时代“民始开悟,知有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道,长幼之序。”这些传说资料当是渔猎—采集时代的反映,当时正处于母系氏族的后期阶段。

   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氏”大致相当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最初种植谷物可能是用作家畜的饲料,后来人们肉类食物不足,谷类逐渐成为人们食物的重要来源。《白虎通·号》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逸周书·佚文》说:神农“作陶冶斤斧,破木为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之实。”《世本辑补·作篇》说神农之臣垂作耒耜等,这些资料当是中国农耕文明初期的反映。

   中国古代传说的“黄帝”时代大致相当于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亦即华夏文明的蕴酿期。传说黄帝时代有很多重要发明,如《新语》说:“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鸟兽同域。于是黄帝乃伐木构材,筑作宫室,上栋下宇,以避风雨。”《汉书》说:“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世本辑补·作篇》说:黄帝之臣“沮诵、仓颉作书”,“伯余作衣裳”,“化益作井”[2]等。《管子》一书载伯高对黄帝说:“上有丹沙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拾遗记》说:“昆吾山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史记》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

   中国的文明时代大约是从夏代开始的。传说鲧治理洪水九年失败,其子禹复治水十三年,反映了上古人民连续数十年导江河、疏沟洫协力治水的事迹。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当时,禹平水土,可能出于公共事业的物质需要,观地定赋,任土作贡,殊方各进。随着人们战胜自然的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迅速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也就相应产生了。《说苑》载:“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庄子》载子高对禹说:“昔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这些资料虽然具有传说的性质,但与今天历史科学所了解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时期是相当吻合的,它大体反映了古代私有制产生、国家机器初备时的情形。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摩尔根所述古代社会各文化阶段作为一个连续系列,把中国古代传说的各文化阶段也作为一个连续系列,两相比较,我们发现两者惊人的对应与一致,而绝无紊乱与错互!难道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么?显然不是。这里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中国古代传说所反映的是上古时代的史影,有其真实可靠性。如果我们把这些传说完全看作后人的杜撰,而忽视其应有的价值,那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里我们所应注意的是,我们不应将上古圣王理解为某个个人,而应理解为一个时代。《尸子》说神农氏传七十世;《春秋命历序》说黄帝传十世,少昊传八世,颛顼传二十世,帝喾传十世,而后尧、舜继之。上古之世,年代无徵,不可强知。上述说法或记述异闻,或载于《纬书》,不足深信。但假如我们将伏羲氏、神农氏、五帝时期分别作为渔猎—采集时代、农业时代、部落联盟或酋邦[3]时代的象征和标志,那将获得新的意义。因为根据现代考古学,我们可以知道这些时代的大致年代,中国的定居农业大约起源于距今八千年前,距今六千五百年前黄河流域的西安半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粟子,距今七千年前长江流域的河姆渡遗址保存有古人种植的稻谷。以时间推之,中国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时期年代距今约七千年至五千年,此期(或更早些)大致属于中国早期农耕时代,从而亦大致相应于中国古代传说的神农时代。接此之后中国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属于早期铜器时代,距今约五千年至四千年,大致相应于黄帝到尧舜,即司马迁所说的五帝时代。而禹夏进入文明时代,我们根据文献所记夏、商、西周的积年推算,大约距今四千年。若以一世为20~30年来计算上述《尸子》、《纬书》所载古圣王所传世数,则黄帝至舜五十世,即兴起于禹夏之前一千至一千五百年;神农氏七十世,约兴起于黄帝之前一千四百年至二千一百年。所算得的年代与现代考古学所估定的仰韶、龙山文化的年代大体暗合。凡此皆说明古代文献有关上古时代的传说,对于我们了解史前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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