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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何以会加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审视

更新时间:2022-02-03 22:49:41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随着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向经济活动全方位渗透,第四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影响,这集中体现在收入分配局面上。其原因在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改变的不再局限于生产环节而更多地延伸到贸易和消费环节,不只关注价值创造而是更注重价值实现;而消费环节以及价值实现过程正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收益分配的过程,进而也就是产生剥削的根本领域。尤其是,根基于逐利本能的企业家文化所产生的影响越是强烈,互联网企业就越是集中在贸易和消费环节,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化就越是严重。由此就可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为何会出现收入差距的快速拉大,因为新型的互联网企业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消费领域;进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政府何以需要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引导和规制,因为互联网企业的无节制发展将会激发深层的社会危机。

  

   关键词:第四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互联网企业;社会分化;企业家文化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后,人类社会发生了并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快速提高,乃至创造出的物质财富空前丰富;另一方面则是收入差距快速拉大,乃至社会分化也空前严重。事实上,当前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已经不是局限于特定产业或狭隘领域,而是在所有领域呈现出的态势;同样,收入分化也不再局限在特定行业或地区,而是世界范围暴发的现象。人类社会何以会出现出这种背反发展趋势呢?根本上就在于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体现了各种知识和技术的综合和协同,进而通过自强化效应促使技术呈加速提升之势;同时,人工智能全方位地向各产业、各领域进行渗透,从而引发出一场涵盖所有社会经济生活的工业革命,这就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一般地,工业革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财富创造越来越多地依赖人类生产要素而非自然生产要素,即人类创造的(物质)资本、技术及管理组织等取代土地、矿产、水力、风力等而成为了最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所运用的核心生产要素则是人工智能,它将资本、技术及各类知识等人类生产要素有机统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复杂性生产要素,进而产生出更为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有鉴于此,本文对正在发生和发展的并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特征展开深入剖析,由此来理解和认识当下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并且持续发生的深刻变化,并由此前瞻性地提出应对之策。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变化

  

   迄今为止,工业革命大体上经历了四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发源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其标志是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进而推动了机器对手工劳动以及工厂制对手工工场的替代,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发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其标志是发电机补充和取代蒸汽机成为性的动力能源,进而推动电器对机器的替代以及电讯事业的发展,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电气化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标志是原子能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进而引发了生产工艺的自动化以及IT(信息技术)的革命,因而这一时期被称为信息化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发源于21世纪之交的德国和美国等,其标志是互联网和物联网对资源的整合和使用,进而导致产业和工厂的智能化以及商业模式的变革,因而这一时期也可以被称为智能化时代。当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出现和发展的时间还很短,因而学术界迄今还没赋予其明确的定义;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互联网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传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同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数字技术和智能化为基本特征,为此,这里在阐述和挖掘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社会特征时往往就直接使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名称,尽管人工智能时代实际上只是对应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晚期(未来发展阶段)。

  

   (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

  

   基于经济史和技术史的观察不难发现,这四次工业革命所经历的周期越来越短,但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却越来越大。相较于前三次工业革命,这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借助信息通讯技术和信息物理系统相结合所带来的智能化生产,以及互联网和物联网所带来的物流资源整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出了各种新的活动领域和合作形式,不仅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发生巨大改变,而且还导致产业链分工被重组。其结果:一方面,由于信息和智能技术将不同产业联通起来,这就导致产品生产由规模经济转向范围经济;另一方面,由于同一信息和智能技术可以运用于不同产品的生产,这就导致产业发展呈现出以同质的规模化成本来构建异质的定制化产品的新趋势(如3D打印产品就使量身定制变得容易)。譬如,客户可以网上自己设计一件T恤(包括它的材质、大小、图案、色彩等),智能工厂马上就可以按照图纸快速生产出一件专属T恤。当然,有些私人定制设计到不同规格的设备和工序等,从而可能导致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对此,智能工厂联盟就推出“共享生产”的新模式,它利用技术手段把不同工厂的生产线协同起来,然后将个性化的订单快速拆分到更接近客户和更符合产品需求的工厂去制造。也就是说,互联网可以将机器设备互联互通,由此来实现产能共享和协同制造。

  

   同时,随着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全方位渗透,第四次工业革命所涉及领域及其特征也出现了巨大变化。第四次工业革命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即源于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首次提出的工业4.0概念),目的在于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水平,建立具有适应性、资源效率及基因工程学的智慧工厂。但目前,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发展最为强劲和实力最为强大的却是美国,美国的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几乎垄断了西方世界。那么,如何理解这种变化呢?这里从两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关键性的直接因素在于美国和德国所推行的产业政策存在明显差异。事实上,德国主要将重心放在硬件上,以人工智能来优化传统工业生产;美国工业则高度重视软件,由此发展出新的产业类型。那么,两国为何会存在这种产业政策差异呢?这又与两国的文化有关:德国(和日本一样)文化具有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质,这种文化特质使得德国人更善于团队作战而不是单兵作战,从而也就在更需要协同工作的硬件上而非更需要个体创造力的软件上拥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硬件的发展体现并推动了生产和制造业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有助于价值的创造;软件的发展则体现并推动了流通和服务业的生产力水平,进而有助于交换价值的获取。事实上,自李斯特时代开始,由国家主导的德国经济就高度重视生产力的提升而不是交换价值的获取,而这种生产力主要就是指工业生产和制造能力;相反,受个人主义及其带来的享乐主义的影响,英美体系中由个体主导的经济则越来越偏重从流通和交换领域中获取交换价值。正是根植于这种文化和认知差异,当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体系国家致力于发展第三产业而将制造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之时,德国依然高度重视工业的发展,尤其是致力于通过不断优化的自动化生产来保持竞争优势。

  

   其次,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则与软件和硬件的分离以及软件的全方面发展有关。事实上,随着软件从计算机整体中独立出来,软件与硬件的分离就为高科技工业的发展设置了分岔路:德国使用电脑技术来研发和制造各种高质量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美国则独自进行高科技的进一步研发并由此发明了互联网。[①]同时,IT技术的突飞猛进又使得硬件和软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硬件(典型的代表是封装集成电路的芯片)变得越来越小,运行速度及内存容量等却飞速增长,如摩尔定律认为,集成电路中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就会增加一倍;另一方面,IT产业中驱动和控制硬件运作则主要依靠软件,而基于代码的不同组合所构成的软件不仅升级换代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多样,进而持续地向各产业和产品进行渗透,由此使得作为平台或载体的硬件能够发挥出各种具有差异性的具体功能。进而,这又带来了两个明显后果:一方面,越来越复杂多样的软件与越来越小巧的硬件相结合不仅带来了强大的规模经济,而且还促生了新的经济生态,从计算机、手机、无人机、无人驾驶汽车、高级机器人到智能化的电视机、微波炉、空调、热水器以及会计、物流、通信等都是如此;另一方面,智能化的全面发展使得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硬件占IT产业的份额逐年下降,而软件所占IT产业的份额则不断攀升。

  

   综合上述两方面,随着信息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革命的崛起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相适应的软件产业优势就得到了更为充分的挖掘和发展。例如,微软借助软件设计业务超越了惠普和IBM这样的计算机时代先行者,苹果又以移动设备和互联网业务超越了微软,而谷歌则以纯数据业务超越了苹果。与此不同,德国社会着力培养的主要是工程师而不是程序员,它致力发展的IT业主要嵌入在制造业中而不是成为独立的新产业,如英飞凌半导体、博世汽车电子、库卡机器人及西门子的工业自动化等。其结果就是,随着新经济带来创新公司及新产业的不断涌现,美国在高科技行业迅速取得了领先和主导地位。尤其是,受美国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影响,软件业的蓬勃发展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全方位渗透还对人类社会关系的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软件的发展使得第四次工业革命促生出了一个典型产业——互联网业,而各种具体经济活动附着在互联网上就导致“互联网+”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另一方面,软件的渗透以及与传统行业的结合在商业领域表现得尤其迅猛,如互联网与餐饮业、广告业、传统书店、传统婚介、传统银行、传统集市、传统百货卖场、传统安保服务、传统交通运输的结合。正因如此,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促生的产业生态与前三次工业革命相比呈现出了实质性差异,深层次地形塑了人类社会结构尤其是经济形态。

  

   (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型特征

  

   一般地,前三次工业革命源于生产方式及相应能源的变革,这是着眼于工业生产的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生产环节;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依赖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和数据集中,它首先关注的是广告宣传、服务和贸易,最后才注意到价值链中的生产环节。[②]也就是说,前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应用主要体现在价值的创造上:资本主要与人(劳动者)相结合,由此带来个体生产力的显著提升,进而推动生产成本的下降和生产效率的上升。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技术应用主要体现在价值的实现上:资本主要与物(互联网)相结合,由此促使社会交易费用的显著下降,进而暴发强大的资本力量而获取更大的价值份额。显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通过互联技术及各类平台将物(包括产品、服务等)与人联系起来而创造出全新的消费方式(如购物、民宿、拼车、共享物品),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更低价格享受更好服务。但同时,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企业关注的重心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交易领域,从而激发出企业主追逐金钱的虚荣本能而不是创造财货的工作本能;尤其是,随着工业生产和企业运营越来越为强大的金融资本所控制,企业经营也就越来越多地由生产动机转向营利动机,其结果就是造成了财富更大规模的集中,这就是当前社会常见的情形。

  

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对消费和服务领域的影响,可以从中美互联网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窥见一二。在消费领域的分布,中美两国呈现出势均力敌的状态:美国有的,中国几乎都有。正是由于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集中体现在消费领域,这就对人类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同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深远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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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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