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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姆斯基:知识分子的责任

更新时间:2022-02-02 00:10:40
作者: 乔姆斯基  

   20年前,德怀特·麦克唐纳(1)在《政治学》(2)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众责任(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文章。我读到这些文章时还在上大学,“二战”结束也还没几年。数月前,我又有机会重读了这些文章,发觉其影响力或说服力丝毫不减当年。麦克唐纳关注的是战争罪责(war guilt)问题,他提出了疑问:当时的德国民众或日本民众,为其政府所犯的暴行负有多大的责任?然后,他顺理成章地把问题抛给我们:对平民的轰炸已被西方民主国家完善为一种战争技巧,在广岛和长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无疑是史上最难以言表的罪行之一,英国民众或美国民众对这些轰炸平民的恶劣恐怖事件又负有多大的责任呢?对于一个1945—1946年间的大学生而言——对于任何从种种经历(1930年代的经济恐慌、埃塞俄比亚战争、苏联的清洗运动、“中国事件”(3)、西班牙内战、纳粹暴行、西方国家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及其相互之间或多或少的共谋)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觉悟的人而言,麦克唐纳的这些问题都十分尖锐且意义非凡。

   谈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些同样令人忧心的问题。知识分子能揭露政府的谎言,并根据政府给出的理由、动机和惯常隐藏的意图分析其种种行径。至少在西方社会,由于政治自由、信息开放和言论自由,知识分子拥有这种能力。西方民主制度为这些享受特权的少数人提供了闲暇、设施、培训,使他们得以探求隐蔽在歪曲枉述、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而当代历史中的事件正是通过这些方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之下的真相。因此,鉴于所享受的特权,知识分子的责任比麦克唐纳所说的“民众责任”要更有深意。

   麦克唐纳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和20年前一样中肯。我们必须自问:美国对近乎无助的越南村民发动的野蛮袭击,对亚洲人而言就是世界史上“凡斯科·达·伽马(4)时代”的暴行重演,美国民众对此负有何种程度上的责任呢?这种灾难在过去十几年间慢慢地发展着,我们当中那些冷漠无言的旁观者在史册上又处在何种地位呢?只有麻木至极的人才能回避这些问题。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我先大致谈一谈知识分子的责任,以及在1960年代中期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如何承担这种责任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道出真相、揭露谎言。这至少看似是一条不证自明之理,无需置评。然而,并非如此。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这一点体现得根本不明显。我们从马丁·海德格尔在1933年的一篇表示拥护希特勒的宣言中读到:“真相(5)就是揭示使一个民族在其行为和知识上变得确定、清楚和强大的东西。”人们有责任说出的就是这种“真相”。美国人则更加直截了当。1965年11月,《纽约时报》要求亚瑟·施莱辛格(6)解释为何他发表的有关猪湾事件的叙述和袭击发生时他告诉新闻界的说法不一致,他只是说,自己撒了谎。几天之后,他又恭维《纽约时报》“为了国家的利益”压下了有关那次策划入侵的消息。在最近所著有关肯尼迪政府的回忆录(7)中,施莱辛格也如此谄媚地描述了这群傲慢、执迷不悟的人。“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说法被这群人解释得很透彻。一个人乐意为明知非正义的理由说谎,这并不奇怪,但知识分子群体对此类事件鲜有反应、毫无感觉,却意味深长。比如,给某位历史学家安上一个人文学科的重要职位,他便深感己责,要说服全世界相信由美国发起的入侵邻国的行动没什么大不了,这其中总有些蹊跷。在涉及诸如越南谈判等事宜上,我们的政府及其发言人那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对愿意了解的人来说,事实一目了然。谬误出现时,国内外新闻界已提供资料逐一驳斥。但政府宣传机器的力量十分强大,对该问题不做研究的公民几乎无法指望通过事实来对抗政府的声明。8

   迄今为止,围绕美国入侵越南的欺骗歪曲之词已司空见惯,也不再令人震惊。因此,尽管愤世嫉俗的情绪现在不断地达到新高度,但有必要回想的是,此前明显类似的事件在国内被默然容忍了。有用的做法是,比较一下1954年美国入侵危地马拉时的政府声明和十年后艾森豪威尔的坦言(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夸耀)——美国飞机是被派去“帮助侵略者”的。9口是心非不只在危机时刻才被视为恰如其分。例如,即使没有号召“新拓荒者们”(10)为进行中的行动提供“宣传掩护”,他们也很少热忱地关心历史的准确性。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把1965年初对北越的轰炸和大规模升级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基于“完全合理的论断”,他写道:“……只要越共认为会打赢这场战争,他们显然就不会对任何谈判协定感兴趣。”11日期很重要。如果这个说法在六个月前提出来,人们会视之为无知。但这一说法是在有关联合国、北越和苏联倡议(倡议在1965年2月冲突升级之前被提出,实际上在轰炸发生后的几周之内仍然有效)的详细新闻报道占据头版数月之久以后,也是在华盛顿通讯记者们反躬自问数月(他们拼命地为已披露的惊世骗局寻找减轻罪行的情况。以查尔默斯·罗伯特(12)为例,他忍不住嘲讽道:1965年 2月下旬“对华盛顿来说不像是谈判的有利时刻,[因为]约翰逊先生……刚刚下达命令对北越进行首次轰炸,试图把河内带到一个双方筹码相当的谈判桌上”13)以后才发表的。施莱辛格此时的主张与其说是欺骗的范例,不如说是藐视的范例——他藐视了读者,认为他们对该行为若不表示赞同,也会默然容忍。14

   我们再来看看更加熟悉具体制定和实施政策的人士,看一下华尔特·罗斯托(15)的一些反思,施莱辛格认为此人为肯尼迪政府处理外交事务带来了“广阔的历史视野”。16根据罗斯托的分析,是斯大林发起了1946年的中南半岛游击战,17而河内在1958年发动了反南越的游击战(《从第七层楼看世界》[The View from the Seventh Floor],第39和152页)。同样,共产主义规划者们在北阿塞拜疆(18)和希腊探查了“自由世界防御范围”(斯大林在这两个地区“支持了大量的游击战”——同上,第36和148页),依照1945年精心制定的计划实施了操作。在中欧,苏联并未“准备接受任何消除危险的中欧紧张关系的决议,哪怕东德共产主义势力面临着被分阶段逐步侵蚀的风险”(同上,第156页)。

   把这些观察结果与真正关注历史事件的学者所做的研究相对比是很有趣的。关于斯大林在1946年发动第一次越南战争的说法甚至无需反驳。至于据传河内在1958年采取的行动,情况则更加扑朔迷离。但连政府方面19也承认,河内在1959年收到首批行动报告,吴庭艳(20)把此次行动称作自己的阿尔及利亚战争。21此后,河内制定计划加入了这场战争。实际上,在1958年12月,河内的另一个打算是想在当时形势下与西贡政府建立外交和商务关系,但再次被西贡和美国回绝了。22罗斯托没有提供关于斯大林支持希腊游击队的证据。事实上,尽管历史记录模糊不清,但斯大林似乎不会乐意看到希腊游击队的冒险主义势头,在他看来,他们正在扰乱战后令人满意的帝国主义格局。23

   罗斯托有关德国的言论则更加有趣。例如,他认为不宜提及1952年3—4月间苏联的照会。(24)苏联在照会中提出,如果能保证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加入任何西方军事联盟,就在国际监督的选举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并在一年内撤出德国境内所有的军队。25而罗斯托也暂时忘记了自己所描述的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策略:“在有组织的欧洲体系中重新武装德国,能够与莫斯科对峙,在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之前,西方不会与苏联进行任何严肃的谈判”26——确切地讲,他是在无视《波茨坦协定》。

   但最有趣的是,罗斯托提到了伊朗。事实是,苏联企图通过武力在北阿塞拜疆扶植一个亲苏政府,准许苏联获取伊朗的石油。但处于优势的英美军队在1946年破坏了这一企图。(27)当时,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北阿塞拜疆政府,把使用伊朗石油的全权归为己有。让我们回想一下,在1950年代初的短短一段时间内,当唯一有些民众基础的伊朗政府试图实现伊朗石油属于伊朗人民这一奇妙的想法时,都发生了什么。(28)然而,有趣的是,北阿塞拜疆被描述为“自由世界防御范围”的一部分。现在再评论“自由世界”的词义如何被贬低已经毫无意义。但哪一条自然法则规定伊朗连同其资源都是由西方国家来统治的呢?淡然地假定伊朗本该如此,明显表露了西方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根深蒂固的态度。

   除了日益缺乏对真相的关注,我们从近期的宣传中还发现,对美国的种种行径所怀有的或真或假的天真态度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例如,亚瑟·施莱辛格最近把我们在1954年的对越政策描述为“国际友善全盘计划的一部分”。29如果这番话不是出于嘲讽,就反映出他理解当代历史基本现象时相当玩世不恭或无能为力的心态,并且无惧他人评说。同样,人们又如何理解托马斯·谢林(30)于1966年1月27日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上的证言呢?谢林在证言中分析了全亚洲都“变成共产主义”后的两大危险。31首先,这会把“美国及我们所说的西方文明从这个贫穷的、居住着有色人种并对我们暗怀敌意的一大部分世界中”排除出去。其次,“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如果不得不承认它所尝试的最伟大之事——在不发达世界创立尊严、繁荣和民主政府的基础——失败了,或承认这种尝试不会再来一次,它也许就无法保持自信了”。即使这番话是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稍有了解的人说的,也会令人难以置信。

   也就是说,除非我们从更具历史性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把这些说法置于过去那种伪善的道德说教语境(比如伍德罗·威尔逊(32)的语境)中,否则就让人难以置信。威尔逊想把良政的艺术教给拉丁美洲人民,他写道(1902),教给殖民地人民“守秩序和自控……[以及]……对法律与顺从的训练和习惯”是“我们的特殊职责”。或者在1840年代传教士的语境中,他们把丑陋、低俗的鸦片战争描述为“源自上帝的伟大计划,通过冲破中国排外的壁垒,使这个帝国更快地接触西方基督教国家,从而借人类的邪恶促进上帝对中国的慈悲之心”。或者往现在来说,在A. A.伯利(33)的语境中,在评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干涉时,他鲁莽地把加勒比海国家的问题归咎于帝国主义——俄国帝国主义。34

   最后举一个使这种怀疑主义(35)无效的例子,就来看看亨利·基辛格在关于美国对越政策的哈佛—剑桥电视辩论中的总结陈词。他十分悲痛地说:最令他烦恼的是,别人不质疑我们的判断,却质疑我们的动机——对一个做政治分析的专业人士而言,这真是不同凡响的评论。政治分析就是根据官方宣传中未表露的、或许只有其执行人员才能隐约觉察的动机来分析政府的行为。对苏联人、法国人或坦桑尼亚人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并质疑其动机,从长期利益来解读他们隐藏在官方说辞之下的行为,人们不会感到困惑。可是,美国的动机是单纯的,不应拿来做分析,这是一个信条。尽管在美国知识史上——或就此事而言,在帝国主义自我辩解的通史上——这不算什么新鲜事,但随着它所效力的强权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性日益增强,并因此愈加擅长大众媒体每天所展示的为所欲为的恶意时,这种天真的态度就愈加令人反感。我们绝不是史上第一个集物质利益、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疾苦置若罔闻于一体的强权国家。然而,长久以来使我们的知识史蒙羞的天真和自以为是的传统肯定向第三世界拉响了警报(如果还需要这种警示的话),提醒他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声称的坦诚而良好的意图。

那些期待学院派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人士应该认真思量“新拓荒者们”的基本假设。比如,我曾提到亚瑟·施莱辛格反对入侵猪湾,但说法不够准确。的确,他认为那是个“糟糕的想法”,但“并非因为支持流亡者推翻卡斯特罗的想法本身有多么地难以接受”。这种反应纯属感情用事,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会这样想。困难反而在于,这种欺诈似乎不可能得逞。在施莱辛格看来,此次行动考虑欠周,但也不会引起异议。36同样,他赞许地引用了肯尼迪对特鲁希略(37)被刺杀后的局势的“现实”评价:“有三种可能性,优先等级依次是:健全的民主政权、特鲁希略政权的延续或卡斯特罗政权。我们必须力争第一种可能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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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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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乔姆斯基精粹 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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