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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军: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国家治理及其理念的反思

更新时间:2022-01-15 10:03:05
作者: 黄志军  

   内容提要:每一种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都是具有实践指向性的,其中治理理念作为治理方式的根据尤其值得进一步追问和反思。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中,以配第和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增强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指针,进而把国力的增强等同于人民福祉的增加,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两者发生了分裂。进一步而言,黑格尔在把握法国大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时代弊端的基础上,以国家为“绝对精神”来统领市民社会,重建社会秩序,但是马克思指明了这种国家理念的虚幻性,并将其置于现代经济社会中来理解,揭示了现代国家与经济活动之间的本质关联。本文通过以上考察及反思认为,从外在目的转向内在目的、从单纯追求国力的增强转向使人民的福祉得以实现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关 键 词:政治经济学  国家  国家治理理念  political economy  state  state governance concept

  

   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摆在我们国家面前的一个时代任务和重要课题。同时,如何从理论上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则构成了我们当前的一个重要思想任务。对于何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人们众说纷纭。其中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将其拆解成三个概念,即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将其再组合起来。我认为这种拆解性的分析是必要的,但并不等于把握了这一概念。一方面,对国家的理解往往是与国家治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国家只有在国家治理方式之中才能被把握。因为国家治理关涉的是对国家目标(理念)、国家体系(机制)的实施,最后都要转化为国家能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仅谈国家治理只具有知识论的意义,而不具有实践的意义,因而当我们谈国家治理的时候,往往指向的是国家治理的理念,即现代化。如果把治理理解为统治、管理、处理的话①,古代国家早有国家治理,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则不同,它所追求的是国家治理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等,其目标在于善治。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考事实上都是具有实践指向性的,而其治理理念作为治理方式的根据,尤其值得我们进一步追问和反思。

   正如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所表明的那样,当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国家的时候,现实的国家依然存在,当黑格尔把国家哲学的存在等同于现实的国家存在的时候,它们却又是相悖的,继而如果说只有国家哲学对我们来说才是真正的国家存在,那么每个公民也只有作为国家学哲学家才算是真正的国家公民,而这样的结果便是否定了现实的国家。于此,当现实的国家成为知识的对象时,在哲学中所扬弃的仅是国家学,而非现实的国家本身。②当然,马克思意在表明黑格尔的国家哲学与现实国家之间的本质性矛盾,而并非否认真正的哲学本身对现实的国家所做的反思与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文并不打算从政治哲学史的角度来论述,而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及其治理理念问题。其理由在于,当我们把国家和国家治理指向实践性的一端时,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和国家治理理念的把握便会显得更为实在和通达。如果按照政治经济学对现代国家的理解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是市民社会问题,那么国家治理的理念及其方式便由市民社会的基本问题及其现代形式所决定。在理论上,这是从古典经济学到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要力图把握的。故而,我们的论述便由此而展开。

  

   一、配第与斯密的国家治理思想及其现代理念

  

   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弗兰西斯·福山指出国家治理的三要素在于国家能力、法治和民主问责。③其中,国家能力被视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要义,这是一种切实的见解。说它是切实的,是因为自近代以来所有先进国家都把提高国家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对国家治理及其理念的把握之中。或者说近代以来在理论上试图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科学地把握,事实上即是肇始于以配第和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认配第是从人口、民族、国家和若干国家等实在和具体出发,最后从分析中得出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关系,如分工、货币和价值等,因而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方法;而斯密则是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直接从抽象范畴,如从劳动、分工、需要和交换价值等出发,由此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等各种经济学体系,因而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于此,我们讨论的重点不在于这两种方法的联系与区别,而在于探讨这两位近代经济学家的国家治理及其理念,进而试图揭示国家能力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理念的现代意义及实践旨趣。

   与以往对配第的研究只指向他的经济学理论(如价值理论、地租理论和工资理论等)不同,在此,我们重点考察他的现代国家治理理论。众所周知,在《政治算术》一书中,配第从“英国怎样才能握有欧洲的霸权”入手,通过比较英国和法国、荷兰的国力,进而探讨了人口、领土、位置、产业和军事力量等要素对提升国力的具体影响,最后得出更多的货币积累是国力提高的基本指标的结论,从而形成了“国力比较论——国力增强论——财政论——产业振兴论——积累劳动雇佣论”的理论体系。显然,它“是从具体的整体(人口、领土等国力的条件)开始,推理到抽象的范畴(货币)的‘下向体系’,从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系逐渐变成理论范畴的设定。”④这就是17世纪的经济学家的方法论特征,即他们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等出发,最后得出如分工、货币和价值等抽象范畴。在内田弘看来,配第的理论从人口、国家等整体出发,但仅终结于货币等抽象范畴,得出了财富就是货币的结论。也就是说,配第在抽象出货币积累之后,对于如何增强英国的国力并没有继续展开,似乎这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否定配第对国家治理的探讨。下面我们进一步探讨他的国家理论的现代化内涵。

   配第的长子谢尔本(Shelborne)在把《政治算术》一书献给当时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时说,这本书是以算术的法则来论证统治的事务和人民的幸福、公共福祉等事项的。确如其子所言,配第将算术方法运用于国家政治当中,其目的在于探讨如何提升英国的国力,进而称霸欧洲,为英国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面临着以下诸多不利的状况:一是土地地租普遍下降,整个王国日趋贫困;二是金银缺乏;三是就业困难,职业稀少,产业衰退;四是人口少,但赋税繁重;五是新增的殖民地成为负担,苏格兰成为累赘;六是和荷兰、法国相比,英国的发展处于乏力的状态,是被超越的对象;七是英国的教会和国家处于衰退的境地。面对这些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问题,配第并没有像大多数英国人那样担忧和害怕,而是通过分析和比较荷兰、法国和英国的经济社会条件,认为“一个领土小而且人口少的小国,由于它的位置、产业和政策优越,在财富和力量方面,可以同人口远为众多、领土远为辽阔的国家相抗衡。”⑤他认为英国和法国、荷兰相比,一方面,虽然在人口的自然数量上落后,但是在社会数量即能够创造财富的人口数量上占优势;另一方面,虽然在土地的面积上处于弱势,但是在单位面积土地所能提供的产物数量上却又是占优势的。结合这些天然有利的条件,特别是航海和水运方面的优势,配第认为英国可以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增强国力,如赋税制度、银行制度、不动产登记制度、法律措施和宗教措施等等,其最终目的在于振兴产业,获得更多的货币,提升英国国力。

   由以上论述,我们可以获知配第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认知: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在于提升国力,特别是以金银等货币形式存在的经济力量,但是由于受重商主义的影响,配第把国力的提升简单地等同于货币的增加,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介不在于现成的土地、人口等自然因素,而在于社会因素,即土地的产出量和劳动人口的生产量等因素。这一点是配第作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重大贡献,尽管他还存留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残余,但因为他把国力的构成因素从外在于主体的土地和人口因素,收回到了主体自身内部的能力一端,而突显了他的国家治理理论的现代性向度。这一点对马克思创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颇有启发的,比如马克思把社会存在理解为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生产方式等三因素,而生产方式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最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在于制定与国情相符合的政策,从而解放个体的劳动能力,激发个体的积极性,从而为从多方面、多途径增加国家的财富创造有利条件。显然,在这一点上,配第把国家财富的增加等于人民福祉的增加是一种错觉,或者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罢了。

   与17世纪以配第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处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早期不同,18世纪的斯密却是处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即产业革命前夜,所以他们所面临的时代任务和国家境况不可同日而语。虽然他们研究国家的主题都是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但是二者的研究进路和研究方法显然不是一个时代的。正如马克思所言,斯密所采取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对于构建他的经济学体系来说是正确的,而配第由具体到抽象的方法只是这一科学方法的前奏罢了,并不能达致对现代国家本质的科学认识。一方面,与配第从带有偶然性的国家自然地理条件出发来阐述国家的各项政策不同,斯密则是从人内在的生产本能和交换本能出发来探究增进国家财富的真正原因,从这一点来说,斯密的国家理论体系在逻辑上更具现代性;另一方面,斯密从单纯的规定性开始,最后终结于具有各种规定性的具体总体,即从分工论开始向资本积累论上升,进而逐步展开自己的经济理论(第一、第二编),接着是以作为理念的市民社会的经济状况为基准,讨论了致使欧洲出现扭曲的产业结构的历史、政策和学说(第三、第四编),在第五编论述了国民财富的使用方式,即拿出一部分剩余生产物作为市民国家的财源,用于国防、治安和公共事业,以此保护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安全等。简言之,斯密的体系是“市民社会的理论(第一、第二编)——史论(第三编)——时论(第四编)——市民国家理论(第五编)。”⑥这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一旦劳动、分工、需要和交换价值等范畴被抽象出来,进而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其实指的就是斯密。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认为斯密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他主张自由经济活动而减少政府的干预,这样便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从而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其基本逻辑是,与配第把财富置于流通领域不同,他把财富从流通中解放出来,放在生产中来理解,由此从分工开始,描绘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再生产的不断上升的过程。换言之,斯密从抽象范畴出发,即从分工和交换出发来探讨增进国家财富的真正原因,展开了一个从分工劳动到市民国家的理论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是被悬置的,即政府有所不为的向度,而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社会分工和等价交换的市民社会原则。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毋庸赘述。二是在进入《国富论》的第五编时,即探讨国民财富的使用方式时,国家的角色被突显了出来,即作为守夜人的作用受到了特别的强调。在斯密的眼里,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既要保证公共事业的运行,又要保障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安全等等。事实上,现代国家与古代国家的区别即是在于此,即能否把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放在国家普遍利益之中。所以,斯密特别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义在于市民社会将一部分利益让渡给国家的普遍利益,那么国家的本质便在于保障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在这里,国家不具有最高的地位,它是为市民社会的所有权和安全提供服务和保障的。正如斯密所言:“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须为公共安全而付与君主以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⑦在他看来,只有在受到政府保护的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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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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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2021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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