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读书要兼及精神与物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02 次 更新时间:2022-01-11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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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 (进入专栏)  


各种“阅读学”方面的书籍,比如,讨论阅读起源、阅读意志、阅读目标、阅读心境,阅读方法、阅读品质等,在我看来,意义不大,还不如读一本有关书的书。了解古今中外有关纸张、印刷、书籍、古书版本、历代藏书、现代的报刊以及图书馆的知识,对养成读书习惯有好处。如果你有意收藏某些方面的书,但是觉得古籍书里上等的书太贵了,收藏现代书也行,有一点收藏你就会读出味儿来。其实,藏书是读书的一个诱饵。有一个意大利的哲学家艾柯,他有一本小说后来改编为电影,叫《玫瑰的名字》。还有另外的一个法国的电影导演让-克洛德·卡里埃尔,他拍过《布拉格之恋》。这两个人,一个是哲学家,一个是电影人,两个人都喜欢古书,而且对于书籍对人类文明的促进有很好的理解。他们都看到了当下书籍所面临的命运,就是在网络时代,纸本书还有没有未来?两个人合写了一本书,那本书的第一部分叫“书永远不死”。他们说的是纸本书还有未来,他们不相信电子书能够取代纸本书。这本书在台湾和香港都出版了,因此我希望大家了解一点物质形态的书。

我们谈读书,通常认为书是一种精神文明,但也是一种物质文化。今天在大学里面讲物质文化的主要是人类学系、历史系、工艺美院等等,谈物质文化、谈日常生活、谈城市社会,是历史学演进的一个新的方向。我关心的是历史上和现实中跟我们衣食住行有关系的那些物品,它是如何产生的,怎样流通的,又是如何消费的。探究这些材料、工艺、科技、风格的形成,以及这些工艺、风格背后的价值观、审美观,这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问题,物质背后是有精神的。而今天的书籍,大家一听就是精神,如果你从物质入手反过来考虑,会很有趣味。

普通的读者,请看一下这三本书,《满满的书页》、《书籍的历史》、《印刷书的诞生》。《满满的书页》是引进的,印得非常漂亮,讲的是在人类文明中,书籍在不同阶段发展的历史,主要讲的是国外的,不是讲中国的。《书籍的历史》稍微复杂一点,有比较多的历史资料。《印刷书的诞生》这本书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是一个法国的年鉴学派著名历史学家和一个图书馆的馆长两个人合写的一本书,是新史学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它力图把做考证的和做分析的综合在一起,谈的是书籍的社会史、书籍的文化史,从材料、技术、生产、流通以及地理学、做生意的办法来讨论书籍,目的就是要论证书籍对于整个文明到底有多大作用。

其实中华文明更是如此。你不理解书籍的产生、书籍的流通、书籍的扩散和书籍的变化,就不太好了解唐宋以后整个文明的发展。

中国人谈印刷书,有一本晚清的《书林清话》,它是谈出版史、造纸、印刷;还有一本是宋原放退休以后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做得很好,他带领很多人把前面的出版史料再重新整理,从古代到现代,涉及物质形态、文化层面、政治控制等方面的史料,所以我们研究的话会用这套书。更早的著作有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这些书对专业研究有意义。

说到这里,我想表达的是,有一定书籍的知识,会对你的阅读有好处。我从一个文学家的角度来看,文学是一种精神,但是文学也有物质性。我理解的文学的物质性分为三个层面:作家的生活趣味、文学的生产方式、作品中对于“物”的关注。文学的生产方式包括:作为文字载体的报刊、书籍,作为生产者的报社、出版社,以及作为流通环节的书店、图书馆等。

最近二十年,整个文学史的研究,不止把文学当文本,而且强调这些文学是怎样生产出来的?生产、流通过程中,物质如何介入到这里面来,让你回到那个历史生产的情境。比如明清的小说,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江南的出版业如何影响了明清的文化?我们今天谈近代的文学和文化兴起,肯定也必须从报刊的引进、出版的变化说起。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商业性的、你意想不到的行为——拍卖导致了很多人读书。搞收藏的人读书有一个很世俗的考虑,我要确定这幅字值不值钱,然后推动这个人周边的环境,最后养成业余的读书习惯,这也挺好的。大众的拍卖也好,真正的上等书的拍卖也好,这样的行为也是在普及知识,他必须查阅各种各样的资料去确定这幅字我买不买,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切实的读书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你们想象不到的情况是,今天收破烂的行业对文学的贡献。有一个生动的故事,钱钟书先生去世以后,杨绛先生处理他们的书信,有的人就专门等着,把他们的碎纸片全部买回去。好多人已经明确意识到今天这已经是一个很商业性的行为了,收集古书、现代书、现代人的书札。

作为学者,我关注这个事情是希望我的学生们都能看到原来旧的书和刊,因为旧的书和刊不仅是一个物质,也带了很多历史的信息,你亲手触摸那些历史书刊,对你的学术研究会有很好的感觉和帮助,因为大部分晚清以后的作品都是在报纸、杂志上登出来,然后再结集出版,而原来登载的报纸和杂志本身涵盖的历史信息值得关注。

当然还有一个必须关注的就是书籍本身的趣味。我不想谈太多专业性的问题,我想谈的是鲁迅对书籍的兴趣,以及对书籍装帧的兴趣。鲁迅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毛边党”。什么是“毛边党”?就是书不切,然后你每读一页,用刀子切一下,夹到这边,再读一页,再切一下,读完了这本书就切完了,所以这本书你读没读过,一看就知道。而这个阅读趣味在现代社会里面已经逐渐被遗忘了。但是有些人还是有这样的趣味。其实我的书、好多文人出版的书都保留100本不切边的,有的是自己保留送人,有的是孔夫子网拿来拍卖,因为国内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批人固定的专门收藏毛边书,这是自己的乐趣。真正能把书当作把玩的工艺品或艺术品来看,这是洋装书出来以后才有的事情。

今天的中国人阅读,除了你是做专门的研究,一般情况下你读的都是洋装书。洋装书出来以后有另外一种美感,和宋元的书不一样。宋元的书里面印得很漂亮,但封面很简单,就一个贴签贴上去,因为它的纸张没办法印刷更复杂的图案。而洋装书不一样,因为它可以用各种设计的办法来完成这个封面的美感。这种艺术是晚清以后才在中国开始兴起的,这种艺术不仅是一门工艺,也是一种审美。

在我看来,中国书籍装帧的黄金时代,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大量的文人雅士自己做书、自己做封面,鲁迅如此,后面的一些诗人、画家、小说家,如陶元庆、闻一多等等,都介入到封面设计里面来。而且,那个时候的封面设计个性化很强,都是手工制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纸张困难了,就没办法再讲究了。50年代以后有一个特殊的情况,装帧职业化了,有一批装帧设计家,他们的任务就是做图书装帧,而文人已经不再自己做封面了。装帧设计职业化以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设计者一年要设计很多封面,不可能每本书都读过后再认真设计。以前作者自己做封面,知道这本书要表达什么,怎样能用最恰当的纸张、字体、版式、封面来呈现,而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作者能够达到这一步。我们都职业化了,职业化的结果就是大量的装帧设计家、大量的重复。除了书以外,杂志也是如此。大家关心书、关心刊、关心报纸,不只是看它的内容,也考虑它的纸张、版式、装帧以及手感,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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