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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胜亮 胡江华:新时代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困境和路径选择

更新时间:2021-12-08 09:37:12
作者: 曹胜亮   胡江华  

   摘 要: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在转变治理理念、建构理论、治理模式、具体运行方式和制度规范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理论上由于强调与偏向于借鉴西方社会治理理论而对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研究稍显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陷入了本土特色不够鲜明、理论内涵不够丰富、应对具体治理问题不够有力等理论困境。基于新时代特殊的国情社情为逻辑起点,在厘清、甄辨西方社会治理理论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路径选择在于: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价值指引,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政治坐标,以提高民生水平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总体要求,以社会治理法治化作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基本路径,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结构与社会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 新时代; 社会组织; 社会治理; 共建共治共享; 西方社会组织理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得到了深入的发展,但同时中国社会也处于急剧的改革转型过程之中,其社会结构、社会生态、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均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进入新时代,伴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现阶段社会利益关系的复杂化、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社会利益矛盾的多样化的样态逐渐凸显,展现出社会管理体制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中国面临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使命,传统意义自上而下的社会管控和社会管理、单一封闭的社会管理模式,正逐渐向现代意义的多元主体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过渡,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创新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成为深化我国国家治理改革的重大命题。

  

   新时期的社会组织正逐渐摆脱了在社会治理中被动参与的处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强烈创造活力。社会组织是承担社会治理责任的重要主体和依托,社会组织能充分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推动了新时代社会治理格局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工作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新时代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质上就是社会共同体主动且成功对现代社会治理理论和规律的创新、发展、探寻的过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市民社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总结出了一些西方社会治理的特点和规律性经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治理理论和治理体系,这也成为了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渊源,对推进中国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上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是,随着我国世情、国情和社情的变化,社会治理在理论指引上显示出本土特色不够鲜明、理论内涵不够丰富、应对具体问题不够有力等问题,由于中国与西方关于社会治理的理念并不完全处于同一话语体系内,西方的社会治理经验无法完全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社会多元化治理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抓住了中国新时代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规律,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根本坐标,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总体要求。因此,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中国基本国情,厘清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流派和治理理念,分辨中西方社会治理理论语境的联系和差异,分析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理论定位、逻辑框架、战略方向及运用价值,对于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水平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 中西语境下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甄辨

  

   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理论,并在我国社会治理能力拓展和提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域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理论在面对国家治理问题时,从最初的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制衡对立到社会组织的全部意义,只被限定于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上反对国家,再到现代的协同合作治理,成为除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产生了较为完备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形成了社会组织理论上的西方话语体系。西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从政治学意义上界定社会组织,强调的是社会组织的“公民性”,即社会组织主要是由那些保护公民权利和公民政治参与的民间组织构成;另一类是从社会学意义上界定社会组织,强调的是社会组织的“中间性”,即社会组织是介于国家和企业之间的中间领域。在这两个领域内,几种较为公认的理论包括:美国经济学家伯顿·韦斯布罗德提出的政府失灵理论;美国经济学家亨利·汉斯曼提出的合约失灵理论;美国公共政策学者、非营利组织研究专家莱斯特·萨拉蒙提出的第三方管理理论;吉德伦·克莱默和莱斯特·萨拉蒙等人提出的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的类型学理论;罗伯特·伍思努提出的国家、市场和志愿部的相互依赖理论。本文试图从政府和公民社会的角度来厘清和甄别西方较为典型的社会组织理论,包括公民社会理论、契约主义理论、法团主义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等。这些理论在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初期,引导了我国社会治理理论的萌芽和构建,逐渐在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面向我国新时代社会治理所提出的要求,对其是否适应我国社会发展日臻完善的需要,必须得到进一步的甄别和考量。

  

   (一) 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理论

  

   市场是一种高效的配置资源的运行机制,但市场会出现失灵的状况。一般情况下,此时政府会发挥其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但是在一些公共问题上,由于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具有局限性,因为也会出现政府失灵。在伯顿·韦斯布罗德和亨利·汉斯曼看来,消费者对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的需求,会因不同民众、不同地区等因素产生异质性,他们对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不满意,因此在私人市场上做出了社会无效率的选择,这就为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生存空间。这一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基于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从分析范式来看,采用的是传统经济学领域的需求—供给策略,主要从功能上论证非营利组织的存在价值[1]。由于该理论主要论证西方福利国家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合理性,而当前我们还未能达到福利国家的发展水平,因此不完全适合当前中国的国情。

  

   (二) 法团主义理论

  

   法团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政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量有限的代表种种职能利益的垄断组织与国家机构就公共政策的产生进行讨价还价。为换取有利的政策,利益组织的领导人应允通过提供其成员的合作来实现政策”[2]。有人认为,法团主义出现的条件和中国由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具备的条件有高度的契合性,主张由国家主导、社会组织和政府讨价还价,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既能够管控社会组织又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但是“法团主义作为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工具,关键在于它捕捉到在利益中介结构中国家占据相对强势的主导地位,具体强度可因具体社会情境而变化,法团主义可与多种政体形式相联系,社会法团主义要求以充分发展的多元主义格局社会为基础,但国家法团主义却可为威权政体所用。这两点是此理论工具被用以分析中国社会组织的基础。”[3]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尽管国家法团主义能够为威权政体所用,而且是以多元格局为基础的社会;另一方面,在可能预设现实的制度安排下的法团主义会存在利益团体,这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再则,法团主义所重视的国家权力和意志的主导性,在我国现阶段的实践中可能会成为提高社会能动性及参与度的障碍,这与我们提倡大力发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目标不一致。

  

   (三) 公民社会理论

  

   公民社会理论起源于面对国家出现低效问题时转而向公民社会寻求解决方法。该理论认为,位于国家与市场之外的各种社会组织应当具有独立性、自治性与自律性,国家应该减少对各种平等、独立、自由的社团组织及群体的限制,使其在社会问题的解决上发挥更大作用,构成多元社会对国家权力进行“社会的制衡”。公民社会理论还“强调社会与国家相对分离的二元性质,关注那些不能与国家混淆或不能被国家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4]。因为市民社会理论强调以社会组织的力量制约政府权力的民主性,发挥其决策影响与监督制衡作用,所以该理论被学者们认为是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强有力的理论依据。但中国的社会组织还处于快速增长的不成熟阶段,中国社会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社会组织要想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以此来制衡政府的权力,这在现实社会中存在较大差距,所以该理论显然不适合指导我国现阶段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

  

   (四) 合作治理理论

  

   “合作治理是指由多个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正式的、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商议的、旨在制定或执行公共政策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5]从这个角度出发,首先,合作的双方是平等合作伙伴关系,这与政府权力过强过大而社会组织处于弱势有所区别;其次,双方基于共同的目标也采取一致的行动,这需要共同协商、决策、实施双方都参与其中,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再次,从公共治理维度而言,社会组织分享了政府的部分权力,因为社会组织可以在资源分配及服务相关内容等议题上与政府共同协商。而且合作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可以采用默许、邀请、授权或其他方式,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价和监督,共同实现对公共需要和社会矛盾的发现、型塑和回应。”[6]现阶段,我国运用合作治理理论较为广泛,但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一方面,政府拥有的资源往往大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自身能力较弱,双方平等的伙伴关系难以建立;另一方面,实际运用的前提在于能够对双方合作的基础做出精确的量化评估,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才可以在公共服务上达成目标,这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不少困难。因此,当前社会组织自身的地位和服务社会的能力也影响双方合作目标的实现。

  

   (五) 契约主义理论

  

如果说无政府状态下为了获得安全,公民让渡一部分权利给国家达成一种契约,体现的是国家和公民的权利关系的话,那么契约主义理论将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作是“卖家”和“买家”的市场交易关系,它主张运用市场机制提供公共服务。对于政府而言,主要为社会组织提供购买性服务,在选择什么样的社会组织购买上,引入了竞争机制,并且在运行过程中提供良好的管理服务,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形成开放的公共服务市场,并且监管公共服务质量。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必须具备完备的资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能力、良好的社会美誉度和公信力,并且就服务的内容、质量以及资金的使用等等需要接受来自政府和社会的监督和评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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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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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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