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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振农:《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中国佛教发展的影响—

更新时间:2021-10-05 21:17:17
作者: 高振农  

  

   《六祖坛经》,亦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简称《坛经》,为禅宗六祖慧能所说,弟子法海集录。中国佛教著作被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佛教典籍中的特殊地位。《坛经》作为记述慧能一生得法传宗事迹和启导门徒言教的著述,由于内容丰富,文字通俗,特别是提出了许多新的佛教理论,因而受到僧徒们的重视与欢迎,对后来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坛经》的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也就是“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坛经·行由第一》)在慧能看来,世人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的,只是由于执著外界的境物,受妄念的覆盖,才不得明朗。这就像日月本来是明亮的一样,只是由于浮云的遮障,才上明下暗,无法得到充分的显露。一旦风吹云散,森罗万象,一时皆现。为此,《坛经》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定慧第四》的修行法门。《坛经》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又说:“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慧能在《坛经》中还以自己得法的经历来加以证明:“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坛经·般若第二》)

   《坛经》还发挥唯心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坛经》又进一步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坛经·疑问第三》)

   《坛经》的这些思想,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后来禅宗的一切思想,可以说都是从《坛经》的这些思想引申扩充而来。关于这一点,几乎是近代以来所有的佛教学者所达成的共识。

   但是,《坛经》中还有一种人间佛教思想,它突出地体现在“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坛经·般若第二》)这四句偈语中。这四句偈语,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佛法与世间的关系。它告诉人们,佛陀是在人世间出生的,也是在人世间觉悟成佛,又在人世间说法度生,最后在人世间寂灭的。因此,佛法来源于人世间,服务于人世间,人们要想学佛、成佛,必须在人世间去追求,如果离开人世间去追求菩提、涅槃,要想证得佛果,那必将一事无成。

   《坛经》中的这种人间佛教思想,不仅影响到后来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到整个佛教的发展,而且也影响到近代佛教乃至当代佛教的发展。本文仅就《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历代佛教的影响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一、对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对其后禅宗南宗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是巨大的。这表现在慧能以来的一些禅师,特别强调在世俗生活中求觉悟。他们继承了道信、弘忍所创立的坐(坐禅)作(劳作)并重的禅风,并加以发挥。认为修行者不一定一天到晚在寺院中坐禅才是修行,而是在禅学理论指导下的全部日常生活,包括行、住、卧,以及全部活动,包括身、口、意种种活动都可看作是修禅。这种把禅贯穿于日常的全部活动的禅风,到了慧能弟子神会时,又有了新的发展。表现在神会追随慧能的数十年中,都是一面劳动,一面学习佛教经论。所谓“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是他将修禅贯穿于日常生活中的写照。同时,神会也与当时的官僚们过往甚密,上至张锐、房琯等宰相,下至无名的司马县吏,他都有所交往。在南阳有太守王弼,请其入洛阳的有兵部待郎宋鼎。特别是与侍御史王维,交谊深厚。慧能圆寂后,神会曾托王维为慧能树碑立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慧能在禅宗中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神会还曾在安史之乱中,帮助郭子仪设坛度僧,向被度者收取香油钱以充年饷,从而对唐帝室立于功,赢得了唐肃宗,特别是代宗的好感与信赖,由此导致了唐王朝对于禅宗南宗的支持,使得后来禅宗南宗获得很大的发展。

   其后,禅宗南宗的势力日益强盛,远远超过佛教其他各宗派,同时又发展成为五家七宗。这五家七宗的禅学思想,后来各向一方面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特色。但是,《坛经》中的人间佛教思想,却一直为禅宗各派所继承和发扬。例如,历代禅师,无论是哪一家、哪一派的,一方面都发扬农禅并重的优良传统,践行百丈禅师开创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风,广泛开展植树造林、造桥修路、保护文物以及救济贫病等慈善事业。另一方面,又都主动靠拢宫廷、官府,为他们出谋献策,维护社会的安定。历史上有许多禅师出入宫廷,成为“帝师”,也有许多禅师生前获得殊荣,死后得到帝王的赐谥。所有这些,可以说都是践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结果。

   二、《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对近代佛教的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界十分重视对《坛经》中人间佛教思想的践行和弘扬。

   1929年4月于上海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是全国性的佛教组织,从它成立那天起,就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规定其宗旨是“联合全国佛教徒,实现大乘救世精神,弘宣佛教,利益群众。”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佛教会在理事长圆瑛法师的领导下,号召全国佛教徒,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同时成立中国佛教灾区救护团,组织了有青年僧侣百余人参加的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开展救护伤员和救济难民的工作。这个救护队在“八·一三”沪战期间,奉令驰往前线救护伤员和难民,先后达一万余人。此外,中国佛教会还先后在武汉、宁波等地组织了僧侣救护队。如以海镜法师为首的由湖北四众弟子组织的僧侣救护队,共有120余人,编为4个大队、12个小分队,在武汉一带救护了大批伤员和难民。与此同时,中国佛教会还在上海等地,分别建立了一批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救济难民,救护抗日战士。1938年春,中国佛教会运动员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约200余人,组织了僧侣掩埋队,专事掩埋上海郊区战场上的尸体。曾先后两次在大场、江湾、蕴藻浜、吴淞、宝山、罗店、广福等地战区,掩埋尸体6000余具。其后又奔赴沪宁线昆山、常熟、苏州、无锡等地战区,掩埋尸体4000余具。

   在此期间,理事长圆瑛法师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僧侣救护队,特地偕其弟子明旸法师于1937年10月和1938年冬两次赴南洋各地筹募经费,取得巨大成功。为此,圆瑛法师于1939年10月在圆明讲堂被日本宪兵逮捕,解送南京宪兵司令部拷讯,约一月,始释放回沪。

   由此可见,圆瑛法师领导的中国佛教会,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为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代上海佛教界人士,在人间佛教思想的熏陶下,还举办了不少慈善事业,包括对孤儿的教养,为贫病者治病,对贫民、难民的救济等等。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佛教慈幼院、上海佛化医院、佛教医院、佛光疗养院、慈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上海佛教同仁会、上海佛教火葬场、上海佛教公墓等。其中仅上海佛教同仁会,历年所办的慈善事业就有:办理施粥票、赈济灾区难民、对市内火灾居民临时救济、收容外地来沪难民、对日军封锁区难民进行救济、冬季施送棉衣、设立施诊所为贫病者施医给药等。其他各佛教寺院和团体所办类似这样的慈善事业,为数亦不少。

   以上这些慈善事业的创办,可以说都是推行人间佛教思想的体现。

   除了上面提到的圆瑛法师外,在中国近代还有许多佛教高僧大德,以人间佛教思想作指导,发扬爱国爱教的精神,为国家和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其中主要有:

   爱国诗僧敬安老和尚,曾撰有“我虽学佛未忘世”,“国仇未报老僧羞”的爱国诗句,启发佛教四众弟子,弘法利生,爱国爱教。

   爱国高僧宗仰法师,当年曾在日本以巨款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平时又常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宣传爱国反帝,启迪民心。

   弘一法师出家后,把弘扬佛教和抗日救国结合起来,提出了“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的口号,启发僧徒积极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

   应慈老法师一生爱国爱教,认为佛教徒“当国家清平之时,自应隐逸清修,一旦有事,仍当作狮子奋迅以赴”。其爱国救民之心,为世称颂。

   近代高僧中明确地将《坛经》中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两句偈语,概括为人间佛教思想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在他的《佛教与人生》一文中,号召人们要“将佛法应用到日常生活上去”。他告诉人们:“六祖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金刚经》说:‘如来说一切法都是佛法’。故从来高僧大德,几莫不有勖勉众生,要向应缘接物的日用生活上去觅佛法利益的。”(《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三编《真现实论宗用论》第953页)这里,太虚法师对《坛经》中的两句偈语作了通俗的解说,要求学佛者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求佛法、学习佛法。

   太虚法师一生撰著了不少有关提倡和弘扬人间佛教思想的论文,如《佛教与人生》、《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论》等等。但明确地提出“人间佛教”这个概念并对之作详尽解释的,则是他于1933年在汉口市商会所作的题为《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的一篇讲演。?他在这篇讲演中,对什么是人间佛教、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教作了清楚的阐述。他在讲演的一开头就开宗明义地说:“人间佛教,是表明并非教人离开人类去做神做鬼,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里去做和尚的佛教,乃是以佛教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因此,他主张今后的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要专门去进行死后问题的探讨。应该着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至于怎样建设人间佛教,他认为首先要“从普通一般人的思想中建设起来”。因为中国人民历来把佛教看作是“神异的”、“闲隐的”、“朽弃的”,这样就把佛教的真相蒙蔽起来了。因此,“若要佛教真精神表现出来,须将神怪等等的烟幕揭破,然后才可见到发达人生的佛教真相。”他特别指出:“佛、菩萨不是鬼神,普通人信佛、菩萨,以为是同鬼神一样的,这是大大错误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佛”是“觉者”的意思,“故佛非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亦非宇宙万有的主宰者,乃是宇宙万有实事真理的觉悟者;将佛亲自所觉悟的道理,如实说出来,而使人也依之去行,便是佛教。”“菩萨”也不是普通人所认为的“偶像”,而是“求觉的有情众生,即随佛修学,立志成佛的佛弟子”。所以,“佛是使人觉悟而趋向光明的指导者”。(《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支论》第431-435页)在这里,太虚法师把人间佛教思想阐释得最清楚不过了。它启导人们:一个人觉悟了佛法原理,把佛教作为思想信仰的中心,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实行救世救人,建设人类的新道德、新秩序,从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乐,这就是人间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

   太虚法师提倡人间佛教思想,发挥人间佛教思想的义理,其根据就是《坛经》中的两句偈语。所以他在这篇讲演中总结性地说:“佛法不离世间法。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若能如此学佛,方称为真正学佛。”(同上第437页)

   太虚法师所提倡的人间佛教思想,在40年代曾风行一时。1934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海潮音》月刊上,特地刊出“人间佛教号”专辑,发表了有关人间佛教的论文18篇,把当时佛教界开展的人间佛教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

   正是由于人间佛教思想在近代曾风行一时,因此佛教在近代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新兴寺庙众多,同时出现了许多新兴的佛教组织和团体,如佛教会、居士林、净业社、佛教青年会、佛经流通处和佛学书局等。

(二)佛教文化获得了迅速发展,表现在大藏经的印刷和佛学辞书的编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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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六祖慧能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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