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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竞昊 汤声涛:明清至民国时期济宁宗教文化探析

更新时间:2021-08-15 11:02:15
作者: 孙竞昊   汤声涛  

   摘要:

   济宁曾是著名的运河城市,其多元、理性、富有活力的宗教文化景观引人瞩目。明清时期,大运河所推动的商业化、城市化也塑造了开放、包容、高端的城市环境和社会风气,既促进了济宁当地精神文化和正规宗教的繁荣,也排拒了极端或偏狭的异端教门和秘密会社,这样的型态在北方发达的运河城市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开埠以来,这种优良的氛围和旨趣亦推动济宁适应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表现较为明显的是西学、西教在当地比较平顺的传播,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并不常见。

   关键词:济宁;城市性;大运河;宗教文化;内地;

  

   在帝制时期,广大内地的思想、宗教信仰以及习俗惯例通常被视为保守、封闭,这种特点或者强化正统的意识形态,或者激发异端的宗教转向,乡村地区尤为如此。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不断新陈代谢,内地缓慢因应西方现代化的同时,也在顽韧抵制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渗透,这似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山东西部的文化与宗教情形大致符合这样的特色,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一系列严重的教案以及随后的义和团运动,都促使其成为仇外或排外主义的温床。1

   然而,位于鲁西南的运河城市济宁及周边地区却表现出其独特性。明清时期的济宁滋养着多种宗教活动、仪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信仰世界,却排拒秘密会社等旁门左道,这在运河沿岸一些城市性发达的地方具有某种普遍性,区别于广大的北方内地——商业化、城市化程度低的城乡。而且,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与多数北方内陆腹地的态势不同,济宁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明的接纳和适应比较平顺。这种独特性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展现出来的?源自哪些因素?笔者首先回溯明清时期,也即中国融入西方物质和文化力量所主导的世界近现代历史潮流大背景之前的济宁的宗教文化概况,然后探讨开埠以来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教在大济宁地区如何传播,以及济宁何以如此特别。

   一明清时期运河商埠开放环境里的文化包容性格与繁荣气象

   明朝中叶以前,山东西部作为施坚雅所说的“华北大区”的西南部分,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平原农业区,商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较低。永乐年间在中国东部重修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于是在华北平原上沿着这条帝国运输生命线逐步形成一条商业化的走廊,并进而带动了城市化。随着明朝中叶大运河引导的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济宁由一个普通的行政中心(州治)发展成港埠都市,独特的都市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济宁坐落于运河的南、北中间地带,商品、机构、人力资源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汇集和交换。2不但有新来的“侨寓”成为定居人口,而且作为流动人口的大量外乡人来到济宁充当贩夫走卒、码头搬运工以及在城墙内外做各种体力劳动的短工。1859年的道光州志写道:“济当河漕要害之重,江淮百货走集,多商贾,民竞刀锥趋末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郊野之氓。”3他们大都可称为“运河居民”,即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或服务于运河运输和贸易。许檀估计,明末济宁城区和城郊每年大约活动着四五十万流动人口。4这种史无前例的商业化与城市化过程重新塑造了地方的经济导向和文化性格。

   在塑造济宁城市文化的过程中,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士人精英相对自由的性格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济宁毗邻孔子故里曲阜和孟子故里邹县,处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地区,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研习儒学经典在济宁的主流知识和文化传统中至为重要。5这一传统体现在一代代科考及第的济宁人身上。6因此,济宁长期存在一个强大的地方士绅阶层;7而且不少济宁士绅家族有从事货殖的传统,如清朝中后期由孙家经营的著名的“玉堂酱园”。清初河道总督靳辅在一块碑刻中自豪地回顾了儒学在济宁“圣贤教泽渐被而涵濡之”的悠久历史,同时担忧儒学的精神遗产将因为当时城市生活的商业化“义利之辨不明”而丢失。8早在明万历年间,1596年的《兖州府志》的编纂者就对传统淳朴民风的消损表示担忧:“济宁在南北之冲,江、淮、吴、越之货毕集其中,一明都也。”“江淮货币、百货会集。其民务为生殖,仰机利而食,不事耕桑。”9

   晚明弥漫的儒家信仰危机为时人所切身感受,也被现代学人广为讨论。黄仁宇剖析了那个思想缤纷时空里李贽的职业生涯和思想的特性,把他称为“自相冲突的哲学家”。10卜正民深入讨论了在明中后期的商业世界面前,士绅价值观的混乱;这个商业世界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财富和其他乐趣。11济宁的相关历史文献,既印证了北方人恪守传统的保守态度,也反映了商业化风习的浸润,特别是活泼的南方因素。这种矛盾也反映了济宁士绅内心的纠结和调适,即将“北方”和“南方”的精神融合起来的企图。他们在称颂有经学造诣的鸿儒先贤的同时,更推崇当地文学艺术表现风格上的自由精神,正如1673年的康熙州志回溯当地文化轨迹所称:“任城为国,为郡县,名贤踵续,历三代后又千有余年。艺文断自李、杜,然皆客游兹土。”?12从历史上看,李白放浪不羁的生活方式和诗歌确实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原则。13

   这种“艺文”风格将济宁与以曲阜为传统象征的山东文化区别开来。济宁士绅学者似乎意识到济宁处在曲阜的阴影下。然而,好像在济宁士绅的心目中,对孔子和李白的尊崇并非截然对立:两位“名贤”代表着不同的精神、文化方面和层面。济宁的名人中既有文质彬彬的儒家学者,也有标新立异的文学才子。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自由浪漫气质,通过流行的礼仪渗透,进而塑造了平民的日常行为。在济宁,即使白丁也表现出闲雅从容的风度,衣着、谈吐、举止十分考究。14

   精英群落中洋溢的兼容、自由的风格主导了地方文化的旨归。济宁经济鼎盛时期,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齐头并进。这种地方文化风气有力地推动了济宁及邻近地区生机勃勃的大众文化和生活方式。15正是宽松、平和的士气民风,加之富足的物质基础,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地方神灵都得到普通民众以及精英们的广泛崇拜,而这种盛况在北方地区较为突出。值得注意的是宗教文化高涨的场景与高度商业化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16济宁城内外的风景、宗教或文化地点都有商业印记。济宁“八景”之一的王母阁,是本地第三大庙会的场地。17国内一些学者用“大运河文化”一词来描述山东西部运河城市的多元文化特征。18在运河区域,本土和外来文化元素碰撞、竞争和融合,沿着运道的各个地域形成了具有相通性的混融文化。鉴于地处南北运河路线上的居中位置,济宁对外来文化高度开放。与其他北方运河城镇一样,济宁将自身历史遗产与外部的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多元的城市文化。其中,来自江南的元素在构建济宁的地方认同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其城市化程度之高,也颇似江南城市文化。19概言之,在空间景观、消费时尚、生活习惯、知识审美、价值认同等诸方面,济宁从明中期以来表现出异于传统北方城市的一种“江南特征”,难怪有“江北小苏州”之称。这种江南色彩的城市文化特征同样体现在宗教领域里。

   二明清时期济宁城市的精神气质与大众信仰

   在集中商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日常生活的变革,引发思想领域的激荡,从而推动了济宁民间信仰的发展。本土与外来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新、旧实践的互相碰撞,增加了当地文化的复杂性和活力,衍生出一种富有个性的城市文化气氛,并充分地体现在宗教繁荣上。济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地方认同与山东西部以及北方广大地区的一般状态区别显著。一般说来,北方地区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远低于江南,与正统的儒家价值观和等级制度20抑或非正统信仰和实践更为密切相关。21

   (一)大众心理与宗教文化的语境

   与大多数北方精英不同,一些济宁士绅虽然倾向于通过视其家乡为“圣贤之地”来对大众文化施加影响,但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商业和通信对城市习俗与城市居民思维方式的影响,而且如上所述,不少精英家族本身就经营工商业。对附近地区的民众而言,济宁人像南方生意人一样聪明和世故,与鲁人简单朴素的一般印象完全不符。22

   道光年间的济宁知州徐宗干将当地民众信仰描述为具有南方倾向:“查济州毗连南省,民俗素好淫祀。”23以运河为载体的思想交流和由此形成的包容氛围,有利于佛教、道教和其他宗教得到广泛认可,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济宁,其他一些北方运河城镇亦然,但在济宁尤为突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许多教派和民间神祇都被精英和平民广泛地祭拜。佛寺、道观、清真寺等宗教场所不仅是城镇居民聚集的公共空间,还吸引了来自周边村庄甚至远方的朝拜者。这种丰富多彩、斑驳陆离的信仰文化契合运河沿线流动人口的复杂混合状况。

   从政府的角度看,明廷、清廷均重视宗教仪式和教育在基层民众生活中的作用。一方面,地方政府主持定期的祭祀仪式,士绅积极参与这项炫耀身份的公共活动,皇权与绅权的纽带加紧了。同时,官方通常不干预社会上流行的宗教习俗,其实也无法从根本上塑造大众的信仰世界。一般而言,政府对非儒家信仰并不严苛,而且往往容忍新的外来宗教,况且,不少官员本身就是宗教信徒,或对若干特定宗教有好感。

   (二)宗教与地方崇拜掠影

   在明清时期,佛教时常被士绅精英们视为与儒学并列。其中一个原因是佛教在所有阶级和阶层中获得了数量最多的皈依者,为士绅在地方社会宣传自己的权力提供了一个优越的舞台,这种权力与国家的利益和意愿又有所区隔。24康熙州志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当地方志,列出了清初济宁城内外近60所各类寺庙。25从方志和其他文献的记载可知,士绅精英广泛参与了捐赠、赞助、结社、聚会和仪式等佛教活动。26尽管儒家士大夫崇敬佛教是普遍状况,但济宁的富庶为佛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而当地知识界亦推动了其影响力。

   对佛教的盎然兴致是济宁士绅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明末著名的地方领袖郑与侨,在清初作为遗民为自己所著《见闻续记》一书写的序里,声明落笔于济宁的一座寺庙。不少士绅著文来维护或讴歌佛教。在清朝中期,著名的玉堂孙氏家族的第一位官宦孙扩图撰文捍卫佛教:“儒者不谈佛家轮回之说,为其惑人耳。岂有此理!固可必矣。即如文人学士,大都多系再来,笔墨、艺高、资性固各有远近,亦前生带来几分。即同一术业,忽分难易,岂非曾已习过乃能事半功倍耶。乍然为之,自然无分而甚难也。”27

   济宁有几座历史悠久的名刹,吸引了当地及周邻乃至远方的朝圣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根据晚明的记录,邻近的曲阜县没有佛教或道教的寺庙。28虽然曲阜作为孔子的家乡或可算作一个特例,但其较低的城市化水平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可能也难以维持多种宗教的全面发展。对比而言,可以说济宁的物质富庶和宽容气氛滋养了宗教的繁荣性和多样化。至1950年前后,历经近现代战乱动荡的济宁,依然有多所著名的佛寺、道观屹立于城内外。29

   城隍庙在济宁城市社会里非常重要。城隍庙建立于1369年,即明王朝建立的次年。它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历了修缮和重建,并在1928年北伐军的“反迷信”运动中终遭毁坏。30一篇回忆讲到1920年代的一场大规模的城隍出游,甚至吸引了来自邻县的游客。31也有为祭祀大运河和黄河而建的华丽寺祠,其中包括河神、运河神以及龙王神祇,突出和彰显了水利事务在当地生活中的重要性。32郑与侨观察到:“吾济四十年来,竞建庙宇。工艺辈,各窃其近似者祀之。”33另外,济宁民众喜欢宗祠,特别是士绅家族希望借此宣传他们的祖先起源。34这种情况表明了当地人对家庭背景以及精英特殊性的看重。许多流行宗教融合了宗教学说和折中的特点,如阴阳五行、当地传说、祖宗形象。因此,济宁有可观的职业和业余神职人员、占卜者和风水师,表现出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蓬勃活力。35

济宁信仰的多样性与文化、地域、民族背景的多元性相对应。例如,元明以降,伊斯兰教沿运河在山东西部迅速广泛传播,回族人口急剧增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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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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