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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世联:“文化工业”的概念化与问题化——重读《启蒙的辩证》

更新时间:2021-08-01 08:32:26
作者: 单世联 (进入专栏)  

   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炼了文化理性化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敏感到艺术的“灵韵”式微之后,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与提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在《启蒙的辩证》中率先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这本书的主题是启蒙/文明/历史的辩证法,它之所以成为文化工业理论的名著,在于两位作者所说的:“《文化工业》一章显示启蒙如何退缩到意识形态,尤其可见于电影和广播。就此而论,启蒙就存在于效果的计算以及生产和传播的科技。而意识形态自身的整个内容也只不过是把既存秩序和控制科技的权力予以偶像化。”[1]启蒙的辩证法包括了艺术/文化工业的辩证法,所谓“文化工业”,就是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生产的工业化。两位作者认为,当启蒙提供“普遍与特殊之间虚假的同一性”时,它采取了支配或欺骗的形式而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对世界的统治,对自我的统治,最后是“文化工业”对“内在自然”领域的统治。

  

   1、启蒙与神话的辩证

  

   “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y)这个概念首次出现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启蒙的辩证》一书中“文化工业,作为群众欺骗的启蒙”一章。此书1944年完成、1947年正式出版。数十年后,美国学者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还这样评论说:“对于那些不了解辩证法的英裔美国读者而言,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观点也有些危言耸听:他们希望通过读书得到启发,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套自以为是、关于社会与历史的总体性概括,间或点缀着对唐老鸭与维克多·马楚尔的无情嘲讽。《启蒙的辩证》最引人入胜,也最令人烦乱的一点,是我们永远也搞不清哪些陈述代表了作者的观点、哪此陈述又只是为烘托观点而存在的辩证游戏。事实上,《启蒙的辩证》与《尤利西斯》(Ulysses)或《荒原》(The Waste Land)一般,是典型的现代主义文本,其内存在着多种声音,有些只是不言而喻的谬论,而有些则是残酷凌厉的事实。阿多诺有句著名的格言,用来解释《启蒙的辩证》再合适不过:‘在弗洛伊德看来,夸张是唯一的真理。’”彼得斯还特意提醒读者,要小心对待“文化工业”一章:“《文化工业》是一个无比奇妙的文本,其内包孕的思想更是令人回味无穷。奇怪的是,人们总是将如此辩证、如此晦涩的文章视为简单粗暴或以偏盖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文风极富实验色彩,兼表意含蓄,往往给读者留下单色照片般的刻板印象,仿佛大众只是僵化的行尸走肉,除乖乖接受希特勒与好莱坞的联合统治外,一无是处。当然,读者的上述想法并非毫无道理,但具体的细节还须进一步争鸣与商榷。总之,《文化工业》将两种思路‘打包’递送给读者:一边是对权力统治的批判,另一边则是对自由的向往和期冀。”[2]学术界公认,这一部现代主义的理论文本以其多重意义、晦涩文风、夸张论述为特点,对之所作的任何一种简单的解释和总结都是错误的。

   在“启蒙的辩证”的众多理论资源中,韦伯的理性化论述最为重要。阿多诺高度评价韦伯的工作,认为韦伯“第一次把‘合理化’作为音乐社会学的至关重要的概念。他根据丰富的文献材料来论证,给当前音乐观念中盛行的非理性主义迎头痛击。尽管事实上没有在资产阶级的音乐领域引起重大注意。毫无疑问,音乐史展示了一种理性化的进步过程。”但与秉持“价值中立”的韦伯不同,阿多诺同时也指出:“合理化——与音乐资产阶级化的历史过程不可分离——仅仅再现了音乐的社会特征之一,正如合理性本身、启蒙,只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一个方面,甚至今天依旧以一种非理性、‘自然’的手段发展着。全球发展中,其中音乐分有合理性的进步过程,音乐同时总是残留着已经被放弃的或牺牲在理性祭坛之上的呐喊。这规定了音乐主要的社会对立,出于同样原因它也阐明了迄今那种推动音乐生产力的张力。”[3]阿多诺一方面承袭韦伯的思路,重建西方音乐理性化的具体过程,另一方面,他所做的又不是“价值中立”的描述,而试图对这一进程进行反思和批判。

   在前一方面,阿多诺在阐释现代作曲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时认为,通过十二音阶技法,勋伯格创造了一种组织材料的新观念,就像在前一个发展阶段通过调性观念对材料进行系统化编排一样。较之调性,十二音技法意味着“欧洲音乐理性化过程”和“去神话化”的重大进步:“事实也许是,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贝多芬的甚至是巴赫的那种庄严之作已经彻底被排斥了……音乐素材已经越来越明快和自由,永远从由泛音音列和调性和谐所指导的数的神话限制解放了出来。我们一度可以那么清晰地勾画出的被解放的人类形象,显然可被压制在今日的社会之内——这一形象挑战着这个社会的神话基础。但它永远不可能被遗忘和毁灭……那在本质上不可被改变的东西也许就被那么放着,让它自己照看好它自己。而在它能被改变的地方,我们就要立即改变它。但是,一种倔强地坚持着它自己那忧郁而悲伤的方式、不得不躲避明亮而温暖的意识之光,肯定是要受到怀疑的。在真正的人道主义艺术中没有它的位置。”[4]

   在后一方面,阿多诺把音乐的理性化与劳动分工联系起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音乐被当作一种商品来生产和销售。“由于商品特征凌驾于美学特征之上,音乐潜藏于大写的商品字母之下。”音乐生活根据经济规则来组织,经济前提转变为音乐的美学特性,音乐成为被管理的社会化世界的一部分。“最终结果是艺术成为消费品的商品,成为‘为它物’的存在。”[5]在商品化的过程中,音乐的审美性质被夷平,音乐成为大众文化。音乐理性化导致反理性:“理性化的趋势,把音乐放置在一般的启蒙运动中是一种朝着量的方向的运动,把个体要素还原成一种不可区分的、整体的可交换部分,还原成没有残余也行的那种东西。个体化的音乐原则自身屈从于一种辩证法。作为一种从异在力量的控制中的解放,它是一种使个性成为可能的理性。”[6]如果超越合理性除了合理性本身以外别无其它良方,那么反对社会同一性只有依靠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获得非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

   阿多诺对韦伯思想的承接,并不局限于对西方音乐生产理性化的论述,更重要的是对韦伯“理性化”观念所作的历史—哲学的扭转与延伸。《启蒙的辩证》开篇就重提韦伯的判断:“启蒙的纲领在于世界的去魅(Entzauberung),破除神话,以知识代替幻想。”[7]韦伯认为,加尔文宗的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精神动力,清教徒为获得拯救而努力工作,但其非预期的后果是赚钱赢利成为工作的目的,世界因此化为赤裸的资源,而人则沦为自身的奴役对象。这就是说,理性一旦收缩为工具理性,便放弃了自由、公正的理想,把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归结为一种权力支配下的技术统治。因此,理性化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也是西方社会不可避免的命运,但这一过程并不全然是“理性的”:理性化的世界是一个“铁笼”,它招致主观的、非理性的对抗。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据此进一步阐明,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科技、工业以数学化、标准化操纵技术,判断并榨取一切,如此野蛮的工具理性一无阻挡地向前推进,使启蒙转化为它自身的反面:以内在精神的丧失换取外在的物质财富,以进步的名义要求个体与日俱增地服从权威。所以,理性化是一个有倒退、有曲折的辩证过程,启蒙并不只是一往向前的直线,它也可能倒退为神话。正如韦伯的“理性化”概念一样,霍克海默、阿多诺的“启蒙”概念不限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而是整个西方文明史的主题:“就最广义的前卫思考而言,‘启蒙’自来即旨在祛除人类的恐怖,令其成为主宰。然而,完全启蒙了的地球,却满溢著得意忘形的灾难。”[8]

   在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论述中,启蒙与神话相对。启蒙就是不断地把人类从一系列强制性的力量和限制中解放出来,而“神话”则是把自我意识和理性淹没在“自然”的或必然的事物当中。启蒙原指摆脱神话,它之所以倒退到神话,是因为把自我从各种形式的权威和控制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的过程,恰恰是通过否定自身而完成的,从自然束缚中获得自由的力量也正是统治和控制自然的力量,所以启蒙计划蕴含着悖论——自我肯定就是自我否定,理性就是非理性,进步带来灾难。

   对启蒙的不满是现代西方,特别是德国思想的主题之一。18世纪末浪漫主义兴起以后,批判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主义一直是德国思想的兴趣所在。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以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反对启蒙理性的抽象统一,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以“自我活动”与“自我创造”反对启蒙理性的普遍规范,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认为启蒙的本质是对他者的绝对否定,恩格斯认为启蒙理性“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不过是恰好那时正在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尼采在《权力意志中》中声称“反对卢梭的18世纪”,如此等等,一直到纳粹德国。在这一思想谱系中,两个19世纪的人物特别重要。诗人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最早提出了启蒙走向反面的问题:“尽管哲学和经验的光芒四射,何以偏见的势力还会这么普遍,头脑还会客观蒙昧?已经是开明的时代了,这就是说,知识已经开发并公诸于众,至少足以订正我们的实际准则;自由研究的精神廓清了长期以来阻碍人们接近真理的荒唐概念,摧毁了狂热信仰和骗术据以建立其宝座的基础;理性已清除了自身的感觉错误和一种骗人的虚假智慧,而起初让我们背离真理的哲学本身也大声疾呼,要我们回到自然的怀抱,——而我们却还老是野蛮人,其原因何在?”[9]席勒的回答是:因为理性还在支配着感觉,人性还没有受到尊重,而走出单纯理性启蒙的唯一出路在于培养人的感觉能力,这就是其审美乌托邦的设计。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论述的主奴辩证法,则是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关于启蒙的进程、启蒙的代价这些观念的原型。与这些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思想家们不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批判还有一个残酷的起点,这就是集文明与野蛮于一体的纳粹集中营及其大屠杀。他们试图解释,在民主、自由高度发展的欧洲,何以会出现疯狂和野蛮的法西斯和纳粹及其所实施的大屠杀?作为一种回答,“启蒙的辩证”的意思是,西方启蒙不但创造了社会的、物质的和文化的巨大进步,其内部也蕴含着倒退到前启蒙的原始的种子;启蒙通过把自身的逻辑贯彻到底而就颠覆了启蒙自身,直至退回到新的野蛮状态。“启蒙”就是“从荷马到现代”的“统治精神”,西方启蒙在纳粹大屠杀中最后完成。

“启蒙的辩证”的论说方式,是在“自然”的命运中考察“进步”的过程。无论是黑格尔、马克思还是韦伯,都是广义上的“进步”论者,即西方社会转化或进步到一个理想社会或理性化社会。这个过程会有曲折或变形,但主导性趋势是不可逆的。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兴起,斯大林主义灾难性地改写了社会主义实验,“理性”、“进步”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等现代性承诺,都已成为残酷的讽刺。1940年,本雅明在其绝笔之作《历史哲学论纲》中写道:“任何一部记录文明的史册无不同时又是一部记录残暴的史册”,庸俗马克思主义者“只看到人在支配自然方面取得的进步,却没有看到社会的退步。”[10]1940年9月5日,绝望的本雅明在法西边境自杀,此前他已指定阿多诺为其文献执行人。在得到这一手稿后,阿多诺写信告诉霍克海默:“本雅明所有著作中,这一部与我们的意图最为接近,这首先涉及它将历史视为永恒灾难的那种观念,涉及对进步与掌控自然的批判,以及对文化之地位的批判。”霍克海默读后也认为:“这些论题能让我们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忙上一阵,他也会一直同我们在一起。顺便说一句……野蛮和文化的同一性是……我最后和他进行的那几次交谈的主题之一。……将阶级斗争视为普遍之压抑的观念,揭露历史编纂是对统治者的同情的观点,都是一些洞见,我们必须把这些洞见当成我们的理论公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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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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