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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永海:以哲学之思 过智慧人生

更新时间:2021-07-27 15:45:54
作者: 赖永海  

  

   人物简介

   赖永海,福建漳州人,1949年7月生,哲学博士,现任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苏省儒学学会名誉会长,第5届、第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第7届全国博士后流动站评审专家委员会成员,第8届教育部奖励委员会(人文社科)委员。

   出版《中国佛性论》《佛学与儒学》《中国佛教文化论》等著作。其中,《中国佛性论》2013年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列入“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7年12月获“百部优秀中国图书输出奖”;主编大陆第一部《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主编全球首部完整《中国佛教通史》。其中,《中国佛教通史》获第四届国家“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奖、第六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个人自述

   总得有点超越精神,始终不忘立处皆真。

   让读书成为喜好,而不是负担

   记者:回顾过往,您曾说过,您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能谈谈您是怎么喜欢上读书的吗?

   赖永海:1967年高中毕业后,我回到福建漳州平和县仁山村务农,1971年有幸被选调到位于武夷山下的兵工厂当工人。工厂的工具科有一个煮油工作间,专门对各种入库前的刀具、磨具等进行消毒、煮油、包装。工作间设备十分简陋,污染度极高,如果按照现在的环保标准,大概是一项需要穿防化服才能进行的工作,但最大的好处是,一个礼拜大约只要工作4个小时。我主动报名承包了这项工作。虽然工作时穿着防护服、戴着大口罩,确实是有点屏住呼吸在干活,但干完活就有了自己的时间。在那个大山沟里,工作之余,除了与工友们聊聊天,就是顺手抓本书翻翻,读书几乎成了我在兵工厂期间唯一的业余爱好。

   尽管可以找到的书不多,但举凡能拿到或借到的,不管是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还是经济、政论性著作,特别是哲学类的书,一概通吃!其中,有两部著作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是《毛泽东选集》,二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尤其是《毛泽东选集》,我连续读了四遍,阅读的起讫日期都写在书的扉页上。

   习惯对一个人的影响常常是“润物细无声”的,但同时又可能是异乎寻常的。当某种习惯后来慢慢变成一种兴趣或爱好时,其作用之大往往是人们始料未及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和1978年实行新的学位制度之后考上研究生的,可能都有一个共同原因,就是爱读书。结果,“无心插柳柳成荫”,遇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派上了用场,考上了大学,开始了一段人生的新征程。

   记者:您当年高考时所填的三个志愿都是“哲学,中山大学”,为什么?

   赖永海:是的,当时我对哲学真的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结:好像除了哲学之外,其他的专业、学科都索然无味!我对中山大学也是情有独钟。1966年时,我有幸去过一趟中山大学,校园给我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我萌生的第一念头就是,如果今后有机会到中山大学去读书,那该多好啊!

   1973年,我如愿以偿考上了中山大学哲学系。从1973年跨入中山大学校门,到1978年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我在中山大学待了整整五年。这是我一生中读书的量最大,同时又是最系统的五年。五年间,我做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内容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

   尤其是1976年毕业后,我有幸被留在中山大学工作,所在单位是《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是后来被称为“中国MPA之父”“中国当代行政学泰斗”的夏书章先生。这两年时间里,与其说是在当编辑,不如说是在读书!我虽然天天上下班,但几乎从不在编辑部坐班。每天我都会提前半个小时到编辑部,烧水、扫地、抹桌子、整理好报纸,夏先生及编辑们都到了,我同夏先生说一声,就带着两份需要审校稿子到离编辑部大约100米远的校图书馆去了,下班前十分钟再回到编辑部。久而久之,大家也习惯了。有什么急事、重活,他们会到图书馆叫我一声。因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审读中国哲学方面的稿子,因此,那段时间所读的书以中国古代的史、论为多。

   记者:您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应当怎样读书?

   赖永海:读书也要分阶段,要区别看待。比如,义务教育阶段,有很多书是“必须读的”——因为人总得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到本科、研究生阶段,读书就是另一种情形了。在一次新生入学见面会上,我讲了一个观点:学生进校园时差别不大,智商差不多,潜力也差不多,但毕业时差别却很大,就看谁下功夫,看谁读书读得多,看谁会读书了。而真正让你会读、读得多的是什么?是你喜欢读书。要把读书变成一种兴趣、一种需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读书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兴趣,比如,看小说、看散文是陶冶情操;一种是研究性的读书,必须留下痕迹。不妨说说我写博士论文《中国佛性论》的一些事。在20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图书馆里只有一部《大正藏》,按照规定古籍阅览室书不准外借,而我当时住在离校十多公里的紫金山下,若每天往返奔波,着实要浪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经管理老师特批,允许我一部一部地借阅。因为是借来的,阅读时笔记卡片做得特别勤,到临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笔记竟达厚厚的十多本,读书卡片更是数千张。为撰写这部《中国佛性论》,我整整“闭关”三年,潜心佛学,但从提笔撰写,到全书完稿,仅仅用了40天时间。想起当年撰写论文时,几乎每一个章节,都有数百条资料索引和卡片在等待录用,所以写起来颇有信手拈来、一气呵成的感觉。这些读书笔记和卡片对我撰写博士论文的帮助之大,实在是始料未及的。

   思维方式决定命运,哲学可以训练人的思维方式

   记者:您对哲学有着强烈的偏好,为何后来会潜心研究佛学?

   赖永海:1978年,国家实行新的学位制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我有幸成为任继愈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在读三年,先生为我们开设了“佛教概论”“佛经选读”“史料学”等多门课程。也许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先生上课之认真、谨严,非常出乎意料。先生讲课,不但有完整的讲义,而且有些课,还预先把所读经典印发给我们,让我们先预习。而“佛教概论”一课之系统、深入,更让我们这些初学者如醍醐灌顶,大至思想之剖析,小至佛教名相之阐述,既细致入微,又深入浅出。

   我后来走上佛教研究之路,完全得益于先生的启蒙、点化。俗话说:“师父带进门,修行在个人。”但是师父是如何带进门的,事实上却千差万别。先生指导研究生,很注重对学生进行思路和方法的训练。他经常对我们说:要进行中国哲学和佛学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是理论的训练,二是资料的准备。理论是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好的工具,出不了高品位的产品;而资料有如原材料,没有充足、上乘的原材料,“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而不管是理论的训练还是资料的准备,都得下硬功夫、苦功夫,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

   硕士毕业后,我又赶上了南京大学第一任党委书记、哲学系主任孙叔平开始招收第一届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佛学。孙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哲学史大家。孙先生对佛教哲学研究非常重视,而且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佛教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学界对于佛教哲学重视不够,是很不应该的。他说,佛教哲学可以说是一只“酸果”,由于撰写《中国哲学史稿》的需要,自己曾阅读了一些佛教哲学的原著,但没能对佛教哲学做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是一大憾事。他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能下决心啃一啃这只“酸果”。

   我的佛教研究,是从中国哲学切入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中国佛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确实十分密切,人们曾经对古代中国哲学有过一个概括,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通观古代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人们合乎逻辑地得出一个结论:不研究中国佛学,就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哲学,佛学是哲学思想宝库里面很重要的一块。

   记者:近年来,我们看到很多哲学老师“出圈”的新闻,像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参与录制《奇葩说》,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王德峰的哲学课视频在网上热传等。您怎样看待这类现象?对当下的普通大众来说,哲学是否被需要?

   赖永海:大家经常听到一句话是,性格决定命运。我觉得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真正决定性格的是他的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性格,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恩格斯有句话说,“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学哲学、研究哲学、读哲学的书,是训练思维方式最好的方法。这种收获表面上好像看不出来,觉得它很抽象,没有实际的用处,但是哲学对于人们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会带来无形的巨大的影响。它最大的用处,就是能给人以智慧。

   作为佛教般若思想浓缩本的《心经》有一个偈句,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所谓“空”,不是去回答有没有、存在不存在的问题,而是教你应该怎样去看这个事物:第一,不能静止地去看待事物,应该看到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第二,不应该孤立地看待事物,而应该从多个角度,多元、立体地去看一切事物。说到底,“空”是一种动态、立体、多元的思维方法。

   这种动态、立体、多元的思维方法,是构建严密而庞大的佛法思想体系和思维大厦的细胞。例如,《布袋和尚插秧歌》中所说的“退步原来是向前”,就是一种教人学会换位思考,懂得前进与后退之间辩证关系的二元思维。例如,富有“禅意”之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说,要认识庐山的真面目,不能只躲在庐山里面,也不能只从一个角度、一个侧面去看,而应该从东西南北等各个不同角度去看,最好是跳到高处去俯瞰,那才能真正认识庐山的真面目。

   再如,我们常说的“看破”,说到底也是一种思维方式。看不破是因为你还陷在里面,没有跳出来,一旦想通了,搞明白了,就释怀了,也就是“看破了”。科学的思维方法对于人们化解心结、淡定心态乃至提升心境非常有帮助。有首禅诗《日日是好日》:“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生活中,处处有禅意,遇到烦心事,想得开、放得下,便会日日是好日。

   哲学能训练你的思维方式,教你学会反向思维、多向思维、立体思维、动态思维,这对于怎么做个明白人、做个有智慧的人很有助益。哲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应该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读哲学的书、学习哲学、训练思维方式,这实际上不仅仅是学者、研究人员需要的,对整个社会大众应当都是非常需要的。懂得哲学,掌握多元的立体的思维方式,对整个国民素质的提升都有很大作用。我一生能够做一点事,也多受益于哲学。

   弘扬传统文化,转化和发展更重要

   记者:近年来,传统文化越来越融入现代生活。比如,“紫禁城上元之夜”登上热搜,李子柒具有东方韵味的短视频走红网络,央视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深受年轻人喜欢,等等。对此,有人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也有观点认为,这些只是做做表面工作。对此,您怎么看?对于弘扬传统文化,您有哪些建议?

赖永海:我觉得这些是好事,都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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