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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高峰堕石

更新时间:2021-02-24 10:33:05
作者: 卞毓方 (进入专栏)  

  

   一

  

   自从厕身伪职,腆颜事敌,周作人便由“镇日关门听草长,有时临水羡鱼游”的都市大隐,堕落为千夫所指、万众唾骂的民族蟊贼。此事至为沉重,沉痛。郑振铎日后撰《惜周作人》,开篇就说:“在抗战的整整十四个年头里,中国文艺界的最大损失,就是周作人附逆!”及至抗战胜利,“膏药旗”纷纷倒下,从北平,从中国,从它霸占的所有国度。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彼时彼刻,周作人是怎么急中生智的呢?他得知沈兼士,这位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昔日北大国史编纂处同事,即将出任国民政府接管平津的文教大员,立刻想到走他的门路,谋一个去日本接收被劫文物的美差。作人后来有没有找沈,沈又是如何表态,手头没有资料,不好妄猜。有一个间接的例子,可以帮我们了解后者的立场。沈曾告诉林语堂:“周作人在北平做日本御用的教育长官。……我们的青年给日本人关在北大沙滩大楼,夜半挨打号哭之声,惨不忍闻,而作人竟装痴作聋,视若无睹……”得,兼士心里早把他这位老友归入另类。作人此路不通,又把目光投向解放区,并委托一位叫赵荫棠的知交,前往张家口探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蓝格茵茵的空中,当然更不容许阴影侵入。作人的试探,在晋察冀边区参议会议长成仿吾那里,理所当然地遭到严辞拒绝。

   周作人北望延安,并非纯粹是一厢情愿。人们后来得知,他在出任伪职期间,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仍有联系,比如,曾掩护、帮助李大钊烈士的子女;这无疑是他作重新选择的资本。从沉舟泅出,人们总是要估量与最近的岛屿、陆地之间的距离。倘若远不可及,他或她就会另外选择逃生的方案。还有一道至关重要的桥梁。四0年,大钊之女星华即将奔赴延安,作人郑重地嘱告她:“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此时此地,这一声“好”,就是一种缩地术,在两颗敏感的心灵之间。星华毕竟太嫩,竟没能将口信捎到。现在说什么也不管用了,作人的下场更加放大了她的疏忽。而前面说到的成仿吾,大概也没有把周的意图报告中央局。因此,在作人和毛主席之间,在星光交织的历史穹窿,由是少了一次谜一般的行星碰撞。

   周作人认识毛润之(毛泽东),历史老人安排在一九二0年。当时,周是导师,是大家,毛是后学,是呼啸前行的热血青年。周于年前鼓吹一种“新村主义”,是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那里贩来的。毛是新村实验的支持者,他趁为湖南“驱张”运动北上京师之机,于四月七日,登门拜访仰慕已久的周作人。历史老人也忒促狭,作人是和鲁迅住在一起,就是那个有名的八道湾,毛润之竟偏偏错过了鲁迅,他日后最为敬佩的伟大作家。虽然有好心人据此演绎,硬说毛、鲁二公当初见过面,唉,演绎终归是演绎,当不得信史。

   一个是大教授,一个是年轻学子,遥想当日,毛润之踏访八道湾,必定是执弟子礼,恭敬有加的吧。难怪,周作人魂里梦里,常常以此自炫。日后逢着机会,总爱把它抖出。比如,他一九五六年访问西安,就向陪同者中国文联的佟先生提出:“我向往延安很久了,现在很想去看一看。”跟着便得体而又十分到位地补上一句:“我认识毛主席、毛润之先生。在今日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就数毛润之了。”

   天地之间是有鸿沟的——即如茫茫天宇,也有一道银河——尤其事关民族大义,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在此表现得最为分明。而周作人,这位自我坦白,内心时刻有“绅士鬼”和“流氓鬼”打架的小品文大师,似乎把鸿沟看得很淡很淡,直到临死,也没有觉悟到降寇一节的严重。一位当年在清华听过他课的老学者讲,周作人有句口头禅:“怪好玩的”,是以学生们背后常叫他“怪好玩先生”。噫,他该不是把这种“怪好玩”的情调,也搀合进严肃的政治?

  

   二

  

   周作人看得轻于鸿毛的事,在国人眼里,却是重于泰山。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愤于日寇侵华,国难当头,时局危艰,平、津文化界一百零四人,联名发表了“对时局的意见书”。在鲁迅看来,这不啻是救国宣言。他留心查看了一下名单,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该有的,差不多都有了,唯独没有他的二弟作人。鲁迅怕眼花遗漏,倒转头又一个一个地数。没有,愣是没有。他轻轻叹了一口气,想:连钱玄同、顾颉刚都具了名,启明(周作人)怎能这么退后?

   周氏兄弟早已分道扬镳,不通来往,鲁迅对于作人的动向,还是时刻挂心。前年,《人间世》发表了钱天起的《隐士》,称赞周作人“隐于文采风流”,是如何地怡然自得。鲁迅不屑,也写了一篇《隐士》,文中讥讽说:“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鲁迅不愧是勾魂摄魄的高手,寥寥数语,就漫画出某些“大隐”的嘴脸。

   鲁迅逝世后八个多月,“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形势更加严峻。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周作人却安然不动。他不相信龙的传人能与大和民族抗衡,不愿杂在平民百姓中颠沛流离于途。这可急坏了南方的朋友,许多人给他写信,敦促他迅速离开险境。在这一片呼声中,刚从日本脱身回国,投入抗战洪流的郭沫若,写的那篇《国难声中怀知堂》,我以为是情采并茂的佳作。沫若说,国难日蹙,人们系念的多是某某司令,某某抗敌将军,某某民族英雄,而他回国以后时时怀念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他认为,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知堂,又是这仅有的几人中的佼佼者。沫若由衷感叹:“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如果能换得作人南来,像他自己这样的,就是死上千百个,也值得!

   社会的关注,周作人不能置之不理。他不断向各方解释,自己的使命——犹如他的名字所示,或如他的文学主张——就是“作人”。他有一大家子,包括老母寡嫂。他不能带着老的老、小的小一起登程,只有咬紧牙根,在北平“苦住”。作人致陶亢德的信,可以看作他的告天下书:“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

   好一个“作苏武看为宜”!似乎铁心要在北海当羊倌了。可惜“作人”作得实在不漂亮,不久,他竟然出席了敌寇召开的“文化座谈会”。消息传出,举国大哗,曾经敬重他爱戴他的人士,莫不为之痛惜。当此之际,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位文艺界同人,联名发函,忠告周作人必须悬崖勒马,急速离开北平,转道南来,参加抗敌救国。如果能做到这一步,还有希望获得国人的宽宥。否则,唯有一致声讨,公认为民族罪人。

   诗人艾青以《忏悔吧,周作人》为题,表达了年青一代的激愤:

   周作人/在祖国艰苦战斗着的时候叛变了/(我用灼痛的心接受这消息)……/周作人/你不能想一想你所走过来的路么?

   你曾护卫过德漠克拉西/你曾抨击过北洋军阀的政府/你曾无畏地走在思想斗争的最前面/——中国的青年/不曾忘记你的名字。

   忏悔吧,周作人!/不然……/中国的青年/要向你射击!……

   此时此刻,鲁迅地下有知,也会心急如焚的吧。

   形势是越来越明朗的了。连远在伦敦,即将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的胡适,也感到这样下去,周作人势必在泥沼中越陷越深。胡适以智者的清醒和老友的深情,同时又不失学者的风度,给作人寄出一首促行诗: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回诗,仍然是大叹生活的苦经: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况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臧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得见居士的面。

   周作人以后一直没能与胡适见面。胡适赴美,作人降日,胡适返国,作人在押。四九年初,在上海,胡适即将再度赴美,作人已从监狱出来,住在朋友家,胡适约他吃饭,他没去,转托王古鲁代为致意,并婉劝胡适留在国内。胡适没有采纳,走了;在作人,也算回报了对方昔日的赠诗之情。

  

   三

  

   当代人很难想象的了,在五四新文化大潮中,周作人是一位出色的弄涛儿,功绩几可与鲁迅比肩。作人一开始就以散文知名,偶尔也写些新诗。三十年代,斯诺夫人采访鲁迅,问到中国新文学最富代表的散文家,鲁迅举出周作人、林语堂、梁启超,以及他自己。鲁迅这里不避嫌疑,把作人列在了首位。

   林语堂既然能被鲁迅列于第二,他的话就值得我们掂量。林氏认为:“周氏弟兄,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郁达夫以朋友的身份,写下《妄评一二》,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而作人呢,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

   周作人的成名作,为写于一九一八年冬的《人的文学》。在那之前,自陈独秀倡导文学革命,各派争论的焦点,一直囿于白话和文言,至于内容,却鲜有高论。直到作人出,才有了直刺文学革命本质的认识。作人放言:“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那是何等地灵光照顶!那又是何等地引领风骚!周作人出山便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我真佩服到极点了。”傅斯年对他顶礼膜拜,“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说的人道主义为本。”作人的文章,“是当时改革文学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十几年后,胡适仍忘不了当初的激赏,评价说,“实在比文学革命之初陈独秀和自己所写的理论文章,要深刻得多,也新颖得多。”

   周作人的《小河》,也被公认为“新诗的第一首杰作”。

   周作人性格的总体特征,如林语堂把脉,是冷。冷虽冷,在“五四”大潮的裹挟下,毕竟还带有若干血性。“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这是他在《泽泻集》序言中写下的自白。试举其中的一篇《碰伤》为例。文章叙述一九二一年六月上旬,北京大学的教职员聚集在新华门,向北洋政府索取欠薪。政府出动军警,殴伤了好多参加者,末了不但不认错,反说教职员是自己“碰伤”,言下之意,活该!作人彼时正在西山养病,身子、精神都趋向颓唐,尽管如此,还是按捺不住满腔义愤,写下了这般辛辣的句子:“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完全责任,当然由被碰的去负担。譬如我穿着有刺钢甲,或是见毒的蛇,或是剑仙,有人来触,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时他们负了伤,岂能说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饮食,但有时如不吹熄,又能烧屋伤人,小孩们不知道这些方便,伸手到火边去,烫了一下,这当然是小孩之过了。”通篇反话正说,亦庄亦谐,犹如包了橡皮的钢鞭,自有其鞭骨入髓的杀伤力。

周作人作为一代“五四”骁将的风采,在为“三一八”惨案写下的挽联中,仍有所闪现——尽管与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无论是广度,深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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