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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毓方:浪花有脚

更新时间:2021-02-24 09:55:59
作者: 卞毓方 (进入专栏)  

  

   二十世纪初叶降生,而后成为文坛或艺苑巨擘的那帮人物,当他们还只是十来岁的“青青果”时,又在干些什么呢?你能想到的答案,恐怕只有两个字:念书。

   而沈从文却在当兵。

   当小兵,揣着一腔红彤彤的将军梦,一当就是六年,在他的老家湘西,半兵半匪,亦兵亦匪。沈从文渐渐起了惊惧,他不甘堕落,他要挣扎。挣扎的结果是在十九岁上脱离行伍,跑去千里之外的北京。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姐夫问,“你来北京,做什么的?”

   “我来寻找理想,想读点书。”

   沈从文早先读过几年私塾与高小,他生性厌恶管束,动不动就逃学。傅雷小时候也常常旷课。不同的是,沈从文的父亲,盛怒之下,发话要剁掉沈从文的一根指头;傅雷的寡母,愤恨之下,差一点把傅雷拖进池塘活活淹死。

   在沈从文幡然悔悟、北上求学的年纪,傅雷也去了法国。

   傅雷在巴黎认识了刘海粟夫妇。刘海粟出道早,十七岁就在上海创立美术专科学校,他的惊世之举——在课堂公开倡导人体模特写生,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余澜至今未消。

   海粟当初背井离乡,闯荡上海,原是为了挣脱包办婚姻。他成功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大成功,无论是爱情,还是事业。如今,携自由恋爱的伴侣逍遥复浪漫。而傅雷呢,因为和一位法国女子拍拖,闹得神魂颠倒,水深火热。也许是受到友人鲜拂拂甜蜜蜜的启示,那天,他鼓足勇气,给母亲大人写了一封家书,表明自己业已成年,婚姻的事,不须再让长辈橾心,而应由自己做主;末了亮出底牌:请母亲容许他和表妹朱梅馥解除婚约。然后,鬼使神差一般,他竟把信交给刘海粟,托其代为邮寄。

   奈何爱神丘比特总是弯弓不发,没过多久,傅雷和那位法兰西的金发女郎又彻底闹翻。新欢未缔,旧爱已辞,而可怜的寡母,而无辜的表妹,还不知在老家如何寻死觅活。傅雷悼心失图,方寸大乱,他想到了自杀。

   幸亏刘海粟私下拆看了那封家书,幸亏,他望闻问切,审长计远,断然予以扣押。谢天谢地,此举不仅挽救了傅雷与表妹的婚姻,还等于在这位游子背后击一猛掌,催他尽快学成归国,走上一代翻译大家的道路。

   世人记得,海粟来巴黎之前,在徐志摩和陆小曼那出瞒天过海、移花接木的新潮恋爱上,展示的,也是这份难得的侠肝义胆。

   比较起来,我倒更欣赏沈从文的求偶。从文二十六岁时,经徐志摩推荐,胡适首肯,破格成为上海中国公学的讲师。虽为人师,毕竟尚是处子,没过多久,他就看上了班里十八岁的少女张兆和。少男慕少女,顺理成章的结局就是追。从文口不能悬河,笔下偏能生花,于是他就扬长避短,展开情书攻势。那是何等猛烈的炮火!别看他在战场上无所作为,移至情场,却表现得动如脱兔,惊才绝艳。张兆和饶是傲慢加偏见,也难以抵抗沈郎的坚韧和才气,四年后,她终于彻底抛戈弃甲——投入从文的怀抱。

   在这场攻防战中,胡适也有上乘表演。张兆和曾把沈从文的一摞情书交给校长胡适,告状说:

   “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一校之长的胡博士能出面制止。

   胡适却笑笑,说:

   “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而当这一帮青春男女拉开人生大幕之际,有谁知道,花甲之年的齐白石,也正躲在京城的一隅,潜心他的“衰年变法”。

   这也是一颗多情的种子,不论于艺术,还是于生活。

   一九六七年岁初,马思聪偷渡香港,在决定下一步去向的时候,他想到了伦敦,想到了老友傅雷的长子傅聪。

   傅聪是一位天才的钢琴家,一九五四年留学波兰,后因父亲坠入“右派”罗网,本人的命运也如幕燕鼎鱼,岌岌可危,于是从华沙出走英国,并在伦敦定居。

   月黑浪涌高,小艇夜遁逃。话说马思聪离开内地的那个夜晚,他是阖家四口一起登艇,急难关头,所有的行李都被迫放弃,唯独带着他的小提琴。

   马思聪不能没有他的小提琴,犹如傅雷不能没有他的译笔。

   载着马思聪一家的小艇从黄埔港动身,悄悄驶出珠江口,潜人虎门,在零丁洋上,猝(cù)遇巡逻炮艇。有一刻,探照灯的强光眼看就要罩住众人。马思聪濒临绝望,他在等待,等待那轰然一响的索命弹。

   假如,我说是假如,那炮弹真的炸响了呢?

   这令人不由得想到老舍,想到傅雷,以及沈从文。

   老舍沉潭,傅雷服毒,沈从文改向,是帆落,还是帆张?

   马思聪最终成为马思聪。老舍最终成为老舍。傅雷最终成为傅雷。

   沈从文最终成为沈从文。

   南海县西樵山丹灶镇。当日,马思聪出逃之前,就是在这儿匿居。

   丹灶是康有为的故乡。世人多晓得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但恐怕很少有人了解他也做过刘海粟的老师,指导后者的书法和古文。

   一九五七年,刘海粟与傅雷同时被“打入另册”。在两次中风,险成瘫痪的逆境,他依然倔犟地,倔犟地,像他生平最为心仪的黄山松,傲骨铮铮地硬挺了过来。

   罗曼·罗兰为贝多芬作传,说:贝多芬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

   光这威势赫赫、大气游虹的比喻,就足以使吾辈心醉。

   而此刻,立在南海边的一块船形礁石上,看眼前帆卷帆舒,涛生涛灭,我忽然悟得,许多文化艺术大师的一生,其实都是在各自生命的海域,作着形形色色的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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