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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庚子三论 ——一个生态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言说(前言)

更新时间:2021-01-16 20:32:26
作者: 鲁枢元  

前 言

  

   这里是我在2020年撰写、发表的三篇论文,主旨是从生态学的视域对现代文化加以反思,并希望为身陷生态困境的现代人摸索前方的出路。

   庚子年被认为凶年,是中国"推背图"式的说法。如今似乎也被太平洋彼岸的人们认可,美国《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上,将2020年打了个大大的红叉,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人类费尽全力营造的"全球化"社会系统在小小的生物病毒面前竟如此脆弱: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各个领域蒙受重创,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人类曾在地球上几乎杀尽了狮子、老虎、大象、蟒蛇,却败给最最渺小的生物病毒,或许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的报复"?此类报复并不新鲜,不久之前曾经接连发生过疯牛病、禽流感、埃博拉、SARS,也绝不会是最后。

   我总觉得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改弦更张的关头。300年来由启蒙理性开创的金光大道已经走到了尽头,新的曙光又在哪里?

   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说过: "当人类走到现代性的尽头,实际上就必然会回到'古代人'在一开始就面临的问题。"我们的老子指出:"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反"即"返",即"回归"。"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诗人陶渊明的千年呼唤。

   没有人会把回归认作退回原点。在海德格尔看来,"回归"完全与"倒退"无涉,而只是希望通过与古代希腊人、古代中国人的"对话",为已经走进极致的现代工业社会寻获一个新的开端,那应当是一个"从人类的根源处萌发出新的世界!"

   马克斯·舍勒还说过: "回归",同时也是人类精神的一次自我"超越",是向着人性丰富与崇高维度的艰难攀登。人的精神的超越应是生态的解困的前提。"回归",只意味着历时千年的大树不可遗弃自己赖以存活的根。

   民间流传一句俗话:"凶年长好树",我从杜甫的诗中找到了注脚:"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庚子年瘟疫最严峻的时刻,我被封闭在紫荆山南小区的公寓楼上,最好的时光也就是坐在楼门外茂密葱茏的灌木与乔木间,看着太阳渐渐西沉,一对即将归宿的啄木鸟伫立在惨淡的余晖中。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我写作这些篇什的心境。

  

   (《杜亚泉的启蒙理性与生态意识》一文是向香港岭南大学2019年举办的"生态书写:传统与现代"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发表在2020年初面世的《岭南学刊》第12辑;《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我与"精神生态"研究三十年》分别发表在《当代文坛》2020年第5期、2021年第1期。)


2021年1月1日·紫荆山南·暮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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