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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存芳 冶芸:边疆、走廊与“一带一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三次实践

更新时间:2021-01-11 22:48:01
作者: 窦存芳   冶芸  

   摘要:中国人类学经历了百年发展,这百年也是学者们倡导和追求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从经验形态、理论形态及学科形态方面都取得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本文回顾百年人类学本土化历程,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范式改变,从民族交流到文明互动的研究思路拓展,尤其对边疆、走廊、道路的研究,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三次承前继后的重要实践,是中人类学在不同阶段介入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关怀——救国、富国和强国,并推进了中华民族文化自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进程,最终坚定自己的传统走向世界。

   关键词:边疆;走廊;道路;人类学本土化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四川藏区内迁移民生活现状调查研究”(13CMZ042)

   人类学始于西方,所以长时间以来人类学尤其受着欧洲和美国人类学的影响,并一定程度上视为人类学之真理。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得出的欧美经验面临挑战,正如英国著名人类学学家迈克·罗兰所说:“在欧洲,你无法把人类学与殖民主义和殖民历史分离开来;在美国,我认为与获得更多美洲原住民的合作有关。这在许多其他白人为主的社会里一样,比方说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等,在哪里人类学的观点基本上是由对原住民的迫害的历史遗存所控制和主导的。”[1]中国历史完全不同于西方历史,中国的现实发展也完全有别于西方的发展经验,所以中国人类学从开始一直进行本土化的努力,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在二十一世纪全球“互联互通、文化共享”[2]的新世纪里,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中国经验、中国声音如期走向世界。而本土化的过程最突出的是反映人类学在中国的实际应用及其应用范式的研究。本文将从人类学三种形态(学科、经验、理论)的发展中梳理其本土化历程,并探析本土化过程中三次非常重要的实践模式,对掌握中国人类学当前的发展动态以及把握其未来发展方向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自立:人类学与边疆研究

   边疆问题和边疆研究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从秦汉时期属国、土酋到元明清之土司建制,历朝历代都是作为兴国安邦的重大问题而受到重视。近代的边疆研究出现了两次热潮,即“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20-40年代,分别以‘西北史地学’和‘边政学’为代表”[3]。尤其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边疆不稳,所以“筹边之计,首当度力……因势利导、稳边以安中国”成为当时中国的重要任务之一。[4]47中国人类学兴起也正是边疆研究再次成为热潮之时、必要之际。

   发轫于西方的人类学一定程度上与殖民主义和殖民历史分不开,并以研究对原住民的统治为主导,被“认为主要是研究各民族的文化,尤其是原始民族和初民社会的文化”[5]的学科。但同时人类学对异族文化社会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这些研究经验和成果正顺应了相关方面了解边民生活生计、风俗人情、文化风貌等“治边”之需,所以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从开始就和边疆研究建立了亲密关系。正如吴文藻先生认为:“人类学是研究边疆民族及文化的中心科学,而从事边政的人就必须具有关于边疆民族及文化的充分知识……我们急需熟悉边疆语言,本此功能眼光来考察边疆民族接触及文化交流的过程,尤其需研究边疆民族接触及文化交流过程,尤其需要研究边疆文化及边缘人在开发边疆事业上的地位。”[6]

   二十世纪初在国外受过人类学训练的一批学者被称为中国人类学的第一代奠基人,比如吴文藻、杨堃、孙本文、凌纯声等,费尽心血建设中国人类学的学科,不仅讨论“人类学”概念范畴,还翻译了一批国外人类学理论学说、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著作,包括当时西方流行的进化学派、传播学派、历史学派、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功能学派的理论等。经过前辈学者们近半个世纪的研究讨论和实践,中国人类学在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确立起来,并致力于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和本土化发展,“中国边疆史研究也出现了始于二十年代末的边疆史地研究新的发展高潮”,[7]而这正是人类学中国化的一次重要实践,并取得了重要收获。在爱国救亡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的著作,除了宏观的中国边疆研究外,还包括对西藏、新疆、蒙古、广西、云南和四川边地等局部问题研究;诞生了与边疆研究密切相关的学术团体,如中国史地学会、禹贡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并创办了一批研究边疆、边政的刊物,如1910年创刊的《地理杂志》、1919年创办《史地学报》、1948年创刊的《中国边疆》等近20多种期刊,为研究边疆问题开拓了重要的学术平台;在一些高校专门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门人才,比如在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先后建立了边政学系,培养熟悉少数民族文化历史情况,并掌握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专门人才,同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队伍也有北京等少数大城市逐步遍及各地,抗战时期一批学者以云南大学等高校为基地,开展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尤其对西南边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边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认同问题,即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而这两种认同间的不平衡会导致国家边疆的危险,因为“受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意识、发展程度、族体规模、区位特点等多种因素以及国际因素影响,边疆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状况也不尽相同,相互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是根深蒂固的,而有的民族的国家认同却常常出现问题”[8],所以边疆研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向。通过研究边疆历史沿革、边疆勘界、经济发展以及各边疆民族群体发展状况等,将中国边疆作为一个完整的研究客体纳入人类学、边政学的研究范畴,同时推动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并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尤其增强了五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加强了民族文化与国民文化或中华文化的整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多元一体”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基础。

  

   二、文化自觉:人类学与走廊研究

   二十世纪前半期,学术界的仁人志士将一腔爱国热情和学术研究融为一体,人类学经过半个世纪的建设,在理论形态、经验形态和学科形态都取得了重要成绩。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人类学发展的方向,逐步从建构简单的国家认同到“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从维护文化自立的责任到促进文化自觉意识普遍形成,研究领域从边疆研究到民族走廊研究,成为人类学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实践,为中国人类学走向世界,并介入到“一带一路”的世界关怀铺垫了基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求,人类学学科受国家重视,地位日渐稳固,对其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需求更加紧急,不仅研究解放前如何对抗内忧外患的政策方略、探索对少数民族的有效管理的路径等,重点转向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认识边疆研究的整体性、完整性的重大意义,以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相互认知的必要性等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思想和研究成果比起之前的研究,更加宏观、自觉和开放,不但清醒地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而且自觉关注国内各民族社会发展状况。由国家倡导支持下的学术研究、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等学术活动积极开展开来,1956年确定了我国51个少数民族(后来增加到55个),对各民族的社会历史、经济发展、文化习俗等展开调查,集各种力量完成了各民族简史、简志编写,各类民族历史资料汇编、民族视频资料摄制等,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进一步推动“多元一体格局”广泛认同和自觉。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患没有完全消除,国家百废待兴,由于研究条件尚未成熟,边疆研究未能形成一个整体宏观的全局性研究课题,直到改革开放,全面解放思想,曾经简单化、绝对化、形而上的思想和方法被重新思考和批判,简单的进化论理论受到质疑,人类学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跨学科、多层次、多界面、多纬度的研究蓬勃发展,边疆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各民族社会文化变迁等方面的研究得到极大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孝通、李绍明等老一辈学者带头把人类学研究的视野,从以民族为研究对象或单位跨越了时空,超越了民族识别的范围局限,将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区域、民族关系、文化变迁等层面上,并提出了影响重大的民族走廊学说。

   费孝通先生从1978年提出“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向南大体上划出一条走廊…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这一条夹在藏彝之间的走廊、其南段一直绕到察隅和珞瑜”[9],之后的几年内在学界不断地讨论,鼓励大家脚踏实地地去考察调研,并向政府不断呼吁研究支持,自己也不断地深入研究,到1982年费先生在武汉社会学研究班和中南民族学院部分少数民族同志座谈会上,深入地阐述了“一子相连,全盘皆活”的民族走廊学说,即“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10]。除了上述的藏彝走廊,所谓的西北走廊是大约是指古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段,南岭走廊是因南岭山脉中有数条横贯东西、南北的通道,也是自古至今各民族流动的重要走廊。费先生认为这两横一纵的三条民族走廊把中华民族串联起来,就像一个完整的棋盘,子子相连,形成一体,并鼓励人类学者们只有对走廊展开文献研究、实地考察,才能看到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更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更生动的认识。后来李绍明先生在费先生思想的理解之上对“民族走廊”给出界定:“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11]另外有李星星先生继续丰富,补充了一横一纵,即古氐羌走廊:西起岷山北麓洮河、渭河上游及白龙江流域、汉水上游地区,亦即甘肃临夏、甘南和陇西地区,略在甘肃岷县、陇西一线;东迄秦岭、大巴山东端,略在陕西商南至湖北武当、房县一线;其北界沿渭河一线;其南界在大巴山脉南侧一线。“古氐羌走廊”西端与“藏彝走廊”北端大体衔接,并部分重合,因而亦为藏缅语尤其古氐羌族群所取的东进路线。其西端延伸部分接青海河湟地区及河西走廊,并由此遥接“阿尔泰走廊”西段。其东南端则与“土家—苗瑶走廊”衔接。土家—苗瑶走廊:北起巫山、长江一线;南抵乌江、沅江上游湘、黔、桂交界地区;南端接珠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地区,即与“壮侗走廊”接触或交汇。其东界在武陵山、雪峰山西北端一侧,大体在鄂西长阳、湘西慈利、隆回至桂北越城岭一线;其西界沿长江与乌江,大体在渝东南石柱、彭水至黔东北务川、思南,以至黄平、都匀一线。[12]后又有学者们以此为契机提出了更加细致的各种文化带、文化区等,民族走廊学说的概念界定、框架结构等基本构建起来,这是人类学依据本土经验知识逐步形成的“文化自觉”。

   费先生认为的“文化自觉”是指认识和处理文化关系的一种思想方法,它追求的境界是文化之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和而不同”[13]。文化自觉是中国成为民族国家后不断进步的结果,是人类学本土化过程中一个重要实践,也正是人类学担当的一个历史使命。走廊研究以中国有别于欧美国家的历史空间为研究维度,从中国整体出发,认识中国民族格局的特殊性,即历史以来中华各民族文化的流动、交流、同化等特性,并反映了与农业文明发展相关的历史发展结果。

   走廊研究是依赖中国民族和历史的特殊性,以及人类学的本土经验,跨越单个民族的研究进入中国历史地理大空间,其意义不仅生动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它同时反映了中国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每条走廊上的文化流动不仅在中国的历史空间中,还跨越国界走向更远更广的区域,瓜熟蒂落,人类学自然迎来了另一个历史使命:传播世界人类学中的中国经验和中国声音,反映中国人类学的世界关怀。

  

   三、文化自信:人类学与“一带一路”

二十世纪的中国人类学从服务边疆建设到建构“中华多民族一体”格局,建设学科的同时承担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责任。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化与地方性在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互推中前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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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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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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