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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茂松:展望2021年的中国:熔旧铸新的文明脉动

更新时间:2021-01-04 23:52:33
作者: 谢茂松​  

  

   预测与展望2021年的中国,离不开与回望2020年相结合。回望之大者,离不开回望2018的中美贸易战、2020的抗疫以及脱贫完成。疫情加速了文明、大国的兴衰进程,兴者愈兴,衰者愈衰。中国在疫情的考验下加速了对于自己体制的完善,同时也更自觉、深刻地理解自己的文明底层结构,从而愈发增强其最深层的“文明意识”。

  

   一、对于中共的新诠释:新的文明样态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自觉总结党自身的历史得失、成败经验的传统,尤其是在每一个重要历史节点上。2021年对于百年大党的历史总结,其中很重要的是对于党所形成的“新政治传统”的自觉整理,尤其是“典章制度”的系统、全面整理,同时关乎长治久安的党的“政治文化”的养成也将更自觉地进入破题。

   在更深层、更久远的意义上,则是要最终把握中国共产党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政党,中共超越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政党的所谓一党与多党的“一”与“多”的简单数字区分,而具有文明意义。即是说,要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是一种新的文明样态。

   其一,就中国文明的延续与更新的一体性而言,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走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文明在国家层面的大一统在现代的彻底化。工业化的技术极大地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新的数字技术更是扩展了中国的大一统,而二者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组织、动员。

   其二,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层面的“群众路线”,不止是现代化的政党的组织、动员,还同时应看作是明清以来“礼教下移”在现代的彻底化。“礼教下移”是宋明理学家强调的礼教的“天理”、“良知”之教化的内化于心,从士大夫精英逐渐下移到普通民众。礼教下移在长时段历史来看,也是因应着宋以后中国从世家大族的贵族社会转向平民社会的社会大变化。平民社会的精英选拔是通过科举考试,元朝以下《四书》上升到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地位,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取士之教材标准。《四书》尤其是《大学》、《中庸》,相较《五经》之复杂、繁难而经年累月不易掌握而远为简易、容易掌握,同时又能“立乎其大”、直截却又系统而能“下学上达”、能“明明德”、追求“止于至善”。《大学》、《中庸》之简易是对应着着平民社会的中等阶层。明清的礼教下移则是较之《大学》、《中庸》的更为普及化、平民化。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文明样态,应看作是中国文明接受现代化的冲击、挑战而在学习中快速实现工业化并利用现代化、工业化的技术手段,而最终在国家、社会层面对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与礼教自组织的双重的彻底化扩展。中国共产党本身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礼教自组织完全合一。

   其三,中国共产党在建党百年的历史时刻,将会愈加激发其自觉的文明意识。那就是深刻理解中国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文明,其延续在根本上是靠着文明意识的内聚力。这体现在经学以及《资治通鉴》所凝聚的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文明意识。“文化强国”在“体”上而言,根本的最终目标是文明意识及其文明内聚力。

   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党,超越了现代西方政党制度,成为一种文明样态。对于中国共产党有了作为一种文明样态的自觉认识之后,则对于中国道路根源于中国文明亦有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文明二者之间古今一以贯之的是“道”,中国道路也将上升到“道”的新文明原理的高度。

  

   二、融汇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新中国文明

   中国经济从原来的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要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跃入中高端时,科技创新成为关键,这在美国看来就是动了其在全球霸权所依托之高科技这一根本。美国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发动科技战、科技封锁,中国必须要在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能突围而自主创新。其实中国自主创新的还不止是卡脖子技术,还有杀手锏技术以及关键的共性技术,如此方可全面增强中国的国家战略科技能力。

   中国具有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大规模市场,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所在。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并不排斥国际科技合作,而是会以我为主地统筹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所形成的内循环有利于中国科技的自主创新,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同时也是国际高科技之所需。但中国具有不依赖、不受制于外的自主创新的“依自不依他”的独立精神,反而有可能游刃自如、操之在我地吸引、扩大与国际的科技合作。

   完整工业体系、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又与另一更大的优势联结在一起,那就是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之新,不仅是相较于计划经济的市场经济,还与另外两个“新”相结合,那就是与全球化、数字化的结合。与数字文明相结合的新型举国体制,带来了“精细化”的治理。①

   显性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是隐性的“大国科技之道”的整体支撑,其中有既属科技本身,但又超越纯粹专业技术的科技的战略与管理,真正的帅才的重要性于此凸显,当年的周恩来、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正是如此。还有作为基础研究支撑的数、理、化的基础学科,尤其是数学作为基础之基础。中国的高中数学教材需要提高到像美国高中数学一样的难度。再就是技术、工艺的经验累积,这是属于科学技术具有“实践知识”的面向。②此外,要冷静看待互联网加的热度,就工业而言,应是倒过来,是工业加互联网,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的基础是技术、工艺的大量经验累积,这些是难以反向模仿的。以上都是我们所存在的短板。

   技术的目的是要规模化地转化为工业,最终要与产业结合在一起,在这中间我们还有一短板,那就是工业设计、工业品牌以及最具灵魂性的艺术设计、艺术精神,合之才是“文质彬彬”。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输出的丝绸、瓷器,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丝绸、瓷器与今天的苹果手机具有高度的相通性——苹果手机作为具有奢侈品与艺术品性质的电子消费产品,是数字文明时代的材料、技术与艺术的高度结合。今天回到中国历史的丝绸之路,是要深刻把握其中的“精神”。既要补数字文明时代我们在材料、技术上的短板,也不能忽视补我们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上的短板,从而能形成真正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中国设计。

   科技与人文、艺术要重新能高度结合,这不仅体现在工业设计、艺术设计的可见之“用”上,更要立基于深层次的“体”上。数字文明时代的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是指数级的加速度,数字科技的“快”要用人文、艺术的“慢”与“静”来加以平衡,艺术尤其作用于人的性情,静而生明,“非宁静无以致远”。

   较之艺术、人文,还更深一层次的是中国文明与科学技术的深度关系,包括以下五方面的关系。

   第一,中国文明在对于现代科学的学习中,将科学变成中国新文明的重要有机部分。中国文明在学习西方科学的一套体系的同时,中国文明自身体系中也有一套西方所没有的中国人的科学思维。中国因此有两套思维、两套体系在手,这有助于中国发展出不对称技术、颠覆性技术的杀手锏来弯道超车,譬如东风导弹打航母就有中国人的独特思维。

   第二,在工业文明之后最新的数字文明,与中国的农业文明具有高度的契合性。西方工业文明具有对于自然等的巨大破坏性,中国文明因而在对其学习必然存在一些矛盾、抵触、冲突。但数字文明则不一样,中国对于数字化真是如鱼得水,中国在数字化技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5G上第一次与西方站在差不多的起点上。数字文明的互联互通的思维与中国农业文明的思维具有高度的相通性。数字化也与中国文明的大一统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数字化的技术将使大一统更为彻底化。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长期领先于世界,在工业文明时代则落后挨打、奋起赶超,而在数字文明时代则有可能重新领先于世界,从而“回到历史的中国”。

   第三,数字化的科学技术作为中性的技术,中国文明对于数字文明的参与、加入,将对西方科技的“荡而不返”的偏至性在根本上做出修正。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曾在哲学上对科技时代做出深刻的批判,海德格尔的哲学深受中国道家的影响。

   第四,数字技术、海量大数据不断地一次次无约束的野蛮利用都将使国家安全、经济安全、个人隐私安全等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具有垄断性的头部数字技术的公司、资本需要接受国家的规训,商业型、金融型、平台型的数字化垄断企业是如此,技术型的数字企业若具有垄断性,最终也要自觉接受国家的规训。我们要在数字企业的野蛮创新、开疆拓土与国家安全之间加以统筹、协调。

   第五,数字、互联网是没有历史纵深的,但在中国,在“中国之为中国”的文明意识意义上的中国,数字、互联网既不能不懂政治,也不能没有历史的纵深。这不仅是对头部数字、互联网企业而言,而也应该是对于广大的互联网从业者而言,也是对于互联网思维长大的年轻人而言。他们都需要在中国历史的纵深以及文明意识中克服互联网“荡而不返”的偏至,中国历史将展示其在现代前所未有的的丰富性,当然此所谓中国历史不是豆丁之学,而是中国历史传统中贯穿的文明意识、文明原理。

  

   三、中国文明意识下政治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

   中国文明的文明原理对于政治与商业、资本的关系,是以政治为主轴,商业、资本围绕着政治,这是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能成为唯一连续未断裂文明的关键所在。政治在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对于权力的极度不信任,政治之为政治乃是要处理“群”的全体凝聚的根本问题,政治意味着国家、民众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而以逐利为目的的商业、资本的特性则是追逐部分人、少数人的利益,也是相对短期的可见利益,而不可能如国家一样追求百年甚至数百年的长远利益。今天中国对于数字技术资本的利用与规训,应该在根本上理解成是对于中国文明意识自觉的激发。

   西方文明以商业、资本为主轴,政治围绕着资本,这样才能理解美国跨国企业、欧洲老家族资本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这在根本上乃是欧洲封建社会、贵族社会在现代之顽固残留。根源于中国文明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绝不容许中国出现美国式的数字技术资本私人垄断帝国。欧洲与美国有所区分,欧洲提出向美国的数字垄断巨头征收数字税,这不止是国家竞争的需要,也是欧洲的社会主义传统的残留。

   党和政府清醒意识到需要对于数字技术垄断企业加以合理的规训,这也要成为企业家的思想自觉,而这在根本上是要深刻理解我们的文明传统。两千年前汉武帝时,商人虽曾一时之盛,但为了中国文明的延续,商业、资本不能控制政治而通吃天下、影响社会的安定,政治对于商业是在利用的同时要有能力加以规训,汉武帝及其后已对此做出了历史选择,这是中国文明的“可大可久之道”所在。

   在数字文明时代回到历史的中国,是要意识到走国际化的中国数字化头部企业不能发展成为欧美式的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跨国资本主义。今天在新的全球化的新历史形势下,需要深刻理解数字文明时代的新技术与新资本,需要重新思考过往“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等所具有的部分新意涵。

国家深刻意识到数字化、互联网下的新的组织、动员方向的转变,互联网的战争是一场只能打赢而不能失败的战争。欧美的跨国数字技术垄断帝国是将科技、资本、媒体直至与政治完全打通而通吃,中国开始出现类似的苗头,一些互联网垄断企业在结合数字技术、资本的同时,也通过进入数字媒体来最大地发挥数字的联通性,从而隐秘、不为人觉察地影响政治,从而固化其技术、资本的垄断性。垄断企业自身发展出的数字媒体是数字文明时代的软性的笔杆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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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2021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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