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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 盛阳: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

更新时间:2021-01-04 22:19:54
作者: 史安斌   盛阳  

   内容提要: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架构已经无法充分含括和解析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我们需要将其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概念维度上,才能准确理解和把握当下现实。本文试图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转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进行对比分析,并将转文化传播的概念和理论体系投射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知识谱系中进行解读和辨析。通过从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对其展开理论反思和延展式评析,并尝试在“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语境下对当下中国学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方向性建议。

   关 键 词: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全球化/去西方化/赋权/赋能

   作者简介:史安斌,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盛阳,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8JZD012。

   在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机构借助信息传播技术,通过对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两个层面的改造,得以深度干预人类社会与文化的转型过程。与此同时,新的文化传播形式正在不同主体之间展开:它们不再是跨时空的文化交换,而是跨主体的文化转型。这一变化趋势在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为特征“新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更为凸显。原有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已经无法含括全球社会与文化之变局,需要将其升级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概念维度上才能得以准确把握。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上看,新全球化时代正在见证三个同步发生的文化演进历史时刻:其一,在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技术已经穿透了物质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各环节,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型塑”作用,各类媒介与平台日趋“场景化”甚至于“前景化”;其二,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日趋固化、媒体高度饱和的全球传播格局下,在文化接受和观念塑造方面,人们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一个“同步的世界史时刻”;其三,在人类将其对世界的认知纳入到自我身份与认同建构的过程中,或将自我意义投射到世界主义范畴的过程中,文化也不再是历史循环逻辑下的“自我繁殖”,而是在相互碰撞与激荡的过程中持续进行的“转化式繁衍”。这些彼此同步又相互并行的历史轨迹都共同指向这样一个事实——新的历史条件宣示着全新的文化观念的形成,我们需要在新的知识范畴中理解文化与传播的全新模态。

   本文从对既有跨文化传播的理论反思切入这一议题。首先,本文在知识社会学的意义上梳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脉络,在进行史论交叉分析的过程中厘清该理论用于阐释当代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局限性,进而引出转文化传播这一全新的理论维度和方法论框架;其次,本文将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交叉知识谱系中勾勒出转文化传播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系、方法论基点和认识论前提,在论证转文化传播在理论层面的对话性和延展性的同时,突出历史学研究中的“媒介转向”,以及传播学研究中的“历史主义转向”两个重要的学术史发展脉络;再次,本文将在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对转文化传播理论展开深入评析。同时,还将结合当代史语境和传播理论与实践的演进脉络,尝试在“一带一路”倡议所引领的新全球化大潮来临之际对转文化传播理论在中国的再语境化以及中国学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方向性建议。

  

   一、绘制“转文化传播”的知识地图

  

   自“二战”结束至今,跨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用以理解自身与他者之间文化传播关系的核心观念。在半个多世纪的知识建构中,跨文化传播学逐渐发展出一套庞杂多元的知识体系。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生产方式、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演变,这一整套关于异质文化间沟通和交往的学说正在逐渐失去其理论阐释力。

   (一)媒体与全球化:跨文化传播的知识社会学

   “跨文化传播”对应的英文名称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更为准确的翻译是文化间传播。它以传播学为核心,整合了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跨学科的理论架构和实践成果,并在二战后蓬勃兴起的美式全球化的进程中得以成熟和普及。按照西方传播学界普遍认可的界定,广义的跨文化传播具体包括以下几个领域:一是探讨不同文化模式和特征的“比较文化研究”;二是以探讨人际和组织传播为核心的狭义的“文化间传播”;三是以探讨国际关系和大众传媒为核心的“国际传播”;四是以探讨不同文化背景下传播与社会互动关系的“发展传播”。①

   作为一门探讨不同文化间传播与交往过程的学科,跨文化传播旨在解决建立和巩固以“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其“问题意识”紧扣于其理论建构和实践落地的各个步骤当中。具体而言,首先是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政治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进行识别,在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包装下,非西方地区被界定为“文化盆地”或“非历史的蛮荒之地”;其次是通过资本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推动美式价值观和现代性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接受和普及。

   显然,跨文化传播从学科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②从而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重大局限。在2016年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后,这些局限性日趋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现实政治层面拒绝对社会主义、非基督教宗教文明以及原住民文化等另类文化形式的认可和接纳;其次,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阶级冲突包装为“文明的冲突”,从而将变革矛头从结构性生产关系的改造,转移到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层面;再次,尽管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批判取向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蔓延和宰制逻辑,但是对这一过程单向度的把握,实际上遮蔽了作为反抗力量的被支配方的能动性,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复杂的转化过程。

   在中国语境下,与上述带有鲜明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相对应的有多个不同的知识范畴,包括跨文化沟通、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跨文化研究等等。这反映了我国学界对该学科的定位还没有达成共识。尽管该学科在我国的定位始终不够清晰,自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入我国学界以来,其本身却发展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演进脉络:最初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跨文化交际”或“跨文化沟通”;后续则由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参与进来,将其拓展为“跨文化交流”“跨文化对话”或“跨文化研究”,而真正由传播学者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学”尚处于起步阶段。③

   随着数字传播技术和平台经济模式的普及,新的信息传播形式不断涌现。一方面,它们在不同的地区和文化群体之间型塑着新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范式的同时,其内部也出现了权力结构不断重组的趋势;另一方面,传播学进入中国学术界只有短短40年时间,仍属于值得深耕、大有可为的新兴学科。有鉴于此,跨文化传播学将凭借媒介文化全球化之东风,有望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传播学研究的立论基础。跨文化传播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应该立足于建立和巩固传播学的核心地位,对文化传播的内部矛盾及其如何解决它们展开历史化深描——即回归其“传播学本位”。

   (二)从“跨”到“转”:文化传播的概念迁移

   所谓回归传播学本位,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知识乌托邦,而是基于以下的普遍性现实作出的理论修正,即媒体传播在人类社会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文化则在不同文化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综观西方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传播体系的形成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英式全球化,这一过程随之牵引出“帝国传播”的概念。作为第二波全球化潮流,二战后的美式全球化则直接导致了跨文化传播这门学科的建立和普及。然而,无论英式还是美式全球化,实质上都是在“化全球”,即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论,另一方面以市场经济和西式自由民主的模式,把世界各国打造成与英美同模复刻出来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副本”。这一西方中心的“化全球”所隐含的要旨和意图在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发表的“新冷战演说”中再度得到了巧妙的“包装”和清晰的“体认”。

   紧随美式全球化的步伐,跨文化传播理论被广泛用于指导回应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无论是“马歇尔计划”“和平队”,还是面向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和“发展传播”,跨文化传播学者都积极参与到文化、传播与政治经济秩序互动的现实改造工程当中,并基于对其实践的阐释、归纳和评估,留下了《传统社会的消逝》《无声的语言》《超越文化》《创新扩散》等诸多学术经典,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必读书目。

   从媒介技术的演进来看,跨文化传播所依赖的是以单向传输为主的报纸、广播、电视和早期互联网等介质。根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斯迈思的研究,单向度传播制度的设计之所以得到青睐和普及,恰恰是出于技术管理掌控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④但是在以“泛在传播”为特征的新全球化时代,移动社交媒体和数字劳工的普及都体现了“赋权/赋能”的原则。原本在单向度传播制度下被动接受信息的基层草根受众,前所未有地成为资讯和舆论生产与传播的“先导性主体”;而原本处于全球新闻舆论场边缘和信度光环之外的“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亦通过“弯道超车”或“异地突围”,跻身全球传播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极,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今日俄罗斯”(RT)和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等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媒体机构都是“他国崛起”背景下在全球新闻传播领域出现的新生力量。⑤

   这种新型传播生态所导致的结果是:异质性的“文化杂糅”或曰“第三文化”成为全球媒介文化的主流,因此“跨”的概念已经不足以概括当下全球文化的复杂性。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了文化的转型和变异,这就是“转”的过程。换言之,在转文化传播的时代,我们很难使用单一的国家或地区文化作为标签去指认某种单个的文化现象。相反,全球媒介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正在出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文化杂糅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的文化转型/变异相互交织的新趋势。

   从现实情形来考量,2016年以来世界进入了全球化的第三个阶段,同时也是中国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新全球化大潮的关键时期。与前两波全球化浪潮不同,当下新全球化时代并不致力于打造文化传播的“一言堂”,而是要通过“传播赋权/赋能”的方式,开创“多声部合唱”的“复调传播”新局面。新时代中国的文化传播理念,不是要把全世界变得与中国一样,而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促进文明的平等交流与互鉴。在这个意义上,建立在“中心-边缘”认识框架下,以西方文明模式“化全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无法提供更为丰富的现实解释;反之,强调“互联互通、共生共荣”的新全球化理念,则为超越跨文化传播的认知视野和实践框架开辟了诸多新的路径。

   (三)“整体史”叙事:转文化传播的要素构成

   在讨论转文化传播概念与理论框架的“构型”之前,需要明确设定以下前提:这一阐释路径并非“完成时”意义上的理论体系,而是正处于“进行时”的概念和话语建构,需要以辩证的视角理解其理论内涵。⑥

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美国中心”倾向不同的是,转文化传播理论的阐释者主要来自于美国以外的地区或具有多元族裔背景,其中包括德国文化人类学者霍斯特·雷曼、古巴文化人类学者费尔南多·奥尔蒂斯、加籍华裔传播学者赵月枝、德国媒介研究学者安德烈·赫普、美籍黎巴嫩裔传播学者马尔文·克雷迪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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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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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传播》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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