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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骏楠:清代四川州县的契税治理:以南部县契税诉讼为侧重点

更新时间:2020-12-06 11:01:38
作者: 赖骏楠  

   摘    要:

   清代四川南部县的契税治理,长期表现为知县一面受理混有匿税指控的民事案件,一面于其中稽查匿税这一司法形态。契税盈余是维持清代四川州县政府运行的核心收入之一。受困于有限的行政资源,南部知县选择以受理契税诉讼这一被动方式来实现契税治理。为通过个案实现广泛威慑,知县在发现当事人匿税或有匿税嫌疑时,会借助对清律“典卖田宅律”的极端化解释,对当事人处以没收涉案产业的惩罚。司法治理,也导致难以全面查知民间匿税行为、司法个案中稽查能力不足、司法公正性受税收考量之动摇等弊端。清末川督赵尔巽通过契税国有化和设立经征局等措施,实现了全部契税收入上解省府的目的,但未从根本上改变南部县契税的司法治理格局。赵尔巽改革还带来了知县与经征委员间权限划分和协调、知县稽查匿税动力减弱等新问题。从州县档案出发,观察清代契税治理的实践,有助于学界更深刻地认识契税在清代财政和国家建设中的意义。

   关键词:契税; 诉讼; 治理; 财政; 清代;

  

   一、引言

   契税,又称税契,是明清时期对田房等不动产之交易所征收的一种税费。根据清代法律,买得田房的新业主,需要携带未税之白契赴基层官府缴纳契税,由官府加盖红色官印,且黏连省布政司颁发之契尾。新业主在投税后,往往须进一步完成推收程序(又称过割或拨粮),亦即在钱粮册(记录各户田赋信息的簿册)上将交易土地所承担之粮额(田赋额度)在原业主户名下删除,并转移至新业主户名下。(1)1

   晚近研究表明,随着土地私有与商品经济的不断深化,清代地权市场已步入早期现代(early modern)阶段,土地交易极为频繁,交易手段亦高度复杂。(2)2因此,作为对地权交易的管理和征税措施,清代契税制度理应获得学界重视。现有相关成果,多从中央及省级政权的立法与政策角度出发,来考察清代契税制度的宏观表达。(1)3部分学者利用县衙档案、官箴书、幕学作品等更为基层的文献,来观察清代契税征收的运行实态及其变革。(2)4

   本文尝试以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中与契税有关的卷宗为核心材料,来展现清代契税法律与政策在基层的运行实态,并反思清代契税治理的若干特征。从法律史的角度来看,清代南部县契税治理最引人注目之处,乃是对匿税行为的稽查和处罚,几乎全部是以司法(或者说诉讼)方式展开的。这些诉讼的发起,需要民间当事人向官府提起控告,请求知县受理。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对匿税的指控也与各类民事纠纷(尤其交易纠纷和财产纠纷)混杂在一起。19世纪南部县契税诉讼及其处理,就成为本文重点考察的面向。清末川督赵尔巽一系列契税改革举措及其在南部县的实效,也将纳入本文考察范围。

  

   二、州县财政视野下的清代四川契税

   大一统郡县制下的清代中国,理论上本不存在会计意义上独立核算的“地方财政”空间,但现实图景显然更为复杂。中外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为满足治理日益发展和复杂化之社会经济时的支出需求,清代州县政府在较为僵硬的“原额主义”正式财政体系之外,发展出以田赋存留、耗羡、其他田赋附加和盈余等手段来支付行政经费的“正额外财政”体系。这无疑构成一个半灰色的、事实上的地方财政体系。(3)5

   以上讨论的一个显著倾向在于,对清代地方财政收入的探讨,多围绕作为“国课正供”的田赋及其附加税展开。然而,这一论述若运用于清代四川,则将呈现出较明显的局限性。因明末以来的战事导致川省人口锐减,清初该省所定之田赋总额极低。这也导致依赖于田赋正项而确定的本地存留额度极低。(4)6川省无漕粮,因而亦不存在与漕粮相关的盈余或浮收,以供地方支出。(5)7雍正年间得以制度化的各地耗羡收入,也在乾、嘉两朝因对外战争、边疆叛乱和白莲教起义等缘故,而常遭上级政权提取,以供军需。(6)8尽管自咸丰年间起,川省开征数额远超田赋正项的津贴、捐输等田赋附加税,但津捐银的首要用途,仍是满足19世纪中叶以降由各种内乱外患引发的军费和赔款需求,因而不属于地方收入。(7)9总体而言,与清代其他地区(尤其东南和中部各省)相比,田赋及其附加税,并非四川州县财政的一个可靠收入来源。于是,州县官不得不就地开发其他财源,以支付本地各类行政办公经费,及幕友、长随和衙门吏役的雇佣费用。

   结果,原本在清代正式财政体系中属于“杂税”、长期不受重视的契税,却在四川成为州县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甚至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地方税(因其大部分收入都归州县)。清代契税的征收带有事实上的包缴性质。各州县每年将上解的法定契税额度缴足后,剩余收入就属于省级政权和户部不再过问的灰色地带。(1)10清初,因人丁稀少,土地荒芜,川省每年上解户部的税契原额仅为21380两。嘉庆十六年(1811)加征64780两。(2)4与18、19世纪移民不断涌入、土地不断得到开垦和交易、地权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局面相比,8万余两的契税解额显然与新的经济规模不再匹配。即使不是全部田房交易都能依法及时投税,州县官每年所能获得的契税盈余收入,也仍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数目。例如,光绪二十年(1894)户部奏称,四川各地契税收入,“大县约收三五万,中县一二万,小县数千不等。总计四川不下百余州县,至少应不下百数十万。而该省历年报部之数,不过八万六千余两”。(3)11无疑,除了支付各类办公和人员费用,相当一部分契税盈余成了州县官的个人灰色收入。(4)12因此,在清代四川,正是契税使得各州县能够绕过正式财政体系的原额主义限制,并以交易税的形式,从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农业经济中分一杯羹,以此维持政府运行和官员收入。

   鉴于契税在四川州县财政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各地官府都不遗余力采取各种(常常是非法的)手段,来增加契税收入。手段之一,便是大名鼎鼎的“炮税”,亦即官方自己以低于田房实际交易价的金额来计算和征收契税,以便在短期内吸引民众积极缴税。曾于道光年间任四川按察使的张集馨,就曾揭示过这种“打折促税”活动的丰厚收益:“繁剧地方,放炮一次,可得万金,或五七千金不等”。(5)13手段之二,是将实征税率提至中央确定的法定税率之上。早在清末全国范围内提升契税税率之前,四川各地所征收的包含“正税”、“契底”(契税附加)、陋规、契尾工本等名目在内的税契费用,均已远超出相当于契价3%的法定税率,部分地区实征税率甚至已达6%,乃至9%。(6)14手段之三,则是将法定的投税期限予以缩短,以催迫交易当事人尽速赴官缴税。例如,咸丰年间的巴县知县,一度要求新业户10日内带契投税,违者处以相当于一半契价的罚款。(7)15手段之四,则是对积极缴纳契税的业主,偶尔予以物质奖励。例如,道光年间的巴县知县就曾示谕,对立契后三日之内投税的业户,给予缴纳税额之三成的奖赏。(8)16

   考虑到契税在四川州县财政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上述软硬兼施之具体手段的存在,清代四川州县在契税征管方面,似乎相比他省获得了更大成功。巨额的契税盈余本身就是这种成功的一个证据。此外,民间白契数量占地契总数的比例,也是衡量契税征管水平的一个可资参考面向。这方面学界普遍的认识是,白契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甚至多于红契,所以匿税者比比皆是。(9)17尽管眼下较难获得更为完整、准确的数据,但某些已出版的清代四川契约的汇编资料,似乎呈现出另一幅图景(尤其是相比已得到更充分研究的长江下游地区)。例如,在《成都龙泉驿百年契约文书》这一资料集收录的50件清代土地买卖契约中,仅有4件是白契,其余皆为戳有官印之红契。而在46件红契中,未见契尾黏连、可断定属于炮税产物的契约,有14件(此类契纸又称“小契”)。(10)18这至少提示了如下可能性:在清代四川,在严厉的税契期限和处罚规则,以及优惠的炮税做法的共同作用下,有相当大比例(至少该比例要高于学界之前想象的比例)的田房交易当事人曾前往基层官府,缴纳契税,换取作为纳税证据和产权凭证的红契。

  

   三、清末新政前南部县的契税诉讼

   (一)契税诉讼的一般情形及其与各类民事纠纷的纠缠(1)19

   有待追问的是:清代四川契税治理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什么样的?为解答此问题,有必要将目光转移至清代国家与社会的一个重要交界处:县级衙门。本文考察的是清代四川保宁府南部县衙门档案。为观察南部县契税治理上的“传统”实践,我在本文此处所用档案涉及的时段,是距离20世纪初新政较远的道光、咸丰、同治三朝(1821-1874)。该时段档案表明,南部县衙在契税事宜上展现出明显的“消极治理”态度。县衙从未主动派出书吏、差役前往城中或乡间各处稽查民众是否匿税,也未下令对廒册(四川地区对钱粮册的独特叫法)、粮票(田赋缴纳凭证)和投税记录展开清理,以便发觉匿税。我从档案中辨识出的该时期18个契税案件,全部都是由民间当事人自行提起控告,而且对匿税的指控都与各类有待官府解决的民事纠纷混杂在一起。(2)20这意味着,南部县的契税治理呈现出强烈的司法治理色彩。官府对契税事宜的调查、监督和处分,与对当事人之间民事纠纷的解决缠绕在一起。

   一般而言,一个完整的契税诉讼流程如下:某一民事纠纷(如交易纠纷、财产纠纷)中的当事人,赴县衙提交告状,请求知县传讯两造,解决纠纷;为了吸引知县眼球,提高案件被受理的概率,告状中会提及对方当事人在前次或本次田房交易中的匿税情节,因而案件性质也就从纯粹的“细故”问题上升到了州县财政安全问题;被告也可能随后提交诉状,从自己的角度描述该纠纷,并对原告所提匿税一事予以否认或辩解;在知县的命令下,当事人和证人被传讯至衙堂,接受堂讯,知县在调取证据、听取口供后,同时对民事纠纷和匿税问题做出堂谕(判决);有时双方当事人还会在堂讯结束后,在保证遵守堂谕、不再翻案的具结状上亲自画押。

   首先要强调的是,与清代知县在受理普通民事案件上的谨慎态度相比,南部知县对契税词讼的反馈可谓积极而高效。只要当事人在状纸中提及对方有匿税行为,知县几乎是立刻批示受理案件,并发出传讯两造和证人的签票。(3)21一般而言,以拒绝受理、延迟受理或将案件交回基层社区处理的方式,利用民间调解与官方审判间互动形成的“第三领域”,促使纠纷获得更有效的解决,是清代州县处理民间词讼的常用操作。(4)22将大量案情轻微的诉讼“分流”回基层,并在官方引导下促成调解,也有助于节约本属稀缺的司法资源。(5)23但南部的契税诉讼则表明,一旦原本属于“细故”范围的民间纠纷危及州县的财政收入,息讼和成本的考量在知县的判断中就立刻退居二线。这一现象充分表明,由于利益相关,知县对于契税治理和契税诉讼,至少在主观上是高度重视的。

   接下来观察这些契税诉讼中所包含民事纠纷的具体类型,及其与契税指控的纠缠方式。最常见的一类纠纷,涉及南部县一种名为“余业扫买”的田房交易习俗(18个案件中有10件与此有关)。根据诉状中的描述,这一习俗的主要内容是:若当事人之间先前有过田房交易,当原卖家因年老或病重无力耕种、或因欠下债务亟待偿还时,原买家有一定的义务,接买原卖家剩余产业(除非原卖家愿意另售他人,或原买家能够证明自己确实无力承买,否则这一义务难以解除)。对这一习俗的形成原因,一种可能的“文化导向”的解释是:一场田土交易一旦完成,就会在交易双方形成一种“超经济关系”或人身性关系;由于田房卖家在伦理上易被视作弱者,买家常被视为强者,所以买家就要对卖家承担长期乃至终身的照料或救济义务;当卖家遭遇生活或经济困难,买家就有义务买下(甚至可能是以比市价更高的价格)卖家的剩余产业,其所支付的价钱也就意味着对经济依附者的接济。(1)24

很显然,由于移民不断涌入,人际关系日趋匿名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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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 2020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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