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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更新时间:2020-11-24 13:37:08
作者: 瞿林东  

   内容提要: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孕育了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以其固有的特点即史官、史馆制度的存在,撰写本朝史、前朝史的传统和史学家对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坚守等,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一是以丰富的、多种表现形式的历史撰述,雄辩地证明与阐说中国文明不曾中断的历史事实;二是从精神和情感层面揭示出中国历史上各族间历史文化认同之趋势的存在与发展,以及中国之所以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必然性;三是为史学自身积累了厚重的思想遗产和学术话语,成为当今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历史渊源。

   关 键 词:中国文明/中国史学/连续性发展/特点/历史意义

   社科基金: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大研究专项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18VXK006)。

   作者简介:瞿林东(1937- ),男,安徽肥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中国史学史研究。

   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发展孕育了中国史学的连续性发展,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对于证实、阐说中国文明之连续性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作用和价值,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恰是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表现。

  

   一、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

  

   中国史学孕育于中国历史这块沃土,有其久远的历史和活泼的生命力。在诸多特点中,下面几个特点尤其重要:

   第一,史官与史馆制度的存在。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这是中国素以史学发达著称于世的重要原因之一。据《周礼》《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史官名称甚多,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别。史官职责亦各有异:“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外史掌书外令”,左史记动,右史记言①。从文献记载来看,周代的史伯是一位很有历史见识的史官,《国语·郑语》记他同郑桓公论“王室将卑,戎狄必昌”、诸侯迭兴的谈话[1](P507),是先秦时期很有分量的政论和史论。周代还有一位史官叫史佚,也受到后人的推崇②。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这与西周末年以后各诸侯国国史的撰写相关联。《左传》昭公二年(前540年)记晋国韩宣子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2](P1227)这说明,史官又具有保管历史文献之职责。春秋时期著名史官,晋国有董狐、史墨,齐国有齐太史、南史氏,楚国有左史倚相等。董狐以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称为“古之良史”,盛赞其“书法不隐”的精神[2](P663)。齐太史和南史氏也是如同董狐一样的史官。左史倚相因“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楚君,使楚君“无忘先王之业”,而被誉为楚国一“宝”[1](P580)。他是一位知识渊博、通晓治乱兴衰之理的史官。处在春秋末年的史墨,是一位对历史变化有深刻认识的史官,其有名言曰:“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2](P1520)这些史官的思想和业绩,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又如,“君举必书”[2](P226)的优良传统也是在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随着各诸侯国政权下移,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的一些大夫及具有特殊身份的贵族也有史臣的建置。例如,周舍是晋大夫赵简子的家臣,其职责是“墨笔操牍,从君之后,司君之过而书之”[3](P248);晋大夫智伯有家臣名仕苗,也是以“秉笔事君”为其职责[1](P501)。

   汉武帝时,置太史令,以司马谈(?—前110)任其职。谈卒,其子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继其任。迁卒,知史务者皆出于他官,而太史令不复掌史事,仅限于天文历法执掌范围。又在宫中置女史之职,以记皇帝起居,故有《禁中起居注》,东汉因之③。后世以“起居”作为史官的一种职掌和名称,与此有一定关系。东汉时,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32-92)以兰台令之职撰述国史。三国魏明帝置史官,称著作郎,隶属中书。晋时,改称大著作,专掌史任,并增设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8人,隶属秘书。宋、齐以下,改佐著作郎为著作佐郎。齐、梁、陈又置修史学士(亦称“撰史学士”)之职位。十六国、北朝,大多设有史职,或有专称,或杂取他官。其体制、名称,多源于魏、晋而有所损益。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形成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尤为兴盛,故史官当中,名家辈出,被誉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4](P288)。其间,关于起居之职,魏、晋以著作兼掌。北齐、北周,著作、起居二职逐步分开。隋炀帝时,以著作如外史,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内史。

   唐代,因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著名政治家房玄龄、魏徵、朱敬则,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吴兢,著名文学家韩愈,著名诗人杜牧等,均先后参与史馆工作,并担任各种修史职务。唐初,于门下省置起居郎,后又在中书省置起居舍人,分为左右,对立于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时也曾称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交送史馆,以备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损益,其名称虽因代而异,而职掌略同。其中,以宋、清两朝较为繁复。宋有国史院、实录院、起居院和记注院,元有翰林兼国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国史、图籍管理与侍读等职,以国史馆、实录馆掌纂修之事,以起居注衙门掌起居之事,其史职则多以他官相兼。

   从史学的积累和发展来看,史官的职责包含两个方面,此即刘知幾所谓“为史之道,其流有二”:第一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第二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前者系“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者为“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这两个方面,“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4](P301)。中国史学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前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少是出于历代史官之手,故官修史书占有重要位置。史官当中固不乏优秀的史家,而优秀的史家则并非都是史官。

   第二,修撰前朝史的传统。史官的职责,如刘知幾所说,而史馆的功能是修本朝史和前朝史。这两项功能往往是交叉的,即本朝史的修撰一般都会成为后一个朝代修撰前朝史的重要依据,而关于前朝史的修撰一般都继承了前朝所修之本朝史的资料。这种制度在唐朝设立史馆后一直沿续至清朝。

   这里,我们举唐初史馆修撰前朝史和元朝末年修撰辽、金、宋三史为例,略见中国史学史上修撰前朝史的优良传统。

   关于唐初史家的前朝史撰述。唐初统治集团重视史学,对撰写前朝历史有突出的自觉意识。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大臣令狐德棻提出修撰前朝历史的建议,唐高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于翌年颁发《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④。这里说的“六代史”,是指南朝的梁、陈二史,北朝的魏、北齐、北周、隋四史。这道诏书的要求,虽因全国形势尚未稳定、组织工作不力而无任何具体结果,但它却开启了唐初史馆修史的宏大格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廷先是“于中书置秘书内省,以修‘五代史’”[5](P1091)。所谓“五代史”,即梁、陈、北齐、北周以及隋五朝史。翌年,“移史馆于门下省北,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5](P1089)。自此,唐朝正式设立史馆并承担撰写前朝史之重任,而宰相则为史馆修史的直接领导者。在此后的30年间,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八部正史,在中国古代的24部正史即“二十四史”中占据了1/3。这是中国史学史上一段辉煌的记录,兹略述如下:

   ——关于修撰“五代史”的分工及其合作机制,史载:

   贞观三年,太宗复敕修撰,乃令德棻与秘书郎岑文本修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修齐史,著作郎姚思廉修梁、陈史,秘书监魏徵修隋史,与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众议以魏史既有魏收、魏澹二家,已为详备,遂不复修。德棻又奏引殿中侍御史崔仁师佐修周史,德棻仍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武德已来创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6](P2598)。

   这段记载,除了表明撰写“五代史”的分工情况外,还涉及三个重要问题:一是北魏史因有北齐魏收《魏书》、隋朝魏澹《魏书》两家而不必重修;二是魏徵协助时任宰相的房玄龄“总监诸代史”;三是令狐德棻参与撰写北周史并“总知类会梁、陈、齐、隋诸史”。可见,这是一项有领导的人才分工与人才合作的史学工程,其合理性、可行性颇值得后世借鉴。

   ——唐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唐太宗说道:“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7](P6657)

   ——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敕撰《隋书》十志,即《五代史志》⑤。

   ——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颁发《修〈晋书〉诏》。在这篇诏书里,唐太宗提出了“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的论断,对史学的社会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

   ——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等奏上新修《晋书》130卷⑥,时称新《晋书》。《修〈晋书〉诏》的下达和新《晋书》的撰成,反映了唐初统治者对历史重新评价的要求。

   ——唐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等奏上《五代史志》30卷。史载:“太尉长孙无忌进史官所撰梁、陈、周、齐、隋《五代史志》三十卷。”[6](P75)此书自唐贞观十七年(643年)始撰,至此历时十三四年乃成。

   ——唐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80卷、《北史》100卷,表上之。《唐会要》记:“符玺郎李延寿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为《南北史》,上自制序。”[5](P1092)

   自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诏修“五代史”,至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在这30年中,唐初史家群体先后撰成《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共八部正史,且均流传至今。这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壮举,中华文明史上灿烂的一页。

关于元末史家的前朝史撰述。早在元世祖即位之初,已有修撰辽、金二史的动议。翰林学士承旨王鹗首倡此议,他向元世祖建议说:“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世祖“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8](P239)。王鹗对史学的认识是很深沉的,而元世祖接受他的建议,反映出政治家的历史意识。故至元元年(1264年)二月,有“敕选儒士编修国史,译写经书,起馆舍,给俸以赡养之”的措施;九月,有“立翰林国史院”[9](P4179)之举。元灭南宋后,又不断有修撰辽、金、宋三史的措施,但皆“未见成绩”[9](P4179)。究其原因,主要是“义例”,即三史之间关系难以确定。所谓“义例”,本质上是正统问题⑦。元后期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右丞相脱脱等再次奏请修撰辽、金、宋三史,元顺帝随即下达有关修三史诏书,此事才获得实质性进展,并陆续撰成三朝正史。其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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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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