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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竹:疫情防控对“十四五”社会治理提出的新挑战

更新时间:2020-11-18 23:16:18
作者: 丁元竹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我国启动“十四五”规划之初,与之相关的严峻外部环境还在演进中,有些问题还看不太清楚,研究由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成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议题。“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创新的着力点,一是适应社会关系模式变化,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二是重塑社会共同体;三是完善智慧环境下的社会关系模式。

   [关键词] 疫情  “十四五”规划   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 R181;D6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20)05-0078-07

   [作者简介] 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组督学、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政策、发展战略、公共服务。

   2020年5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大不确定性”。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科学判断,全面总结新冠疫情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在面对不确定性中做好中长期发展规划工作。

   2019年11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研究部署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编制专题会议时指出,“十四五”时期,外部环境可能更加复杂,不确定性和挑战更多。2019年12月底,新冠疫情不期而遇,至今在世界范围大流行已经近半年。各地、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目前已经感染的人数逾千万,死亡数十万,成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以来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眼下,病毒在其他国家继续蔓延,感染人数持续上升,一些国家初效渐显,一些国家挑战依旧。为抗击疫情采取的社会疏离导致全球经济停摆,全球化进程几近停滞。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已经实施了四个五年规划,其中有两个在编制前都曾遭遇突如其来的风险袭击。编制“十五”规划前两年,我国遭遇“非典”冲击,应对“非典”大大提高了人们对发展风险和危机的认识,风险和危机管理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编制“十二五”规划的头两年,我们遭遇了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国际金融风暴,进一步提高了我们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在我国启动“十四五”规划之初,距编制“十四五”规划时间很近,事态正处于演进中,有些问题还看不太清楚,研究由疫情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成为编制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议题。

   鉴于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和疫情的不确定性,部分发展、改革、创新的边界条件已经或将会发生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梳理“十四五”时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各种边界条件。应对疫情过程中的举措有些是应急性的,有些可能会成为未来的常态,对此要及早评估,及早预判。要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由不确定性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努力使编制“十四五”规划工作更具前瞻性、预见性和创新性。

   一、新冠疫情对“十四五”

   时期社会治理提出新挑战

   (一)新冠肺炎本身具有巨大不确定性

   新冠病毒系人类史上前所未有,它极其狡猾,变异强、传播快、易感染、危害大,而开发成熟有效和有针对性的疫苗困难重重,应用时间难以确定。如果真如有些科学家所说,这种病毒是无法控制的,新冠疫情将长期与人类共生,那么,它就有可能永久改变人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

   疫情常态化的含义之一是,人类必须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倘若真的需要把社会距离当作一种常态,那将改变自有人类以来的社会交往、社会互动模式。那种以商品流动、人口流动和信息流动为基础的全球化将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商品流和信息流会继续,人口流动将受到一定社会隔离的影响而永久性改变。人口流动的减少可以由信息流量的增加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来弥补,但新的人口流动方式已经远远不是人类习惯的交往方式和互动方式。这里要考虑三个因素,一是新冠病毒传播的威胁,二是次生风险,三是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冠肺炎以及由于预防被其感染带来的次生风险有哪些?如医院为防止传染减少就诊数量导致大量常规疾病不能及时就诊,长时间佩戴口罩对心脏和肺呼吸会产生什么影响?长期居家隔离对人们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长期居家隔离和使用互联网接收大量难以分辨真假的信息又会怎样?这些问题都需要及早预测和研究。技术进步已经使“地球上任何一点都可以确实达到即时沟通;观点、影像和信息可以无阻碍地传播到任何地方”(柯林斯、马可夫斯基,2014,p436),但它是否符合人類业已形成的习惯则需要一个过程。

   (二)社会疏离正在改变社会关系模式

   抗击疫情工作在全球范围内仍在进行,新冠疫情正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针对性疗法或疫苗问世之前,整个世界必须学会与新冠病毒共存。人类面临的是彼此关联、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0年中国抗击疫情首先采取的措施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隔离,通过拉开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社区之间、家庭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社会距离,最终把每个社会成员隔离在特定空间,从人口流动、社会交往上阻断病毒传播,有效抑制病毒传染。通常意义上,这是预防传染病流行的基本手段和最初措施,也是最为有效的措施,我们且称之为社会学的治愈方式。在这点上,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制度优势,把基层力量组织动员起来,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参与社会疏离、秩序维护、服务供给、检查检测,在新冠病毒发生初期就控制住了疫情蔓延,使我国的感染率控制在最低水平,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安全。

   在这次抗击疫情过程中,社区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在人口流动阻断、居家隔离观察、居住人口核查、社区生活服务、公共安全维护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凸显了新时代社区建设的特点和优势。在社会疏离的同时,我们迅速启动疫苗研发,以通过生物学和医学措施抑制病毒,重新开启人口流动和社会交往,缩短社会距离。

   人类为了抑制病毒传染,采取物理空间疏离措施,把已经和正在形成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割成了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共同体原生态——人类最早的共同体系始于家庭的。社区物理空间疏离在阻断病毒传播的同时,由互联网的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和高速运行,铸造了虚拟共同体。这是因为疫苗正式投入应用和行之有效之前,人们可以做的只能是社会疏离。然而,疫情之后或在疫情与人类共生环境下,社区如何建设和治理,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新冠疫情发生后,曾传言老年人是最易感染人群,致使老年人居家不敢外出,大批养老院封闭管理,其中的老年人与家人隔离有的达数月之久,还有一批民营养老院因公共卫生等成本太高,不得不关闭。无论是居家养老的老年人还是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都经历了一段孤独时期。若是疫情常态化,老年人如何提升生活品质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几十年来,由于特定的人口政策和城市化加速带来的人口流动,在城市和乡村出现了大量空巢家庭。有的空巢家庭随着一方老人的离去,另外一位老人或聘请保姆居家照顾,或去养老机构,如何照护好这些老年人,将是“十四五”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它既关乎老年人的晚年幸福,也关乎其家人的责任与义务。那些80岁甚至以上的老年人,尽管他们大部分不是独生子女家庭的长辈,但他们这代人的子女已经进入退休年龄,有的身体不好也需要照顾,有些还要照看儿女的儿女。还有,在过去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那些子女辈分的人们散居在祖国各地、世界各地,有自己的家庭,这些现在看来依然是“大家庭”的家庭,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描述的那种子孙满堂、儿孙绕膝、同吃同住的大家庭,实际上就是核心家庭或空巢家庭,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无不如此。

   如今,现代意义上的大家庭,社会关系模式大致上是不同辈分的成年人基本不在同一公共空间中生活、交往、交流,也不存在日常生活中的面对面接触,更不存在守望相助,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养老功能已经消失殆尽,它仅仅是一种虚拟的心理空间。可以预测和想象到,“十四五”时期和接下来的至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将会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无论对于家庭、对于政府,还是对于社会来说,养老问题都将是巨大的压力。政府和社会承担更多责任,必将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如果再加上疫情常态化,这都将考验“十四五”时期社会治理的创新能力和水平。

   (三)“网络病毒”凸显新的社会心态问题

   新冠疫情在全球传播使人类面临“新冠病毒”和“网络病毒”两大病毒,给人类带来两大问题。换句话说,2020年,人类同时遭受了两场“病毒”迅速传播的侵袭。

   一场是百年未有的“新冠病毒”在全世界的迅速传播。原因之一是喷气机和高速火车的普及化时代带来的人口迅速流动。技术进步是把双刃剑,高速交通工具会带来出行便利,也造成病毒迅速传播。发生在14世纪的黑死病即是通过“中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传播开来的。这些网络非常稀疏——定居的部落之间的联系太少——以致这个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疾病用了4年的时间才传到亚洲,也就是说传播的速度是每年1000千米”(弗格森,2020,p69)。而这次新冠疫情当天就可传播到世界各地,无论是从意大利到欧洲,还是从欧洲到北美洲,都被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得措手不及。

   还有一场是前所未有的网络谣言和网络虚假信息(我们且称其为“网络病毒”)传播。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并大规模推广5G技术时代,“网络病毒”与“新冠病毒”同时迅速传播,给社会带来恐慌、焦虑、仇视、敌意、误解,甚至抱怨、谩骂、侮辱,等等,大大降低了社会的信任程度,拉大了社会距离,造成社会撕裂和社会失序。毫无疑问,互联网以其速度、传播方式、表达形式等彻底改变了傳统意义上的沟通方式,人们在线上形成了新的社会结构,也造就了一种新的心理现象(沃森,2019,p1054),形成新的心理秩序。问题是,在互联网时代,人类如何像社会疏离阻断“新冠病毒”传播一样来阻断“网络病毒”传播?如何开发心理疫苗来预防互联网下的虚假信息传播?命运共同体如何提升心理素质和筑牢共同体意识?

   面对“网络病毒”的迅速传播,与面对“新冠病毒”差异很大。人类毕竟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瘟疫,在整个近代历史进程中,人类经历了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戴蒙德,2014,p192)。而“新冠病毒”与“网络病毒”同时高速传播前所未有,人的身体和心理同时遭受传染和侵害。

   “网络病毒”的传播起因于网络的扁平化结构,“如果在一个等级化、自上而下的网络中,在水平的同级之间的联系被禁止的情况下,它就不一定传播得如此广泛和迅速了”(弗格森,2020,p8)。换一个角度讲,在一个扁平化的网络传播系统中,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会出现失灵,这也是疫情期间如此多的“网络病毒”传播而无法制止的原因。

面对“网络病毒”,人类尽管进行了阻断但是效果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更没有开发出能够抵御它们的“心理疫苗”,这不是说,人们对此没有考虑,有远见的思想家已经以自己的思想穿透力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沃森就认为,需要通过把互联网信息系统化和知识化来抵御碎片化信息带来的社会问题,大量互联网信息来自千千万万自媒体,未经任何提炼、筛选、归纳,纷繁复杂,大部分还不能称之为系统的知识(沃森,2019,p4)。这就是说,要通过开发作为“心理疫苗”的系统知识来阻断虚假信息的传播,互联网这种扁平化的网络系统与等级制的治理系统之间会产生某种程度的不一致,尽管等级制治理模式与网络式治理模式之间可以互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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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导报 2020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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