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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奥·泰洛: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更新时间:2020-10-21 21:42:37
作者: 马里奥·泰洛  

   内容提要: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关键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葛兰西思想/新多边主义/“超越国家的治理”

   作者简介:马里奥·泰洛,比利时皇家科学院院士,比利时自由大学让·莫内讲席教授。

   译者:肖莹莹,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赵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一、引言

   在欧盟学者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贡献背后,最新的历史和实践背景是过去70年中欧洲国家以和平民主方式协调此前的敌对国之间关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当然,其哲学和意识形态背景在历史上更为久远。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在两百年前就提出,一些历史事件势必具有哲学意义和影响,比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可以断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就是此类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这些关键节点会影响制度的发展和结果。理论研究应当关注其背后的意义。

   本文将关注欧洲一体化对“新多边主义”这一概念的意义,包括其对“全球治理”“全球公共产品”“主权”“权力”“合法性”等重要理论概念的影响。贯穿欧洲研究议程的一条主线是: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创新性是否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范式?这一问题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我们需要开展比较研究,验证欧洲邻国之间的地区一体化进程是否超越了现实主义范式确定的国际无政府状态。第二,需要验证这是孤立的个案还是每个大陆都会出现的地区合作/一体化总趋势的一部分?21世纪是否会比20世纪见证更多的这种情况?第三,我们需要将围绕国际事务的复杂而多层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展开的实证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这种制度化即将被大国逻辑(比如美国和俄罗斯)弱化或者阻止、碎片化和工具化吗?这种制度化会被强化到足以影响成员国行为的程度吗?欧洲地区主义的理论研究议程是介于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和带有幻想性的后威斯特伐利亚全球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欧洲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都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性研究议程可能带来一些潜在影响,包括给中欧知识界共同的、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入意义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研究议程输入信息,超越固有的现实主义遗留问题和世界主义的乌托邦。

   二、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多种背景

   欧洲政治思想既包括出现于15-17世纪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早期理论,代表人物是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让·博丹(Jean Bodin)和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也包括三种超出国家间范式(被定义为威斯特伐利亚范式)的理论,即现代基督教思想、最开放的自由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改良后的遗产。

   由极端民族主义挑起的两次世界大战导致8000万民众死亡,各国经济社会遭到大规模破坏,也使得欧洲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相较于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相对衰落,美苏也是其后发生的冷战的主角。这点可以解释为何近年来尽管极右运动再生和复兴,但民族主义式的强化主权的理论依然要比以前弱得多,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以和平和民主方式实现的成功故事有力加强了反民族主义理论的力量。前文提及的三种反主权主义思潮(anti-sovereignist streams)给国际关系理论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三者常常相互对立,自由主义反对基督教思想,并且二者都反对社会主义。但过去70年的特点却是,这三种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融合,并且能够应对民族主义、主权主义、排外性政治思潮的复兴带来的挑战。当前的形势仍旧不明朗,一方面是建立在欧洲统一基础上、与和平和协作相关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创新的主流趋势,另一方面是令人担忧但仍属于非主流的右翼民粹主义。

   (一)基督教传统的优点和矛盾之处

   国际关系领域的基督教思想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共和国在国内不宽容对待犹太人和宗教少数派,在国外曾侵略伊斯兰国家。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在历史上首次界定了正义战争的条件:反对占领的防御性质的战争、对武装进攻的适当反应以及为了正义的目的。基于阿奎那的说法,天主教教皇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并称之为“无用的杀戮”,其继任者庇护十二世(Pius XII)对欧洲一体化表示赞赏,认为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背景下出现的不同于美国模式的一种新型的社会模式,同时欧洲一体化也是国际和平政策协调的结果。方济各教皇(Pope Francis)在他的通谕《赞美你》(Laudato Si)中支持欧洲和全球各方力量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公平的全球治理做出的承诺。

   但在约翰·保罗二世(John Paul II)担任教皇时期,关于“基督教的欧盟”的模糊残留使得关于欧洲是一个基督教俱乐部的传统观念回流,在波兰的支持下,保罗二世反对土耳其加入欧盟;然而,这一回潮在2007年的《里斯本条约》发布后遭到挫败,《里斯本条约》前言将基督教列为欧洲身份的多个来源之一,而非唯一来源。不过在此条约中,德国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成功地提议加入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当然,这也是融合了曾任法国和欧盟领导人的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基督教工会以及德国的奥尔多自由主义观点的结果。

   进一步的问题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基督教的遗产会冲击欧盟的国际身份吗?基督教的奥尔多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由瓦尔特·欧肯(Walter Euchen)提出与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经济自由主义相对立。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合作的德国领导人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和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uble)在2010-2016年的艰难时刻正是借鉴和采用了前一种理论来应对欧元区危机。教皇方济各(Jorge Mario Bergoglio)对难民潮和移民潮持开放态度,他赞成通过深化欧盟一体化来应对来自民族主义的威胁,但他的这一愿景遭到持另类、保守、偏狭、反移民理念的主权主义者的反对,不过后者依然是少数派,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结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总之,即使遭到质疑,基督教的和平主义和开放且稳固的传统依然支持欧洲一体化和将欧洲建设为一个去军事化的“民事力量”的进程。

   (二)没有政治操纵的自由哲学

   意大利的阿尔提艾罗·斯皮内利(Altiero Spinelli)、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ee)和诺贝尔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贝弗里奇勋爵(Lord Beveridge),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Paul Henri Spaak)等都是关于统一欧洲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创始者,这其中的自由主义理念包括有关国际权力(international power)的新观点,它实际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虽然凯恩斯最先在理论上提出经济一体化是促进国际和平的路径之一,但斯巴克、博比奥和斯皮内利则在实践中共同认可欧洲联盟是建立全球制度化和平的第一步和驱动力。

   但是,必须将作为自由和民主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同作为重要意识形态或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照搬1776年美国费城会议《独立宣言》的遗产,特别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的愿景,以之作为欧洲政治统一的模板。但大多数政治学家都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想,在欧洲引进美国的联邦模式是不可能的。欧洲政治联盟正在朝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它最终将不会演化为“欧洲合众国”,而是形成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极为特别的政治结构,它会更接近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关于联邦和联邦结合的思想:在德语中,它是Staaten-Bund(邦联),而不是Bundesstaat(联邦)。

   另一方面,自由主义政治传统的问题是如何使自己免受大西洋两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相互依赖的影响。就政治方面而言,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等英国学派代表人物的支持下,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强调西方同盟是平衡苏联核威胁的必要工具,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但当下冷战已经终结,俄罗斯不再是核威胁,所以实际上可以将理想的自由主义与美国霸权的“西方思维”区别开来。统一的大西方的观念已经不像冷战时期那样必要。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把作为民主、人权和自由哲学的自由主义同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就经济方面而言,纯粹的自由主义经济正统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被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的“芝加哥男孩”复兴为“新自由主义”,直到现在它在经济思想领域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将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混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许多学者还经常混淆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意思是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其象征就是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力: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信奉这两位思想家的理论,实施保守的放松管制政策,摧毁了原有的福利国家体系。尽管放松管制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为基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9年的“华盛顿共识”为象征)同欧洲以规则为基础和制度化的全球治理(建立在康德的自由主义哲学基础上)不会相互混淆,但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概念却仍旧被混为一谈。后美国、后霸权主义和后新自由主义的多边主义是否也意味着哲学意义上的“后自由主义”?或者忽视构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否与新自由主义和/或与当前的保护主义一致,并且都与政治自由主义相矛盾?美国将自由主义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路径看起来会不可逆转地走向衰落。美国霸权衰落的结构性和长期性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对传统上的三边治理进行复兴和安全化,但这一代表性做法——只与朋友做买卖,被实践证明只是一种幻想。特朗普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越来越明显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民族主义从哲学和政治意义(国内的自由民主和国际的规则治理)来看,都违背了自由主义。正如阎学通基于大量西方文献所指出的,美国的道德权威因其对与自己的同盟国一起建立的国际规则有失尊重而遭到削弱,处于危险之中。但欧洲的思想界却正在寻求与其他理论思潮的融合和对话,以捍卫建立在多边规则基础之上的治理。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是两种现象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发生新的“大转型”;二是自由秩序最好的一面出现危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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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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