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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凌楠:梁启超与20世纪前期社会阶级话语的流行

更新时间:2020-10-17 09:42:22
作者: 蒋凌楠  

   摘    要:

   中世纪西欧旧制度下的等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阶级”的译名传入。中西对比之下,梁启超始终判断中国无此“阶级”制度,肯定中国传统社会流动性优于他国。民初政治失败,促使他反思“阶级”的缺失可能导致议会基础不稳。20世纪20年代,随着“五四”社会意识萌发与社会主义讨论的展开,“社会阶级”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分析工具,普遍受到知识人重视。梁氏进一步辨析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甚至创制新名词,来阐发中国适用性问题。梁启超“阶级”更近西欧社会主义者的思路,饱含现实关怀,客观上促成了这一模糊概念的广泛流行。

   关键词:阶级; 梁启超; 有枪阶级; 无业阶级;

  

   进入20世纪,近代中国渐趋新潮、求道于西的心态合流。1民国思想界的关键问题变为如何理解西方的新,如何反观中国的旧,思想分歧皆源于此。作为近代思想史上的关键人物,梁启超始终是绕不过的话题。2清末“弄潮儿”进入民国后,梁启超经历了声望式微的过程,但他对于新思潮、新名词的反应,仍是灵活运用又有重心延续的。

   在“阶级”概念早期传播的过程中,梁启超的位置颇为特别。19世纪末随着新学传入,西方社会主义学说中的社会阶级问题,曾是旅日政治家、知识人热衷讨论的议题。3民国初年,社会主义再度兴起热潮,阶级问题引几度争论。所谓“五四时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斗争”。4梁氏从清末旅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旅欧,思想几经转变,但一直关注并参与社会主义思想论争。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不是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宣传者,却是社会主义最初的接受者与客观上的传播者。本文考察梁启超对早期流行的“阶级”概念以及不断嬗变的新思潮之理解与回应,进而讨论“阶级”这类社会主义新概念在民国思想界的演变特点。5

  

   一 西欧等级制话语波及下的阶级革命观

  

   梁启超最初理解的“阶级”概念,是西欧旧制度里的等级(estates),即他常说的贵族制度。追溯西方“阶级”概念的前史,其社会现实来源是中世纪的等级制。6王权与教权斗争后形成的等级君主制(estates of the realm),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僧侣(祈祷者)、贵族(战斗者)与劳动者三种等级秩序。等级制在15至17世纪的欧洲普遍存在,最明显表现在分等级的国家会议上。托克维尔称这一特点为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中的“惊人相似之处”,甚至俄国16—17世纪也存在过三或四等级的缙绅会议。7

   中世纪等级制对近代史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沿袭传统的社会等级,有序发展出了近代议政形式,扩大了政治基础。在政治生活中三个等级的权利和义务有所不同,却享有一个集中表现的机会——国王召开的等级会议。虽然形式偶有不同,西欧议会传统由此而来,如英国神职人员与贵族合并的上议院与平民组成的下议院。这是社会分层与秩序关系的一面。另一方面,激进的革命思想以推翻固化的等级制为号召。如法国等级制的矛盾引燃了大革命的火药桶。法国“第三等级”(Tiers état)挣脱了旧制度的束缚,成了近代革命的遗产之一。这是近代平等风气波及的一面。

   近代以来日本翻译的西欧近代史书籍中,旧制度的“等级”(état/ estate)全部被翻译为“階級”,直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仍在使用。8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的传播途径依赖日本。这直接造成了梁启超最初理解的“阶级”概念,是充满西欧历史色彩的等级制标志。梁启超进而结合其对欧洲史的理解,认为阶级是西欧旧制度的产物,是身份等级制的桎梏,在近代革命中逐渐被铲除。“欧洲自今世纪以来,学理大昌,天赋人权平等同胞之声,遍满全洲,于是分国民为数等阶级之风渐息矣。”9

   同时, “阶级”概念内涵还随着西方社会主义发展而变化。社会阶级问题滑向革命,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正经历的路径。据此,梁启超将“贵贱阶级”与“贫富阶级”视为相继革命的目标。“自十九世纪初元产业革命以来,富殖之分配愈失平衡,前此贵贱之阶级方除,而后此贫富之阶级旋起。”10贵贱、贫富,可以造成社会等差的政治经济因素,都被看作“阶级”的分化时代。

   梁启超的观点在趋新知识界中并不孤立。19、20世纪之交,旅日知识界流行的“欧洲近世史”论述,把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西欧变革视为同时铲除君主专制和社会阶级两大障碍的平民政治范例。如旅日学生刊物《江苏》称:“经法兰西三次革命之震荡之洗刷,风潮所遍轰动全欧,自由钟振而专制之妖氛灭绝,平等旗张而阶级之毒焰扫清,所谓平民政治者,乃大出现于十九世纪。”111903年翻译出版的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详介欧美社会主义流派,开篇从法国革命改革社会之作用讲起:“铲除君主之尊严,打破贵族之阶级,绝灭僧侣之特权,各国效之,而求改革社会之策。”“于是于‘不公平’、‘不平等’、‘专制’、‘压抑’等,皆讳言之,一洗旧来之面目,而高唱民权。”“其所主张者,凡平民与其余之人民,皆得享有自由平等之权利,摆脱旧来专制之习惯,而求政治上自由平等之真理。”“四民平等,无有阶级”这一口号。12一直影响着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社会革命思想。日本武家社会传统,等级“身分”固化严重,明治维新在“四民平等”的观念主导下,逐渐瓦解身份制度。但西方的自由平等浪潮相较下,社会不平等问题一直是相继的自由民权运动、社会主义的关注。到1902年,幸德秋水还在反问:“在维新革命中宣称的四民平等,实际上打破了有害的阶级了吗?” 13

   “四民平等、破除阶级”从日本传入,成为清末革命思想的共同源泉,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如革命派所论,“国民”的概念内涵之一就是“平等”。1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起草时,第二章“人民”第一条就是:“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其后的民国约法也保留了这样的用语。15而这一用语表达的是西欧—日本传来的传统社会等级制之义。

   西欧等级制度与大革命的关系,长久地刺激着20世纪中国革命。16即便脱离了直接转译日本新名词,民国时期中国人在汲取大革命平等精神给养时,依然忘不了“阶级”的西欧历史背景。如1924年中学教科书论大革命起因:“贵族教士又借其向有之特权,占有全国土地大半而不负纳税义务。第三阶级之平民,既不堪国王及贵族教士之横征暴敛,而各地饥荒迭至,颠沛又无所告诉。”17

  

   二 中国绝无欧式“阶级”制度

  

   基于以上对西方阶级概念的认识,梁启超反观中国,明确称中国自古无阶级。

   1906年《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之时,梁启超就提到,中国与西欧社会制度有差异,无需经历西欧革命。当时有言:“彼贫富悬隔之现象,自工业革命前而既植其基,及工业革命以后,则其基益固,其程度显著云耳。”相反,“我国现时之经济社会组织,与欧洲工业革命之组织则既有异,中产之家多,而特别豪富之家少”。18当时梁启超所理解的西方社会主义,重在纠正社会制度之流弊,而他认定中国无此弊。

   当他看待中西社会时,“阶级”概念成为一个有数的比较标尺。在梁氏看来,中国与欧洲国体两大相异点之一,就在“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中国可谓之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而且“我中国则历古以来,此风不盛,自汉以后,尤绝无之”。19

   中国没有贵族身份,科举制与官阶流动性都优于他国。20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文明进化的表现。

   无阶级之国民,一般享受幸福,固为文明进化之以一征验矣。

   有阶级之民,比于无阶级之民,则无阶级者为优,此天下之所共认也。然则我中国之进化,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21

   梁论笔端常带感情,特别在涉及救亡主题之时,中国文明优越论往往被夸大。他另有《中国与土耳其之异》一文,反驳外人将中国与土耳其悲剧命运并论。其中,梁启超也提到土耳其“以行极端阶级制度故”,职业都以民族区分;而“我国则绝无阶级,士农工商,同为国之齐民,而勤敏质朴之风冠万国,在生计界实具有最优胜之能力”。22

   这种“中国社会之优越在无阶级”的看法,在中西思想碰撞的20世纪初几番出现。在康有为那里,孔子创立了中国无阶级的平等制度,早于欧洲,强过印度。“自孔子创平等之义,明一统以去封建,讥世卿以去世官,授田制以去奴隶,作春秋立宪以限君权,不自尊其徒属而去大僧,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无阶级之害。此真孔子非常之大功也,盖先欧洲二千年行之,中国之强盛过于印度,皆由于此。”他甚至断言,“中国有一事过于大地者,其为寡阶级乎?”23

   然而,任公在亲身感受民初政治失败之后,自我超越了这种优越论调,反身总结西欧“阶级”制度的秩序性与近代过渡优势。西欧近代议会产生过程中,等级制传统确实起到了稳定基础作用。梁启超由此认为中国行议会制度不成功,缘于社会无阶级之分。他认为中国人在议院中的斗争,不是为了阶级利益,而是派系倾轧。24

   近世代议制度之建立,实以阶级精神为中坚。既未能发明更优于代议制度之政制,而我以绝无阶级根据之国,向人效颦,势必以失败终了。

   阶级之为物,实为人类进化不可缺之一工具,我国民以绝无阶级故,全国成为平面的,反散漫而末由抟捖。25

   对议会制评价的背后,是梁启超开始转向重视精英政治。他观察雅典、罗马到近代英美的历史,得出结论:“国中须有中坚之阶级”,是“行多数政治而能善其治者”不可缺之第一要素。多数政治的形式,实质上必由少数精英阶级主导的政治发展而来。关于“中坚之阶级”,他解释道:“所谓阶级者,非必如印度之喀私德,如埃及之毗卢,严辨等威,沟绝不相通也;要之,必有少数优异名贵之辈常为多数国民所敬仰矜式,然后其言足以为重于天下,而有力之舆论出焉。夫有力之舆论实多数政治成立之大原也。” 26这时,梁启超对“阶级”分层特别是精英群体的存在,已经有了歆慕之意。平等有其限度,阶级非皆负面,有了这一认识,梁启超才得以开始新的政治形式与社会分析讨论。

  

   三 “有枪阶级”引发的“无处不阶级”

  

   19、20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尚处于与传统的碰撞、结合期。十几年间社会主义传播之速,到了“五四”时期新思潮新概念内涵全然翻新。随着社会学的知识体系、思想资源传入,以社会科学思维方式解决中国问题,成为“五四”思想转折的重要内容。27“阶级”明确作为一个社会分析工具概念,重新闯入中国知识界眼帘。

   梁启超也经历了欧游的新思考,对西欧社会主义、中国固有制度特殊性,都做出了新情势下的新表达。梁启超明晰地看到,20年代新兴名词“阶级”已非彼时的概念,因而先对“阶级”的政治、经济领域做了区分,拉开了对中国社会结构分析的讨论大幕:

   现代新阶级发生,全以“生计的”地位为分野。前此之血族的、宗教的阶级,已成陈迹。我国民虽未受旧阶级之毒,然今后新阶级之发生,终不能免。28

   照此理解,“旧阶级”在中国没有,“生计的地位”的“新阶级”也尚未发生。那么,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要怎样理解?梁启超索性利用“阶级”概念工具,分析社会分层,创制了脍炙人口的“有枪阶级与无枪阶级”之说。

如果说20世纪初与《民报》论战时,梁启超对社会主义只是初识门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heyuan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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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林. 2020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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